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龄失业女青年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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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发生，没有什么东西会被改变，什么都没有。在别人眼里的闲适与平静，却让我无比沮丧。

原来我曾是如此地依赖忙碌，因为忙碌使我得以回避自己，忙碌使得一切的情绪都有理由，一切抱怨都十分正当。恐惧与悲伤，凉薄与刻薄，跟失业有关，跟失恋有关，跟服务员的态度有关，跟国家的制度有关，跟人口密度有关，跟大气质量有关，跟地球磁极有关，反正就是与“我”无关，“我”在忙碌中是安全的。

当然，我也学会了自我检视与批判，时而自认愚蠢，时而自觉崇高。给自己贴上灵性追求者的标签，我开始制造另一种忙，用更为高远的意义与更伟大的目标来逃避眼下的痛苦与困惑。我学会了很多宗教词汇，用来解释自己的现状，出离、不执着、放下……我让自己看上去悲壮又庄严，脱俗又寂寞。但其实我需要的不是解释现状，我需要的是如实地与现状相对。

如果就让悲伤和恐惧蔓延，会不会是更勇敢的做法？不转身，不逃跑，盯着它，看看接下来还能怎么样。是的，这是我的第一次“高峰体验”，第一次勇敢地、如实地面对自己的失望与难堪，而不是去寻找失望的原因，不试图结束失望，只是与失望本身面对面。

我发觉我当时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对金钱的贫乏感——并不是因为生活在北京，却一个星期只能花一百块钱的生存大挑战，而是当时的我，既对谋取世俗生活的能力产生自我怀疑，又对舍弃世俗生活、求取心灵成长的决心产生自我怀疑。既需要金钱支持，又对自己的这种需要感到羞耻。身体里的“超我”说钱根本不是问题，“本我”却说没钱才是问题。贫乏感，远比贫乏本身更具伤害性，就像饿鬼道现前。在旧的生命局限与新的生命愿力之间，我觉得自己正在独自穿越“自我”的大峡谷，两岸唯有险峻，进退维艰。

那个时候，每天在脑海中聒噪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如同禅师要参的话头，只有提问，没有答案。直到有一天，当我坐在餐桌前，阳光一如既往地、明晃晃地让房间的每个角落都袒露而鲜明，包括我自己；风一如既往地灌进来，灰尘被扬起，在光里回旋，等待着被沾染，在我的里面，也有沉疴泛起。恍然间，那个追问的声音变了，她不再问我“怎么办？”她这次问的是“会怎样？假如你变得很有钱，你会怎样？假如你没有了一切的忧虑与困境，你会怎样？”我被自己问得错愕。

直到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即使那个时刻已经过去了六年之久，即使这六年之中生活的变化让人始料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