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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的几篇文字，都是抗战前发表的，是着者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批评。抗战开始以后，着者对中国文化的意义虽不免有新的探讨，旧日的见解大体上却未变更。但前此的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对于中华民族的坚强生命力，只略为提及，并未特辟一篇去解释，因为夸大的文章历来很多，无需再加一人去凑热闹。但抗战开始以后，这种缄默已不能继续维持了。《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就是抗战半年后，着者于民国二十七年元旦后一星期所作。主题是解释此次抗战的意义与士兵之所以英勇；若与上编《中国的家族》“篇互相参照，就可明白此次的惊人抗战绝非偶然，乃是二千年前大汉帝国人口政策的成功与二千年来南方新天地的建设所赐予的。这两个特殊情形，是我们在所有的古老民族中所独有的，也是我们虽老而仍富有朝气的基本原因。
除论抗战英勇的主题外，该篇也附带提到后方人士，尤其智识阶级的太不争气。当时作者身在长沙，深感后方景象的使人啼笑皆非。时至今日，重印合刊时，此种附论似可删去。但当合刊工作的开始整理期间（民国二十七年十月），恰值昆明初遭敌机轰炸，一般的动态又与年前的长沙如出一辙。素日领受微薄薪饷并被人轻视的大兵，在前方喋血抵抗；而处在安全的后方，多年享受国家的高位厚禄，承受社会的推崇尊敬的自命优秀分子，反倒庸人自扰，仍要向自认为尤其安全的地带逃难，还能硬着面皮，以残废老弱自居，而美其名曰“疏散”——凡略有自觉心的人，对此能不太感难堪？此种行动，无论平日如何善于自辩自解的人，午夜扪心自问，恐怕也难否认为尸位素餐吧！难道向日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对于生死的意义与价值，也无半点了解？生，固然可贵；但是不惜任何代价以求苟生，还不如死！士兵的英勇，真可谓非常而可钦；后方有责者的狂逃，实在是反常而可耻。负有军事政治责任的人，当然不必说。就是负有与军政无直接关系的职责者，除非所在地于最近的将来有沦为战区的危险，都不当逃避。至以昆明而论，若到这个最后方的都市也将沦为战区的时候，中国就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到那时，残余的士兵或者仍可去作游击队；一般胆小如鼠的优秀分子，救得个人的一条残生，不知尚有何用？此次抗战真有神怪小说中照妖镜的作用。各种平日善于变化善于掩饰的人物，在强烈的光照磨炼之下，都不得不就地一滚，原形出现；而平日许多好似庸碌呆板的圆颅方趾动物，至此倒证明是十足兑现的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