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妖们唱的是什么歌，当阿基里斯隐身于女人中，他使用的是什么名字，尽管这都是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但也并非不能猜想。
——托马斯·布朗爵士
被论述为具有分析性的心理特征，其自身很难被分析。我们只感受到心理特征带来的效果。除此，我们还知道，在过度拥有这些心理特征的情况下，它们对其主体而言，总是一种最为活跃的快乐源泉。正如一个健壮的男人为他的体能感到自豪，很乐于做那些肌肉运动，善分析者也为这样的心理活动而骄傲。他甚至能从最琐碎的活动中获取快乐，如果这些活动能使他的才华得以体现。他喜欢神秘的谜、费解的难题、象形文字；在他对此的一一破解中，展示出在常人看来具有超自然性的某种智慧。事实上，他的这些由方法所特有的实质和精髓而给予的解答，完全是一种直觉。
数学研究也许能有效地增强解决问题的才能，尤其在数学最高深的学科分支中；不公平的是，仅仅由于其逆向运算能力，这种学科分支，就似乎显得非常出类拔萃，被称为解析学。不过计算在本质上并不是分析。例如，一个象棋手算棋时就无须分析。这表明，象棋在对心理特点产生作用方面，是很被误解的。我并不是在写论文，只是想通过非常随意的观察来进行某种特殊的开场白；因此，我趁此机会声明一下，深思熟虑在朴实的国际跳棋中要比在所有精巧轻薄的象棋中更能果断而有效地得以运用。在后者中，各个棋子都有不同的、怪异的走法，并有各种不定的价值，这仅仅只是复杂，却被误认为(错误并不少见)是深刻。此间，需要凝神静气，稍不留神，就会疏忽，会导致损伤或失败。可走的棋步不仅是多样的，而且错综复杂，这样的疏忽几率就很大；下象棋时，十有八九是更为专心的、而不是更为敏锐的棋手胜出。反之，在国际跳棋中，棋步是唯一的，几乎没有变化，粗心的可能性就降低了，纯粹的专心就相对不太起作用，棋手赢棋就更取决于哪方具有较高一筹的敏锐。为了减少抽象性，让我们以一场跳棋比赛为假设，双方棋子只剩有四个国王，当然了，也不出现疏忽的情况。很显然，胜利只取决于(棋手是势均力敌的)某种妙招，那是对智力有效运用的结果。在一般棋招已然无效的情况下，分析者就投身于对对手的心理分析中，于此验明自己的观点，他往往发现，只一瞥，就能找到那些唯一的方法(有时候，很荒唐的是，实际只是些非常简单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对方也许就误入歧途，或是草率地做出错误判断。
长期以来，惠斯特牌[1]因其对计算能力产生影响而负有盛名；人们认为具有最高深智慧的人显然会对此牌有着解释不清的爱好，并且，他们避开象棋，觉得它肤浅。毋庸置疑，在此类游戏中没有什么能比玩惠斯特更需要分析能力。基督教世界中最优秀的象棋手也许只不过是最好的象棋手；但是对惠斯特牌的精通却意味着具备了在所有那些更重要的工作中的成功能力，这些工作是脑力之间的竞争。我所说的精通，是指在比赛中的一种完美，这完美包括对所有信息的领会，从而获得合理有效的优势。这些领会不仅具有多种性，而且形式多样，常常存在于思想深处，不是常人智力所能企及的。专心观察意味着要清晰地记忆；因此，迄今，只要纸牌游戏规则(它们本身是建立在纯粹的游戏机制的基础上)能被充分和总体地理解，那么专心的象棋手都擅长玩惠斯特牌。因此，具备持久的记忆力，并依照“惯例”，就通常被认为拥有了擅长此道的资本。但是，在纯粹规则之外，就需要运用分析者的技巧了。他会静静地作一系列的观察和推论。因此，或许他的同伙也如此；他们所获取信息的不同，更多是取决于观察的细致，而非推论的正确性。关键在于观察什么。棋手根本不限制自己；也不因为游戏是目的，就拒绝从游戏之外的事物中进行推论。他观察同伙的表情，细心地把它与每个对手进行比较。他留心洗牌时每只手的动作；经常通过持牌者看每张牌的眼光，猜测算计一张张王牌和大牌。在游戏的发展中，他注意着脸部的每一个变化，从确定、惊讶、胜利，或是苦恼的表情变化中汲取信息。他从对手收拢赢牌的方式判断收牌人是否会再赢同样花色的牌。从牌被掷向桌子的气势中，他辨别得出什么是虚招。一个随意或粗心的词，一张偶然掉落或翻转的牌，以及牌被暴露后伴随而来的焦虑或是无所谓，计点赢牌的墩数以及那几墩牌的摆法，还有期间的尴尬、犹豫、急切、或是颤抖——所有这些，都把对真实情况的暗示提供给了他看似直觉性的感知。两三个回合之后，他对大局了如指掌，于是就精确恰当地把自己的牌放出，好像其他参与者都已彻底现形似的。
分析能力不能和单纯的机灵相混淆；因为分析者必须要机灵，而机灵的人往往对分析非常不在行。那种推断或归纳能力，通常表现为机灵，而且颅相学者(错误地)把其归结为是因为一种个别器官，并推测它是一种原始能力，在那些智力在其他方面濒临白痴状态的人身上尤为多见，因此，这些人吸引了心理学者的普遍关注。事实上，在机灵和分析能力之间存在着的区别，远比幻想和想象之间的要大，但是有一个特征又十分相似。实际上，人们会发现，机灵的人往往是好幻想的，而真正富有想象力的人常常又是有分析能力的。
以下的叙述对读者而言，多少是对刚才所提出的命题予以评说。
一八××年的整个春天和部分的夏季，我居住在巴黎，在那里，我和C·奥古斯特·杜潘先生相识了。这个年轻的绅士来自一个高雅，事实上是显赫的家族。但是，由于各种不幸事件，这个家族没落到如此贫困境地，使他个性中的热情屈服于贫穷之下，他消沉避世，不再对恢复家产有任何兴趣。承蒙他债权人的好意，在他的财产中依然保留着一小部分遗产；而且，根据从中获取的收益，他竭力通过克俭来维持生活的必需，并从来不奢求什么。事实上，书籍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且在巴黎也很容易获得。
我们的初次见面是在蒙马特大街的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在那里，我们碰巧都在寻找同一本非常罕见和著名的著作，这使我们的交流更密切了些。此后，我们频频会面，我对他所详细讲述的那一段琐碎家族史很感兴趣，在叙述中，他有着法国人只要一说起与己有关的话题就放任情感的坦率。我也对他广博的阅读感到很吃惊；而且，尤其是，我觉得自己的灵魂被这狂烈的热情，以及他想象力的生动清新所感染。在巴黎寻找着我所要探询的目标时，我感到此人的社会圈子对我来说是无价的财富；而且我也把这种感受坦白地告诉了他。最终，我们决定，在我逗留于这个城市的这段日子里，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由于我的生计状况多少还不像他那样窘迫，他就答应由我出钱在圣热尔曼区的一个遁世而荒凉的地带租下了一座年代久远的古怪官邸，由于人们的迷信想法，它已经荒芜了很久，摇摇欲坠，我们并没有去打探这个迷信，我花钱将房子装修了一番，使它的风格符合我们共有的古怪和阴郁的脾性。
如果我们在那里的日常生活被世人所知的话，我们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疯子——尽管，或许是那种不会伤害人的疯子。我们彻底与世隔绝，从不见任何人。事实上，我们隐居的地点被我作为秘密小心地保留着，不为自己以往结交的朋友所知；而且，杜潘好多年前就停止了社交，在巴黎一直不为人知。于是我们就生活在只有两个人的世界中。
我的朋友有一种怪异的奇想(我还能称它为其他什么吗？)，他认为夜晚有其自身的魅力，令人着迷；而且，当我进入了这种怪异之中，就像进入了他所有其他的怪念头中，我静静地感受；彻底放弃了自我，把自己交付给他狂野的幻想。那幽暗的神性并不是总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能营造她在的气氛。当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出现时，我们关闭了那座古宅里每一扇厚重的百叶窗；点燃了两根蜡烛，它们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仅仅发出最惨淡与微弱的光线。在烛光中，我们任自己的灵魂沉浸在梦幻中——阅读、写作，或是交谈，直到时钟提醒我们黑暗的真正来临。然后我们走上街头，手拉着手，继续着白天的话题，或者到处漫游着，直到深夜，一边在喧嚣城市的灯影中寻找着精神亢奋的无限性，这种极限只有通过平静的观察才能企及。
在那样的时刻，我禁不住要评论和钦佩(尽管因为他丰富的想象力，我对此已有所准备和期待)杜潘所具备的那种独特的分析能力。他也似乎很热切、愉悦地运用着它——如果这不能完全算作是炫耀的话——并且毫不犹豫地承认从中可以获取快乐。他向我夸耀着，一边低声咯咯地笑，说大多数人在他看来，内心都有窗户，随即他常常说出我当时的所思所想，作为那个论断直接而惊人的证据。此间，他的样子是冷漠而抽象的，目光空洞；而他往日洪亮的男高音则拔高到了一种颤音，若不是他发音时的有意控制和完全的清晰，听上去就会显得很暴躁。当我观察他的这些神态时，我经常会陷入对双心论这一古老的哲学的沉思中，并通过对双重杜潘——富有创造力的他和擅长分析的他的想象来自娱。
请不要根据我前面的话，就以为我是在详细地叙述什么神秘之事，或是在描写什么浪漫的故事。对这个法国人，我所要描述的只不过是一种亢奋的、或许是病态的才智产生的效果，不过我最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在那一时期的观察特点。
有一个晚上，我们在王宫附近沿着一条又脏又长的路漫步走着，两人显然都沉浸在思考中，至少在一刻钟的时间里，我们谁都没说一句话。突然，杜潘冒出了下面这句话：
“他是个小个子家伙，真的，更适合去杂耍剧院。”
“毫无疑问，”我不自觉地回答道，最初并没注意到(我是那么专注于自己的思考)说话人进入我沉思的插话竟如此离奇巧合。我立刻回过神来，并感到一种深深的惊讶。
“杜潘，”我严肃地说，“我没法理解这个，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很吃惊，并且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正在想着——？”我在这里停顿了一下，为了明白无疑地确定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思考的是谁。
“——想着尚蒂耶，”他说，“你为何停下来？你在对自己说他的小身材不适合悲剧。”
这恰好就是我思考的内容。尚蒂耶曾经是圣德尼街的补鞋匠，他疯狂地迷上了舞台剧，想尝试扮演克雷比雍悲剧中的薛西斯[2]，结果弄得声名狼藉，一番苦心却遭受大家的冷嘲热讽。
“看在上帝份上，请告诉我，”我喊道，“这个方法——如果真有方法的话——你是怎么用它来看穿我内心的。”事实上，我甚至比我原本想表示出来的要更为惊讶。
“是那个卖水果的人，”我的朋友回答说，“他使你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即那个修鞋匠没有足够的高度来扮演薛西斯et id genus omne[3]。”
“那水果商！——你可真让我吃惊——我从不认识什么水果商。”
“就是我们走上这条街时那个撞到你身上的人——这可能是一刻钟之前。”
我记起来了，确实有一个水果商，他头顶着一大筐的苹果，在无意中几乎要把我撞倒了，那时我们正从C——街穿过来，走进了这条大街；可是我没法理解这与尚蒂耶有什么关系。
杜潘没有丝毫假充内行的意思。“我会解释的，”他说道，“然后你就会清楚地理解这一切了，我们先要回顾你沉思的过程，从我对你说话开始，直到遭遇那个被提及的水果商。这条链子中各个重要环节是这样排列的——尚蒂耶、猎户星座、尼科尔斯博士、伊壁鸠鲁[4]、石头切割术、街上的石头、水果商。”
很少有人在他们生活中会没有过这样的消遣，即回顾自己的思路是怎样一步步地到达某个特殊结论的。这种推溯充满乐趣；初次尝试的人会对最初的念头和结论之间明显有着无限大的距离和毫不相干感到吃惊。因此，当我听到这个法国人所说的话，就当然感到了惊讶，而且，我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就是事实。他接着又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离开C——街时，我们一直在谈论马。这是我们谈的最后一个话题。当我们走到这条街时，一个水果商头顶着一个大筐，飞快地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把你撞向一堆铺路石上，这些石头堆在正在修建的人行道上。你踩在其中一块乱石上，滑了一下，膝盖轻微扭伤了，你显得有些恼火或是闷闷不乐，嘀咕了一些话，转头看了看那堆石头，然后就沉默向前走。我并不是特别关注你的举动；但是最近，观察已经成了我的一种需要。
“你的目光停留在地面上——带着一种暴躁的情绪注视着道路上的洞眼和车辙，(因此我觉得你依然在想着这些石头，)直到我们到达了那条叫拉马丁的小巷，正试验着把石块交叠铆接起来。那时你的表情开朗起来，而后，我注意到你的嘴唇动了，我可以肯定你在嘟哝着‘石头切割术’这个词，这是一个常运用于这种类型的人行道的术语。我知道当你自言自语地说‘石头切割术’时，你准会想到原子，继而联想起伊壁鸠鲁的理论；接着，由于我们不久前曾谈及这个话题，我还向你说起过这个希腊人的这些模糊猜测在后来的星原学中得到证实，这是如此怪异，却少有人知道。当时我觉得你会忍不住地将目光投向猎户星座的那团大星云，而且我也料到你会这么做。你确实往上看了；于是当时我很肯定自己准确地跟随了你的思维。但是在昨天的《博物馆报》中，那个讽刺家对尚蒂耶进行了尖锐、激烈的长篇攻击性演说，并对这个修鞋匠想凭借着厚底靴改头换面作了一些有失其名誉的影射，并引用了一句拉丁语诗句，我们还经常讨论它，就是这一句话：
Perdidit antiquum litera prima sonum.[5]
我告诉过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它以前被拼作是Urion，而且从某些与此解释有关的言论的尖刻性来看，我意识到你是不会忘掉这事的。很显然，你准会把猎户星座和尚蒂耶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从漫过你嘴唇的微笑中就发现你确实将它们结合了。你想到了那可怜的修鞋匠成了牺牲品。到那时为止，你一直伛偻着身子行走着；但是现在我看到你挺直了身体。因此，我确信你当时是在回想尚蒂耶瘦小的身材。就在这个时候，我打断了你的沉思，告诉你，事实上，他确实是个小个子家伙——即那个尚蒂耶——他更合适去杂耍剧院。”
这以后不久，我们翻阅一本夜版的《法庭公报》，下面的一段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离奇的凶杀——今天凌晨三点钟左右，圣罗克区的居民被一阵持续的凄厉惨叫从睡梦中惊醒，这叫声显然是从摩格街的一幢房子的四楼传出的，据说那里只住着姓莱斯巴拉叶的夫人和她的女儿卡米耶·莱斯巴拉叶小姐。过了一会儿，由于正常途径进入房间的尝试未果，人们用铁撬棍砸开了大门，在两位警察的陪同下，八九个邻居走进屋子。这时，叫声停住了；但是，当这群人冲上一楼楼梯时，他们听到了两三声刺耳的、愤怒的争执声，这声音似乎是从楼上传来的。当人们到达第二层时，这些声音也消失了，一切又变得悄然无声了。人群分散开来，从一个屋子搜寻到另一个屋子。当他们抵达四楼的一个靠后的大套间时，(大家发现大门是反锁着的，钥匙在里面，就奋力推开了它，)里面呈现的景象使在场的每一个人又惊又怕。
“屋子异常凌乱——家具破碎了，散得到处都是。那里只有一个床架；床垫已经被人从床架上移开了，并被扔在地板中央。椅子上放着一把剃刀，那上面血迹斑斑。壁炉上有两三绺又长又密的灰色头发，它们也沾着血，似乎是被连根拔起的。人们在地板上发现了四个拿破仑金币[6]，一个黄玉耳环，三个大银勺，三个小一些的铜匙，以及两个包，里面大约装有四千法郎的金币。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柜子的抽屉都开着，显然是遭受了抢劫，尽管许多东西还留在里面。人们还发现在床垫下(不是在床架下)有一个小小的铁质保险箱。箱子被打开了，钥匙依然在门上面。除了一些旧的信件，以及其他不太重要的文件，别无他物。
“人们没有发现莱斯巴拉叶夫人的踪影；但是在壁炉里有着数量非同寻常的烟灰，于是大家开始搜寻烟囱内部，然后(说出来太可怕了！)发现了莱斯巴拉叶小姐的尸体，她被人们头朝下地拖了出来；尸体是被人用大力推进这狭窄孔隙的，而且被往上推了相当高的一截距离。尸体尚存一丝暖气。经过检查，人们发现皮肤上有多处擦伤，这无疑是因为向上推的猛力，以及后来尸体从烟囱里拉出来时刮擦所致。她脸上有许多严重的抓痕，而且在脖子处有乌黑的瘀伤和深深的指甲凹痕，仿佛死者是被掐死的。
“人们对房间每一部位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没再获得进一步的发现，大家就走进了这幢房子后面的一个铺砌过的小院子，并在那里发现了老夫人的尸体，她的脖子整个被砍了，所以在努力将她抬起时，头掉了下来。她的身体和头部一样，毁坏得非常厉害——前者几乎不成人形了。
“我们相信，至今，对这一可怕的神秘事件，人们还没有任何线索可寻。”
次日的报纸附加了这样一些细节：
“摩格街惨案——许多和这个异常与恐怖事件有关的个人都受到了调查，”(“事件”一词在法国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有轻浮之意)“可是案情没有任何突破。以下，是我们获得的所有重要证词。
“波利娜·迪布尔，洗衣女工，她证实自己与两位死者认识了三年，在此期间一直为她们清洗衣服。老夫人和她女儿的关系看来不错——彼此很亲切。她们给工钱很公道。关于她们的谋生方式或手段，她也说不出什么，不过她相信莱斯巴拉叶夫人是靠给人算命维生的，据说很有些积蓄。在夫人喊她去拿衣服或是她送衣服时，她从没在那里遇到任何旁人。她能肯定她们没有雇用人。这栋房子除了四楼，其他楼层都没摆家具。
“皮埃尔·莫罗，烟草商，他透露说自己常常卖给莱斯巴拉叶夫人少量的烟丝和鼻烟，这已经差不多有四年时间了。他就是在附近出生的，也一直住在那里。尸体被发现时，死者和她的女儿已经在这房子里住了六年多。此房过去住的是一个珠宝商，他将上面的房间转租给三教九流。房子是莱斯巴拉叶夫人的财产，她对房客滥用房屋感到很不满，于是自己搬进了这些房间，拒绝出租任何部分。那老夫人很孩子气。证人曾在六年中见过她女儿五六次。她们两人过着极其隐蔽的生活——据说有些钱。他曾听邻居说莱斯巴拉叶夫人会算命——他不相信这个。除了老夫人和她的女儿之外，一个行李搬运工露了一两次面，还有一个医生出现了八九次，他就再没见其他人进过那家的门。
“其他许多人，均是邻居，都证实了相同的情况。他们都说没见有谁常去那里。大家也不知道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是否有任何健在的亲朋。她们前面的百叶窗很少被打开过，后窗的也一直关闭着，除了四楼那个大套间。那房子很不错——不是太旧。
“伊西多尔·米塞，警官，他陈述说自己大约是凌晨三点被召到现场的，并发现有二三十个人站在门口，想努力走进去。最后，门终于被用力打开了，人们用的是一把刺刀——不是铁撬棍。用它开门没什么难度，因为门是双层或是折叠的，底下和顶上没有上插销。尖叫一直继续着，直到门被奋力打开后——声音是顿时停止的，它们听上去似乎是某个人(或是不止一人)在极其痛苦地喊叫——声音很响，拖得很长，不是那种短促的类型。证人带大家上了楼。上了第一个楼梯平台时，大家听到两个声音在大声与愤怒地争吵着——其中一个声音是嘶哑的，另一个是更尖厉的——非常奇怪的声音。他可以辨认出前者说的一些词，那是一个法国男人的声音。他能肯定这不是女性的音质。他听出了 ‘该死’和‘见鬼’两个词。那个尖厉的声音听上去是一个外国人发出的，但他不能肯定这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也听不出说的是什么，但是他相信是西班牙语。证人所描述的房间和尸体的情况与我们昨天报道的相同。
“亨利·迪瓦尔，邻居之一，做银匠生计，他作证说自己是最初进入房子的那群人之一。他大致上证实了米塞的话。当他们刚奋力闯入大门后，就又关闭了大门，把人群挡在外面，当时人聚拢得很快，虽然当时已深更半夜。这个证人认为那个尖厉的喊声是个意大利人发出的，并确定这肯定不会是法国人的，但是不确定是否是男人的声音，它或许是女声。他对意大利语不熟，不能辨认出词语，但是听音调，他确信说话者是个意大利人。他认识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并经常和二者交谈。他很肯定那尖厉的声音不是两个死者的。
“奥登赫梅尔，餐馆老板。该证人自愿提供证词。他不会讲法语，是通过翻译被询问的。他是阿姆斯特丹人，当叫喊声开始时，他正经过那房子，声音持续了几分钟——也许是十分钟。它们又长又响——非常可怕，令人悲伤。他也是进入房子的人之一，并证实了前面证人的所有叙述，除了一个地方有出入。他确信那个尖厉的声音是一个男人——一个法国男人发出的，但是听不出里面的词语。声音很响，很短促——不太稳定——显然是在惊慌与愤怒中发出的。那声音很刺耳——与其说是尖厉，还不如说是刺耳，它不能被称为是尖厉的声音。那嘶哑的声音重复着‘该死’、‘见鬼’，还有一次是‘老天’。
“儒勒·米诺，德洛林大街米诺父子公司银行家，他是老米诺。莱斯巴拉叶夫人是有一些财产，那年(八年前)春天，她在他的银行开了一个账户，以小金额频繁地进行储蓄。直到她死前的第三天，她才第一次开了支票，她亲自领了四千法郎。这笔钱是用金币支付的，一个职员护送她和这笔钱到的家。
“阿道夫·勒邦，米诺父子银行的职员，他作证说，领钱的当天，大约是中午，他陪同莱斯巴拉叶夫人带着四千法郎回到她的住处，钱被放在两个包里面。当门被打开时，莱斯巴拉叶小姐出现了，并从他的手里拿走了其中一个包，而那个老夫人拿掉了他手里的另一只。然后他鞠躬告退。他当时没有在街上看见任何人。这是一条小街——很偏僻。
“威廉·伯德，裁缝，他作证说自己是进入房子的人之一，是个英国人。他在巴黎住了两年，是最早上楼梯的人之一。他听到了争吵声，那个嘶哑的声音是一个法国男人发出的，他能听出几个词，但是现在记不全了。他清楚地听到‘该死’和‘老天’两个词。当时有一个声音，好像几个人在搏斗——那是刮擦和扭打声。那个尖厉的声音很响——比嘶哑的声音响。他确信那不是英国人的声音，好像是一个德国人的，可能是女声。他听不懂德语。
“以上四个证人又被传讯，证实当人们到达时， 莱斯巴拉叶夫人尸体所在套间的大门是在里面被锁上的。当时那里寂静无声——没有呻吟，也没有任何杂音。门被用力推开时，大家没看到里面有人。外屋和里屋的百叶窗都被拉下了，两扇窗子都从里面被紧闭着。两个屋子之间的门是关着的，但是没上锁。从外屋通向过道的大门被锁着，钥匙挂在门里面。在房子四楼的前面有一间小屋，它位于走道的头上，门微微地开着。这间屋子挤满了旧的床铺、箱子等等的东西。这些都被人们仔细地移开并搜寻过了。整幢楼没有一寸地方被忽略过。大家还派人上下扫了所有烟囱。这是一幢四层楼的房子，带有阁楼(房子是双重斜坡屋顶的)。屋顶的活板门被牢牢地用钉子钉住了——看上去有好几年没被打开过。证人们叙述的听到争吵声和房门被撞开的时间间隔各不相同，有的短到三分钟——有的长到五分钟。打开门颇费了点周折。
“阿方索·加西奥，殡仪事务承办人，他阐述说自己住在摩格街，是西班牙人，也是进入房子的其中一人。他没有上楼梯，当时感到很紧张，担心着这骚动的后果。他听到了争吵声。那嘶哑的声音是个法国男人发出来的，他无法听出那人在说啥。那尖厉的声音来自一个英国男人——他能肯定。他不懂英语，但是能从语调来判断。
“阿尔贝托·蒙塔尼，糖果店老板，他作证说自己是最初上了楼梯的人之一。他听到了争吵声，那嘶哑的声音来自一个法国男人，他能听出几个词。说话的人似乎在规劝什么。他听不出尖厉声音中的词。那人说得又快又不稳定，他觉得发那声音是个俄国人的。他的话大体与其他人的证词相同。他是个意大利人，从没和俄国人讲过话。
“几个证人再经传讯，都证实四楼的所有烟囱都太狭窄，没法进一个人。‘扫烟囱’指的是用圆筒状的刷子刷烟囱，即用那些扫烟囱工人用的工具来刷。这些刷子上下地刷了房子里的每一个烟道。该楼房没有后楼梯，大家上楼时不可能有人下楼。莱斯巴拉叶小姐的尸体被牢牢地卡在烟囱里，直到四、五个人一起用力才把她拉下来。
“保罗·迪马，内科医生，他作证说自己是在黎明时分被叫去检查尸体的。两具尸体都躺在床架的帆布上，并放在莱斯巴拉叶小姐被人发现的那个房间。年轻小姐的尸体上有很多瘀伤，皮肤也被擦破了。这些表面特征充分说明了尸体是被猛推上烟囱的，她的脖子被重重地掐伤过，下巴下面有几处深深的抓痕，还有一连串的乌青块，这显然是手指的压痕。她的脸是可怕的惨白色，眼球突出。部分舌头被咬过了。死者胸口有大片的淤伤，很明显，这是由膝盖的重压造成的。根据迪马先生的观点，莱斯巴拉叶小姐是被一人或数人勒死的。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尸体也被毁坏得很厉害，她右腿和右手臂的所有骨头都或多或少地碎裂了。左胫骨骨裂，左边的所有肋骨也都如此。整具尸体满是淤伤，完全变色了。他无法描述这些伤是怎样造成的。或许是一条重重的木棍，或许是一大块铁——一把椅子——或者任何巨大、沉重以及钝头的武器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只要挥动它们的是健壮有力的男人之手。女人用任何器械都造成不了这样的伤害。据证人目击，死者的头部完全脱离了身体，也碎得很厉害。她的脖子显然被某样锋利的工具砍过——也许是一把剃刀。
“亚历山大·艾蒂安，外科医生，他是和迪马先生一起被叫来检查尸体的。他的陈述证实了迪马先生的观点。
“虽然其他一些人也被传讯过了，但是没有得到其他更重要的信息。这场谋杀如此神秘，在所有细节上又如此复杂，这在巴黎是史无前例的——倘若这真是一桩谋杀案的话。警察们完全被它困惑住了——在此类案件中，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不管怎么样，没有找到一丝线索。”
该报的夜版报道说，在圣罗克区，极端的兴奋骚动正在持续——作为事发现场，那幢房子又被仔细地搜查了一遍，有关证人再次被警方传讯，可依然毫无结果。不过，该报道在附言中提到，阿道夫·勒邦被逮捕并监禁了——不过，除了这些早已被详述过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定他的罪。
杜潘似乎对此事件的发展尤其感兴趣——至少这是我从他的态度中判断出来的，因为他未作任何评价。只有在报纸宣布说勒邦被捕了，他才问及我对此谋杀案的看法。
我只能同意所有巴黎人的观点，即认为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我看不出有什么方法可能找到元凶。
“我们一定不能凭借搜索的表面信息来进行判断，”杜潘说，“巴黎的警察素以敏锐著称，他们很机灵，可是仅此而已。除了现场搜索外，他们在办案进程中没有什么方法可言。他们炫耀了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但是，他们常常用得不那么恰如其分，以至于让人想到儒尔丹先生要睡衣——以便更清楚地听音乐。[7]他们所获得的结果并非不常常令人惊讶，可是它们大多数靠的是纯粹的勤奋和苦干。当这一切都无计可施时，他们的方案就失败了。例如，维多克[8]很会猜测，而且也很坚韧不拔。但是，没有训练有素的思维，他就会不断地因过分的调查而频频出错。并且，由于太关注细节，他对事物的把握也会发生偏颇。他或许会异常清晰地发现一两处问题，可是一旦拘泥于此，他必然会失却对整体的洞见。这样，事情往往显得过于深刻。真相并不总在深井中，事实上，对越是重要的真知，我倒是相信它越显而易见。其深度在于我们探询真相时所去的山谷，而不是真相被发现时的山巅。这种错误的形式和起源在人们对天体的注视中非常多见。匆匆地扫视一颗星星——给予它斜视的一瞥，将视网膜的表层(对微弱的光线，表层比内部更加敏感)转向它，即清晰地看到了那颗星——即充分地欣赏了它的光泽——这光泽与我们所投诸视线的充分程度成反比。实际上，大部分的光线是落在凝视星星的眼睛上，但是匆匆扫视的眼睛却拥有更敏锐的把握能力。由于不恰当的深刻，我们使思维混乱衰弱；而且，太持久、太集中，或是太直接的细致观察甚至可能让金星自身从苍穹消失。
“至于这个谋杀案，在没有对此形成观念前，让我们自己来进行一些调查。有一个询问会给我们带来些乐趣，”(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古怪，但是没说什么)“此外，勒邦曾帮过我一个令我颇为领情的忙。我们可以前往那里亲自观察一下现场。我认识警察局长G，应该不难获得这必要的准许。”
得到准许之后，我们立刻前往摩格街。这是介于舍利厄街和圣罗克街之间的众多破落的街道之一。由于这个区域离我们的住所很远，我们到那里时已是傍晚时分。那幢房子很好找；因为仍然有许多人带着漫无目的的好奇心，从对面注视着那关闭的百叶窗。那是一幢普通的巴黎房屋，有一条通道，道的一边是一间装有玻璃的小屋，小屋窗上的一个滑动的窗格表明这是间门房。在进入房子前，我们沿着街走，转入了一条小巷，然后又转弯经过了房子的后面——期间，杜潘观察了整个周围地带，包括这所房子，他看得非常细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目的。
我们原路折回，再次走到了房子的前面，按了门铃，然后出示了我们的证件，并在值勤警察的允许下进入了。我们走上楼梯——进入莱斯巴拉叶小姐被发现的那个套间，那里还停放着两具尸体。按惯例，房间凌乱依旧。我看不出任何超乎《法庭公报》报道的东西。杜潘仔细检查了每样东西——也包括被害者的尸体。然后我们走进了其他房间，还有院子；一个警官一直陪着我们。我们查看完现场要告辞时，天已黑了。在回家的途中，我的同伴走进了其中一家日报社的办公室，逗留了片刻。
我曾说过，我朋友的怪念头很多，对这些奇想，Je les ménageais[9]——因为我找不出英文的措辞来表达。那时，依照他的性情，他拒绝谈论这个谋杀案，直到次日中午，他才突然问我有否注意到凶杀现场的特殊细节。
他说话时对“特殊”一词有些强调，这引起了我莫名的战栗。
“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我说，“至少，没有超过我们读过的报纸所报道的信息。”
“那报纸，”他回答说，“恐怕并没有领会到事件中异常的恐惧。可是，抛却这报纸的这些散漫无用的观点，我发现，这惨案被认为是无法破解的，可这正是让人觉得好解决的原因——我指的是事件的超常特征。警察感到困惑的是表面上的动机缺乏——不是谋杀本身——而是凶手的残忍。人们听到的争吵声和楼上除了被谋杀的莱斯巴拉叶小姐外没有发现任何人的事实，以及没有能不被上楼的人发现的出口这一事实似乎根本无法统一，这让警方大惑不解。那凌乱的房间，尸体被倒着硬插入烟囱，老夫人尸体遭到了令人恐惧的伤害；这些现象，以及刚才所提及的事实，还有我无须提及的事，都足以使警察当局瘫痪无力，并使他们所吹嘘的敏锐彻底陷入困惑之中。他们掉入了严重的却又是普通的错误中，即把异常与深奥混淆了。可是，正是由于这些对常规的偏离，推论才摸索着找寻真相，如果这推论真的存在的话。在诸如我们目前进行的调查中，与其说是经常问‘发生了什么’，还不如问‘发生了什么过去从未有过的事’。事实上，我将会做到的或已经做到的解决这个神秘事件的敏捷，是与它在警察眼里明显的不可解决性成正比的。”
我沉默而惊讶地盯着说话的人。
“我正在等待着，”他继续说着，一边望着我们公寓的房门——“我正在等待着一个人，虽然，他也许并不是杀人凶手，但他一定多少与这些罪行有关联。至于那最残忍的罪孽，或许他对此一无所知。我希望自己的推测没有错；因为我把自己解构整个谜的期望建立在这个推测之上了。我在此期待着这个人——来这间屋子——每时每刻。诚然，他也许不会来；但是他多半会来。倘若他来了，就有必要拖延他。这里有手枪；而且我们都知道，一旦需要时该如何使用。”
我拿过了枪，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而杜潘继续着，讲了一大堆话，好像在独白似的。我早就说过他在这样的时刻中的令人费解的神态。他的话是对着我说的；可是他的声音，虽然不响，却有着一种对某个在远处的人说话的语调。他的眼睛盯着墙壁，显得很空洞。
“那争吵的声音，”他说，“即被走上楼梯的那群人所听到的声音，不是那两个女人自己的，这个事实已经充分证实了。这让我们消除了那个老夫人可能先杀害了女儿再自杀的嫌疑。我这么说主要是出于对谋杀方法的考虑；因为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力气根本不可能将女儿的尸体推上烟囱，推到尸体被发现时的位置；而且她自己身上的伤口性质也完全排除了自杀的想法。那么，谋杀是第三者进行的；并且，第三者是其中一个争吵者。现在让我来说说——不是说关于这些争吵声的全部证词——而是那证词中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注意到它的特殊性了吗？”
我对他说，所有的证人都一致推测那个嘶哑的声音是发自一个法国男人的，而针对那个尖厉的声音，或者照其中一个证人所说的刺耳的声音，则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那本身就是证据，”杜潘说道，“但是它不是证据的特殊所在。你没有注意到特殊之处。但是确实有东西值得留意。照你说的，那些证人在嘶哑的声音上意见相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尖厉的声音上，特殊之处在于——不是在于他们意见不同——而是，当一个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法国人试图要描述它时，每个人都把它说成是外国人的声音。每个人都很确信那人不是自己的同胞。大家都把它比成——不是比成自己精通该语言的那国人——而是恰恰相反。法国人推测这声音是西班牙人的，而且‘如果他懂西班牙语的话，他可能会分辨出几个词。’荷兰人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声音；但是我们发现报道中说‘他不会讲法语，是通过翻译被询问的’。英国人则认为声音是德国人的，而且他‘不懂德语’。那个西班牙人则‘确信’那是英国人的声音，但他完全‘凭语调断定，因为他根本不懂英语’。意大利人相信这是俄国人的声音，但是他‘从没和俄国人讲过话’。还有，第二个法国人与第一个不同，而且他很肯定那声音是一个意大利人的；但是他对意大利语不熟，就像那西班牙人，靠‘凭语调’。看来，那声音真的是又奇怪又特殊，居然会引出这样的证词！——这人的语调，甚至是欧洲五个重要区域的居民都不太熟悉！你会说也许它是亚洲人的——非洲人的话。巴黎很少有亚洲人或非洲人；但是，在不否定推论的情况下，我现在只是请你注意以下三点。这声音被一个证人表述为‘与其说是尖厉，还不如说是刺耳’。它被另外两人认为是‘短促而不稳定的’。没有词语——没有像词语的声音——被任何证人提到是可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