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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归乡时，柳贺亲自上门去劝张居正，以实际行动告知天子孝义为天。
而那些不敢劝说张居正的人，却暗暗通过宫中内侍，在天子面前说了张居正许多坏话。
天子的确厌烦了张居正的管教，然而他毕竟年轻，也不喜那些阴私告密之事，若有异议，堂堂正正说出来便是，难道他会置之不理吗？
无论柳贺教书的本事如何，做人的学问他却都一点一滴教给了天子。
讲完《资治通鉴》中的内容，天子用了些糕饼，之后便与柳贺论起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其人，日讲中对天子的授课内容有明确限制，不过张居正毕竟回了老家，天子也就稍稍放纵了一些。
史书上对王安石是持否定的态度，不过作为日讲官，柳贺通常不会很直白地评判前朝某位官员，而是希望天子自身能细细思索。
王安石用青苗法，北宋国库的确充盈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朕听闻，张先生清丈过田亩后，也将如王临川般改田税之法，然田税难改，自古已有之，柳先生如实与朕说，若是用了张先生这法，民真能得其利吗？”
自柳贺回京后，天子所问便一日比一日
实际，柳贺不知天子在别的日讲官面前是否如此，但在他面前，天子一直很敢问。
对于这个问题，柳贺的回答反倒迂回了。
他举了自己在扬州知府任上的例子，讲富绅是如何骗取百姓田地的，又讲百姓是如何将自家田亩投寄，以获得免税之权的，无论富绅与百姓做了什么，他们唯一的意图是吞并国家的土地，或是躲过应交的田税。
“因而臣觉得，恩师之法必然反对者众多，且百姓究竟能否得利，还需看地方。”柳贺道，“陛下可知，臣至扬州府时，最难的是何事？”
“何事？”天子对此颇为好奇，他在宫中并不常接触民间的事，即便有，官员们汇报给他的也往往是好事，是祥瑞。
“用人。”柳贺道，“尤其是与百姓相关的事务，臣常觉得不解。”
他是正经的科举出身，在翰林院中接触的是大明朝最清贵、最聪明的一群人，即便后世批判科举误事，然而它所误的不过是将大明朝的好男儿都压在对四书五经的揣摩上，科举一途的成功者绝不痴傻。
因而到了地方，吏员们办事效率可谓极低，又养成了雁过拔毛的习性，一件事自府衙出是一副模样，实际办事时又是另一副模样。
柳贺的意思是，一条鞭法本身并非坏法，但这世间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