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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乱吹牛，碰上难事从不跟家里诉苦，既怕家里着急，也是自己炫耀。可一旦有了好事，比如找到体面的工作，挣到较高的工资，包括又跟着老板上哪家饭店吃饭去了，等等，她都要迫不及待地报告回家，家里人准以为她在北京就算不能呼风唤雨，至少也是如鱼得水了呢。
但她还是马上回应了姐夫的要求，她说：大姐得了什么病啊？要是仙泉治不好，那就赶快来北京吧。但是，来北京又该去哪里治，治得好还是治不好，治病要花多少钱，姐夫现在还有钱吗，这些应该问的话她全没问。她那一刻只是太心疼大姐了，太想见到大姐了。
一周之后大姐真来了，优优参加工作三个月第一回请了假，赶到车站去接他们。大姐让姐夫搀扶着走出车厢时，几乎把优优吓坏了。她没想到大姐变成这样了，这样瘦弱，这样苍白，眼眶也泛着黑圈，连声音都没有亮音了。
在人流如潮的站台上，优优抱住大姐哭起来。大姐也哭起来。姐夫手提肩背大大小小好几个箱包旅行袋，像是彻底把家搬过来。
他站在她们身边哑声问：“优优，咱们去哪里？”
姐夫的问话让优优马上把眼泪止住了，让她意识到自己此时是主人，他们是投奔她来的，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的。不要说没见过世面的大姐了，就是精明能干的姐夫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北京。
优优帮姐夫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搀着大姐走出了火车站。她能带他们去的地方，只有她的那间阴暗发臭的旅店。尽管她在旅店里给姐姐姐夫租下了一间略大一点的房子，但从姐夫的表情上看，还是能看出他对这个居住条件的失望和不满。
就是这个房间，优优也只付了四天租金。
优优甚至想，要是姐夫的电话早来一天的话，她也许就不把那一千块钱借给德子了。如果她手里还有这一千块钱，大姐治病的事总能有个安排。
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在我对优优后来的访谈当中，我的确发现优优有时死要脸面，她不太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向别人倾诉，自己再难也不愿拒绝别人求助。她这样大包大揽地把大姐夫妇接到北京，安顿住下后又带他们出去吃饭，再然后，再然后她该怎么办？
她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和大姐团圆的这餐晚饭差不多吃光了优优钱包里最后的钱。大姐帮着她把残汤剩菜打了包，打包的时候她侧眼看姐夫，姐夫在一边低头抽香烟。
优优开口问：“姐夫，我大姐这个病，好治不好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