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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循。毛主席逝世前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什么也没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这改变应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称被塑造的人中的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也许我笔力不到,使这些人物面目不清,另外我也把中国读书人估计过高了,所以闹出一些指鹿为马的笑话。写小说的人最后要跳出来告白自己的本意,这也是小说的失败。一想到我们彼此永远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这一宿命,这种告白也是多余的。两害相权,和所谓“京味儿”比,还是叫“痞子”吧。
<h4>
五</h4>
有一个家伙对我转述另一个家伙的评价,说我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跳蚤,只可惜没能跳得更高。这厮言下很有些看客的失落。我比较挑衅的回答是:你也就配看跳到这么高的东西。比较厚道的回答是:又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后边还有更好的,跳得更高的。用瓦尔特的话说: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临到世纪末,新时期以来蹦跶得比较欢的跳蚤们都有些力不从心的样子。坚持在原地起跳的老腕儿们越跳越难看。紧接上场的新秀也是一蟹不如一蟹,与其说是蹦不如说是横行。报刊上不见新鲜的欢呼,更多的是对一些迟暮美人过气英雄充满同情的探访。一个热闹的时代行将过去。打扫战场,只拾得这一本集子还名其曰精华我也惭愧。中国人艺术生命之短和繁殖力之低常令我自作多情地感叹。感叹之余也不复有当年的雄心。最近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予理睬,不给机会。这话很豪迈很自信,不知是否代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风气,愿与广大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