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格街谋杀案(2 / 2)

“我不知道,”杜潘接着说,“到此为止,根据你的理解,我这样讲给了你怎样的印象;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正是这些从证词中获得的合理推论——我指的是有关嘶哑和尖厉声音的证词——它们自身就足以引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将为对此神秘事件的所有更进一步的调查指明方向。我说的是‘合理推论’;但是我的意思并没有因此而被充分表达。我的意图是要暗示,这些推论是唯一正确的,而且从中产生的必然的疑问也是唯一的结果。然而,这疑问是什么,我现在还不会说。我只是希望你记住,对于我,那怀疑足以使人确信地让我在对那房间进行调查时,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一种明确的倾向。

“让我们把想象转到这个房间。我们首先该在这里找寻什么呢?找凶手逃离的途径。应该说我们都不太相信超自然的事。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小姐不会是被幽灵杀害的。罪犯是个物质化的肉身,也通过物质化的方式逃离。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幸亏这一点上只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必然会引导我们找到明确的结论。让我们来一一探讨可能的逃离方法。很明显,当大家上楼梯的时候,凶手正在后来莱斯巴拉叶小姐被发现的房间里,或者,至少是在隔壁的房间。因此,我们只须从这两个房间来寻找线索。警察已经四处搜索了地板,天花板,以及墙上的砖砌,没有什么隐秘的出口会逃过他们的警惕。但是,我信不过他们的眼睛,亲自检查了一下。那里的确没有什么隐秘的出口。从两个房间通向过道的两扇门都被牢牢地锁上了,钥匙在里面。让我们再转到烟囱。这些烟囱虽然宽度很寻常,在壁炉上方宽达八、九英尺,但是也容不下一只大点的猫的身体。这早就说明了不存在这里逃走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把线索范围缩小到窗户上。若从前面屋子的窗户逃跑,就肯定会被街上的人发现。那么,凶手必须得从里面屋子的窗口逃走。现在,既然我们对结论是如此确定,那么,作为推理者,我们就不能因为其看似的不可能性来推翻这个结论。我们只有来证明,事实上,这些明显的‘不可能性’并非如此。

“房间有两扇窗。一扇没有被家具挡住,是完全看得见的。另一扇的下面部分被笨重的床架顶部遮住了,床架靠窗很近。第一扇窗从里面被牢牢锁上了,再怎么用力抬,它都抵挡得住。窗户左边有一个大大的手钻的孔,一颗很结实的钉子插在孔内,孔外几乎只露出钉头。再检查另一扇窗,那里也以类似的方式插着钉子;因此再大力气也抬不动窗子。于是警察就完全肯定出口不会在这些地方。因此,他们就认为拔出钉子打开窗是多此一举。

“我的调查多少有点特别,而且正是为此,我才去调查的——因为,我知道,所有明显的不可能性必将被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于是我接着思考——追溯下去。凶手肯定是从其中的一扇窗户逃跑的。照此说,他们不能在里面重新锁上窗户,无法做到像人们发现时那样被锁着——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明白的事实面前,警察就不再检查这个部位了。可是窗架是锁上的,那么,它们就必然有力气来锁住自己。这是个不能被回避的论断。我走到不被遮挡的窗扉前,费了些周折地拔掉了钉子,并试图抬起窗框。不出我所料,它抵住了我所有的努力。于是,我明白了,一定有一个隐藏着的弹簧;这个念头使我确信,至少我的假设是没错的,尽管钉子问题依然显得有些神秘。经过仔细检查,我很快发现了那隐藏的弹簧。我按了它一下,于是,令我满意的是,窗框向上移动了。

“于是我把钉子插回原处,并仔细地研究它。一个从这扇窗穿过的人也许能重新关上窗,并且弹簧会自动碰上——但是钉子是不可能被插回去的。这个结论是很明显的,我的调查范围再一次地缩小了。凶手一定是从另一扇窗逃离的。现在,假设每个窗框上的弹簧都是一样的,这是可能的,那么,钉子之间一定会有不同,或者,至少它们的固定方式是不同的。当我走到床架上的帆布前,我细细地检查了第二个窗扉旁的床头板。我把手放在板后面,很容易地就发现并按下了弹簧,这些,正如我所料想的,与刚才那扇窗的特点一样。于是我看了看钉子,它也和方才的一样结实,而且明显地是以同一种方式给插上的——几乎被插得深及顶部。

“你会说我这下子感到困惑了;但是,如果你这么想,就一定是误解了归纳的本质。套用一个打猎术语,我还从没‘失却嗅迹’过。嗅迹丝毫没有消失过,这条链子上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丢失。我已经把秘密推溯到了它最终的症结上,——这个症结就是那个钉子。我说这个钉子的外形在每个方面都和另一扇窗上的钉子一致;但是,从现在的推论来看,这个事实完全是无效的(尽管它或许显得很无可置疑),尤其是这推论会于此将线索终结。我曾说过,‘这钉子一定有不寻常之处’。我碰了碰它,钉子的顶部和下面长约四分之一英寸的部分断在了我的手中。钉子的其他部分没入了手钻的孔里面,在那里断开了。钉子的断裂部分很破旧(因为它的边缘覆盖着铁锈),而且很明显地被铁锤敲击过,钉子顶上的一部分被敲进了窗框的底部上方。于是我小心地把这钉子顶部放回我拿出钉子的凹陷处,使它看上去像一个完好的钉子——断裂处是看不见的。我按了一下弹簧,轻轻地把窗框抬高几英寸;钉子头部随之被抬起,剩余部分还牢牢地在原处。我关上窗,钉子又显得完好无损了。

“至此,这个谜就被破解了。凶手是从这个床上方的窗户逃跑的。在他离开后,窗子自动归位(或者是有意被关上的),并靠弹簧被锁住了;正是这个弹簧的保持力,警察才误以为这是钉子的力量,——这样,他们就认为没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调查。

“下一个疑问是凶手下楼的方式。就这一疑点,我在和你一起绕着房子走时已经弄清楚了。离那扇窗户大约五英尺半的地方有一个避雷针。没有人可能从这个避雷针到达窗户,更不用说进入房间了。然而,据我观察,四楼的百叶窗属于很特殊的那种,巴黎的木匠称之为“火印窗”——那是一种目前少见的类型,但是它在里昂和波尔多地区的老房子中较为多见。它们外形上是普通的门(是单一的门,而不是折叠门),只是门的上半部分是格子的,或是开放的格子结构的——这样就能使手很好地攀抓。目前,这种百叶窗全宽为三英尺半。当我们从房子后面看它们时,它们都是半开着的——这就是说,它们与墙壁成直角。也许,除了我,警察也检查过了房子的背面部分;但是,如果是这样,他们在看到这些火印窗的宽度时(他们肯定会看),就不会感觉到它实际幅度的宽阔,或者,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把它当一回事。事实上,一旦他们令自己相信这块地方是没有进出可能的,他们就自然会对此处的检查做得较为粗略。但是,在我看来很明确的是,这扇床架上方窗户的百叶窗,假如完全转回墙壁的话,就离避雷针不到两英尺。同样明显的是,人若凭借异常的矫健和勇气,或许就可以从避雷针进入窗户。只要越过两英尺半的距离(现在我们假设百叶窗是完全打开的),盗贼就可能一只手牢牢地抓住窗格子。然后,他松开抓住避雷针的另一只手,将双腿平稳地顶在墙上,并果敢地从墙上一蹬,就可以转动百叶窗,使它关闭,而且,如果我们想象这时窗户是开着的,那他甚至就顺势转进了屋子。

“我希望你特别要记住的是,我刚才讲到了需要异常的矫健才能成功地完成如此危险和困难的技艺。我这样是想让你明白,第一,从窗口进入房间也许是可能的——但是,第二,同时也是更关键的,我希望让你理解这种十分不同寻常——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敏捷,惟有它,才能完成这一动作。

“毫无疑问,你会套用法律用语说,‘为了证明我是有理的’,我应该宁愿低估,而不是坚持最大限度地估算做到这事所需要的敏捷。这或许是法律的惯例,但是这不是理性的作用。我的最终目的只是真相。我的直接目的是让你把我刚才说过的那十分不同寻常的敏捷和那非常怪异的尖厉(或嘶哑)而不稳定的声音并列放置,而且那说话人的国籍没有人的意见相同,在他的整个说话中,没人能分辨出他的音节划分。”

听到杜潘的这些话,我脑海里掠过了一个模糊而隐约的概念。我似乎快要理解了,却没有力量去领会——就像人们有时候发现自己马上要记起什么了,而最终也没能想起。我的朋友继续往下说着。

“你看得出,”他说,“我已经把问题从出口转到了入口。我就是在设法传达这个想法,即两个方法是一样的,地点也相同。让我们回到房间内部,来调查那里的情况。据报道,柜子的抽屉已经被抢劫过了,不过许多衣物仍然在里面。这个结论是荒谬的。这只有猜测——一种非常愚蠢的猜测——仅此而已。我们凭什么知道那些在抽屉里发现的衣物并不全是抽屉原来就有的?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小姐过着异常隐居的生活——不拜访亲朋——很少出门——几乎不需要常换服饰。至少那些被发现的衣物料子与这些女士们身份相符。如果窃贼要偷走的话,他为什么不带走最好的呢——为什么不全都偷走呢?总之,为何他要放弃了四千法郎的金币,拿这堆面料来劳烦自己呢?金币被舍弃了。人们发现,米尼亚尔先生,那个银行家提到过的全部金额几乎都在地板上,被放在包里面。因此,我希望你能从那些关于动机的浮躁想法中挣脱出来,警察只有送钱上门这些证据,才产生了这些想法的。比这事(递交钱,然后收到钱的三天之内发生谋杀)奇怪十倍的巧合在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它们并没有引起哪怕是短暂的注意。大体上说,对这一类的思想者来说,巧合是巨大的绊脚石,这些人虽然受过教育却不懂概率论——人类对一些最辉煌的目标的探究就得益于这一理论,因为它给予了最辉煌的例证。在这个例子中,如果金币消失了,那么三天前送交的钱财就不仅仅是一个巧合了,它就能证实这个关于动机的想法。但是,在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下面,如果我们假设金币是这场暴行的动机,我们必然会认为这个罪犯是个如此犹豫不决的白痴,居然会放弃了黄金和他的犯罪动机。

“现在,请将这些引起了你注意的要点好好琢磨一下——那怪异的声音,异常的敏捷,还有在这个如此古怪、残忍的凶杀案中令人惊讶的动机缺失——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残杀本身。此间,一个女人被人力勒死了,并头朝下地被推上了烟囱。普通的谋杀不会采用这样的杀人方式,尤其不会对死者进行如此的处理。你得承认,如此这般地将尸体推上烟囱,总有些过分之嫌——这与我们通常所谓的行为常规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哪怕行为者是最丧失人性的。而且,再想想,能把尸体硬推入这样的孔径中,该需要怎样巨大的力量,几个人合力使劲都几乎无法把尸体拽下来!

“现在,再转到关于这个巨大力量的其他迹象上。在壁炉上面有浓密的卷发——非常浓密——是灰色的人的头发。这些头发是被连根拔起的。现在你明白,哪怕是这样地从头上一起拔掉二三十根头发都需要巨大的力量。你和我一样清楚地看到了这几绺头发,它们的根部(看着太让人害怕了!)凝结着几块头皮上的血肉——这明显就是用了猛力,或许这股力量一次就能连根拔出五十万根头发。那老妇人的脖子不仅被砍了,而且那头颅还完全地从身体脱落:凶器仅仅是一把剃刀。我希望你也看到了这些行为中残忍的兽性。我就不用说莱斯巴拉叶夫人身上的那些伤痕了,迪马先生和他能干的助手艾蒂安先生已经说过它们是某种钝头凶器所致;照此看来,这些先生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这钝头凶器显然是院子里的铺路石材,受害者是从床上的那扇窗坠落在它上面的。尽管这个想法现在看来也许有些简单,但是警察疏忽于此的原因与他们由于百叶窗的宽度而发生疏忽同出一辙——因为,由于钉子的缘故,警察根本排除了窗户是曾被打开过的可能性。

“补充了上述的这些信息,如果此刻你恰恰已经想到了房间的凌乱,那么迄今我们就可以把那惊人的敏捷、超人的力量、残忍的兽性、缺失动机的谋杀、完全丧失了人性的怪异恐怖、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听来是异国的语调,以及含混或是费解的音节划分等信息结合起来。那么,接着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在杜潘问这个问题时,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于是我说,“这是一个疯子干的——是某个从附近的疗养院逃出来的疯癫发狂者。”

“从某些方面来看,”他回答道,“你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疯子的声音,即使是在最癫狂的发作中,也不会和人们在楼上听到的怪异声音一样。疯子是有族裔的,尽管他们的语言在表达上会语无伦次,但是音节的划分总是有连贯性的。另外,疯子的头发是不会像我现在握在手中的那样的。我从莱斯巴拉叶夫人紧紧捏着的手指中解下了一小撮头发。告诉我,你对此作何解释?”

“杜潘!”我非常惊慌失措地说道,“这头发太古怪了——这不是人的头发。”

“我并没说过它是,”他说,“但是,在我们解决这一点前,我希望你看一看我画在这张纸上的草图。这幅画是描摹其中一段证词中所谓莱斯巴拉叶小姐的脖子上有‘乌黑的瘀伤和深深的指甲抓痕’,也就是其他人(迪马先生和艾蒂安先生)的证词中 ‘一连串乌青块,显然是手指的压痕’的现象。

“你会觉得,”我的朋友继续说着,把纸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展开,“这张画使人想到紧紧而牢固的一握,很显然没有任何打滑。每一根手指都保持着——也许直到受害者死去——那可怕的紧握,最初连它们自己都深陷进肉里了。现在,请你努力将所有的手指都同时放在你看到的每个压痕上。”

我企图这么做,可是无济于事。

“我们的尝试也许不太恰当,”他说道,“这张纸是铺放在一个平面上的;但是人的脖子是圆柱形的。这里有一条木块,它的周长与脖子差不多。用画纸包卷它,然后再尝试一遍。”

于是我依此做了;但是难度甚至明显比前一次更大。“这不是人手留下的印子。”我说道。

杜潘回答说,“那么读一下这段居维埃教授讲的话。”

这是一份关于东印度群岛上巨大的黄褐色猩猩的从解剖学和一般习性角度进行的详细报道。那巨大的身材、超常的力量和敏捷、野性的凶残以及这些哺乳动物的模仿习性都是广为人知的。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谋杀的可怕之处。

阅读完后,我说:“在足趾的描写上,这与那幅画是一致的。我知道除了这里提到的大猩猩种群,没有什么动物能留下你所描摹的压痕。这一撮黄褐色的头发也和居维埃写的动物有着同样的特征。但是我还是不可能理解这恐怖之谜中的一些细节。另外,人们听到在争吵中有两个声音,而且其中一个毫无疑问是法国人的声音。”

“没错;而且你会记得,根据实情,这声音有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语调——是 ‘我的天哪!’的表达。在此情况下,这种语调的特征已经被其中一个证人(即蒙塔尼,糖果店老板)恰当地表述为指责或是规劝。因此,就是这两个词,我才充分拥有了彻底解开这个谜团的信心。那个法国人知道这个惨案。这是可能的——事实上非常有可能——即他在这场血腥惨案中是无罪的。那个猩猩也许是从他那里逃跑的。他也许追逐到了那个房间窗下;但是,在随后的混乱局面中,他没法抓住它,那畜生现在依然逍遥自在。我不想再追溯这些猜想了——因为我没有权利把它们称作是别的什么——既然它们所基于的思考几乎没有足够的深度能令我自己赏识,而且,我也没法自认为可以让它们在别人的理解中变得好懂些。那么,我们就权且称它们为猜想,并这样来谈及它们吧。如果这个法国人真的如我所猜想的,在此暴行中是无罪的话,那么这个启事,即我昨夜回家路上在《世界报》报馆登的(是一张关于航海方面,常常被水手关注的报纸)启事,会将他带到我们的住所。”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读到如下信息:

“招领——某日清晨(即谋杀发生的那个清晨),在布洛涅树林捕获了一只巨大的黄褐色婆罗洲猩猩。失主(据说是一艘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若能验证辨明,并支付抓捕和豢养的少量费用,就可以将其领回。认领处在圣热尔曼区××街××号,上四楼即可。”

“这怎么可能,”我问道,“你怎么知道那人是个水手,并属于马耳他商船?”

“我并不知道,”杜潘说,“我并不肯定。然而,这是一小段带子,从它的形状和油腻的外表看,很明显,它是用来系那些水手们很喜爱的长辫子的。另外,这个结是那种除了水手,很少有人能打的,而且这结是马耳他商船所特有的。我是在避雷针的脚下捡起这条带子的。它不可能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位死者。这样,如果我对这条带子的推论,即那个法国人是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的推测根本就是错误的,我在启事中所说的话依然是无害的。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我就得到了要点。如果这个法国人见证了谋杀,尽管他是无罪的,他自然会对启事的答复持犹豫态度——即认领那只猩猩。他会这样说服自己:——‘我对此毫不知情;我很贫穷;我的猩猩很值钱——对我这种处境的人来说,它算得上是一笔财富——我干吗要因为这种无聊的忧虑危险而失去它呢?它就在这里,伸手可及。它是在布洛涅树林里被发现的——与谋杀的现场有很远的距离。人们怎么会怀疑这事是一个残忍的畜生干的呢?警察对此茫然无知——他们没有抓住丝毫线索。他们哪怕是查出了是这头畜生,也不可能证明我见证了谋杀,或是因为我见证了而把我牵连到罪行中去。重要的是,我被人知道了。登启事的人认为我是这畜生的主人,我不太确定他到底对此有多少了解。如果我放弃认领这价值昂贵之物,而众所周知我对此有所有权,那么我至少就会使它遭受怀疑。我是不会以此来吸引公众对我或对这动物的关注的。我会答复这条启事,并领走那只猩猩的,在这阵风波过去前好好地看着它。’”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有上楼的脚步声。

“准备好手枪,”杜潘说,“但是在我给你信号前别用它,也别让别人看见。”

房子的前门一直开着,拜访者没有按铃就走了进来,他往楼梯上走了几步。然而,这时他似乎有些犹豫,接着我们就听到他下楼的声音。杜潘迅速地移到门边,这时我们又听到他上楼了。这次他没有再折回,而是毅然地走上了楼梯,并叩响了我们房间的门。

“进来,”杜潘愉快而热情地说道。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显然,他就是一名水手,——个子高高的,健壮,而且肌肉发达,脸上有一种蛮勇无畏的表情,倒不是太令人讨厌。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大半被络腮胡子和髭发掩盖着。他带着一根巨大的橡木棍,但是似乎除此没有其他的武装。他笨拙地鞠了个躬,并用法语问候我们“晚上好”,这语调虽然多少有点新夏特勒口音,但是仍然很明显能听出他是巴黎本地人。

“请坐,朋友,”杜潘说着,“我想你是为那只猩猩而来的。真的,我几乎要嫉妒你拥有它了。它是一头非常不错的、毫无疑问也是很珍贵的动物。你认为它有多大了?”

那个水手长长地吸了口气,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他很放心地回答道:

“我也不清楚——但是它至多四、五岁。它在你这里吗?”

“哦,不;我们没法把它养在这里。它在迪布尔街的马房,就在附近。你可以明天一早就领走它,当然,你打算领它走了?”

“那是肯定的,先生。”

“我会很舍不得离开它的 ,”杜潘说。

“先生,我不会让您劳而无功的,”那人说道,“我不会这么做,我很愿意酬谢你找到了它——也就是说,只要合理,什么都行。”

“啊,”我的朋友回答说,“我确信这倒是相当公道的。让我想想!——我该要什么呢?哦!我会告诉你。我要的是这个,你应该尽你所能告诉我所有关于摩格街凶杀案的信息。”

杜潘说最后几个字时声调很低,也很平静。同样地,他很平静地走向大门,锁上了它,并把钥匙放进了口袋。然后他从胸口掏出一把手枪,并不慌不忙地将它放在桌上。

那水手的脸刷地红了,好像在窒息中挣扎着。他猛地站起身,抓住了棍棒,但随后又坐了回去,猛烈地颤抖着,脸色如死灰一般。他没说一句话。我从心底里同情他。

“朋友,”杜潘说着,语气友善,“你不必如此惊吓自己——真的没这必要。我们怎么也不会害你的。我以一个绅士、也是一个法国人的荣誉向你保证,我们对你没有恶意。我完全清楚在摩格街的残杀中,你是无罪的。然而,这并不是说你与此就没有任何牵连了。正如我早已说过的,你肯定知道我对此事件的情况有着了解的途径——这途径你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在事情摆在那里了,对于你能避免不做的事,你确实什么也没做——很确定的是,没什么事能判定你有罪。甚至当你可以泰然地抢劫时,你也没有盗窃什么。你没什么可掩藏的,也没有理由要掩藏。另一方面,你得遵从道义坦陈所有你知道的事。现在一个无罪的人被监禁了,你能说清那凶杀的真正凶手。”

在杜潘说出上述话时,那个水手的情绪恢复了大半;但是他最初的蛮勇无畏不胫而走。

“老天帮帮我!”他停了一会儿,如此说道,“我会告诉你关于此事件我所知道的一切;——但是我不指望你能相信我说的一半的话——我这么指望的话,就真的很蠢了。可是,我是无罪的,我即便为此送命也得说个明白。”

他所说的大致如下。他最近航海去了印度群岛。一伙人,包括他在内,在婆罗洲登陆,他们投入了其间的愉快旅行中。他和一个伙伴捕获了这只猩猩。伙伴死了,这只动物就归他一人所有。在返程中他领教了捕获物难驯的野性,颇费了一些周折后,他终于成功地将它安顿在自己巴黎的住所中。为了不招致邻居们令人不快的好奇,他细心地把它隔离起来,想一直等到它腿上的伤口痊愈,那伤口是船上的尖锐碎片导致的。他最终的目的是想把它卖了。

谋杀发生的那天晚上,或者说,那时已经是凌晨了,他从某个水手的嬉闹聚会返回家中,他发现那畜生占据了他自己的卧室,它是从临近的储藏室挣脱出来,进入房间的。他曾以为那储藏室能稳当地禁锢住这畜生。它手里拿着剃刀,满脸涂着肥皂泡,坐在镜子前,试图要刮脸,很显然,它以前从储藏室的钥匙孔里看到主人这么做过。看到一个这么凶狠的动物手里拿着如此危险的武器,而且还用得那么得心应手,他非常惊恐,有那么一会儿,他一直是惊慌失措的。然而,他已经习惯于用鞭子使那畜生镇定下来,哪怕是在它最残暴的状态中,于是,他就又借助于此。看到鞭子,那猩猩立刻跃出了房门,跑下楼梯,然后,穿过了一扇不巧正开启着的窗户,跑到了街上。

那个法国人绝望地跟随着;那只猩猩的手里仍然拿着剃刀,偶尔停下来回头看看,对着追它的人做着手势,直到后者几乎要赶上它。然后它又匆忙跑开了。就这样,这场追捕继续了很长时间。在将近凌晨三点钟时,街道上寂静无声。当跑进摩格街后面的小巷时,那亡命之徒被四楼莱斯巴拉叶夫人房间那开启着的窗户所发出的亮光吸引。它冲向那幢房子,看到了避雷针,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攀了上去,抓住了百叶窗,窗子被完全地甩向墙面,然后,靠这个途径,它把自己径直地旋在床头板上。整个举动不到一分钟,在猩猩进入房间时,那扇百叶窗被它再次踢开。

这时候,那个水手又高兴又为难。他强烈地希望能够马上就抓住这只野兽,因为它几乎无法从它冒险陷入的困境中逃离,除了从避雷针那里逃,也许它从那里下来时就能被劫获。另一方面,他感到万分焦虑,生怕它会在房子里做出点什么。后一种想法促使他依然跟随着那个逃亡者。爬上避雷针并不困难,尤其对一个水手而言,但是当他爬到窗户的高度时,那窗在左边很远处,他的行进就停止了,他至多只能伸过去瞥一眼房间的内部。这一瞥几乎吓得他要松手跌下去。此时,那些凄厉可怕的叫声穿破了黑夜,惊醒了摩格街正在沉睡的居民。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穿着睡衣,显然正专注于整理那曾被提及的铁箱子里的某些票据,这只箱子被拖滚到房间的中央,它是开着的,里面的东西被放到了一旁的地板上。被害者准是背对着窗户坐着;而且,从这畜生进入房间到尖叫的时间间隔来看,似乎她们并非立刻看到猩猩,并自然而然地以为那百叶窗的拍打声是风造成的。

当那水手往里看时,那巨大的野兽已经抓住了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头发(她的头发已经松了,因为她方才一直在梳理它),并用剃刀在她的脸上挥舞,模仿着理发师的动作。莱斯巴拉叶小姐则俯卧着,一动不动;她已经晕厥过去了。那老夫人的尖叫和挣扎(这期间她的头发也被扯落了)使这猩猩或许是平和的目的转变为那些愤怒之举。它只消用肌肉发达的手臂断然地一掴,几乎就将她的头从身体上切断开来。一看到血,它的愤怒就被激发成了疯狂。它咬牙切齿,眼睛冒着火,目光中的火势蔓延到了那姑娘的身体上,于是它将那可怕的爪子深深地嵌入她的脖子,紧捏不放,直到她断了气。然后,它恍惚而狂野的目光又落在床头,那上面是它主人的脸,那脸因为惊惧而僵硬着,正好落入了它的视线。由于它脑海中依然停留着那可怕的鞭子的记忆,那野兽的怒火立刻转化成了恐惧。它意识到要遭受惩罚,似乎很想掩盖自己的血腥暴行,就在房间里到处乱蹦,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的痛苦中;在移动中,它推倒并摧毁了家具,还把床从床板上拖了下来。总之,它先抓住了女儿的尸体,然后把她塞上了烟囱,就像尸体被发现时的样子;接着,它就来对付那老夫人了,它迅速地把她向窗外头朝下地猛掷去。

当这只猩猩拖着那具残骸靠近窗扉时,那水手吓得缩到了避雷针上,与其说他是爬下去的,毋宁说是滑下杆子的,而且,他立即赶回家——生怕自己被牵扯进这场残杀中,并在恐慌中主动放弃了对这猩猩命运的一切关注。那群人在楼梯上听到的话就是这个法国人惊骇和恐惧的感叹,其间混杂着这头野兽残忍而含混不清的咕哝声。

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那只猩猩准是在大家破门而入前,从那个房间,通过那个避雷针逃走的。当它穿过窗子时,一定将窗户关闭了。后来,它被主人亲手抓住了,主人以一个很高的价格将它卖给了巴黎动物园。我们去警务局长办公室讲述了事件的真相(还有杜潘的一些评论),于是勒邦立刻获得释放。不过,尽管警察局长对我的朋友态度友好,他还是没法真正掩饰起自己对事态的变化所持有的懊恼态度,只好一味地讽刺着,说任何人都掺和进他的公务这不太合适。

“让他说,”杜潘说道,他认为没必要作出答复。“让他讲吧;这样可以让他心里好受些。我很满意自己在他的地盘打赢了他。不过,他是输在对这个谜的解答上,这并非是他所料想的奇迹之类的事;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局长朋友多少有些太过机灵,反而不够深刻了。他的智慧之花中没有雄蕊,就像拉威耳娜女神的画像,只有头脑,没有身体,——或者,最多不过像鳕鱼一样只有头脑和肩膀。 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好人。我尤其欣赏他的能言善辩,就因为这个,他赢得了灵巧机敏的声誉。我说的是他那种‘dernier ce qui est,et d'expliquer ce qui n'est pas’[10]本领。”

(张琼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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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惠斯特,四人玩的一种牌戏, 桥牌的前身。

[2] 薛西斯,波斯国王。

[3] 拉丁文,指“和诸如此类的(角色)”。

[4] 伊壁鸠鲁(公元前342?—270), 古希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

[5] 意为:“第一个字母已失去了原来的发音。”

[6] 旧法国金币,一个金币值20法郎。

[7] 莫里哀《贵人迷》第一幕第二场。

[8] 弗朗索瓦·欧仁·维多克(1775—1857),曾为拿破仑组建国家警察总队,后建立了一个由他管理的私人侦探所。

[9] 法文,意思是:我应付得圆通得体。

[10] 引自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斯》, 法文意为“否认事实,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