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约翰·基根)_第二章石（1 / 2）_战争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人为什么打仗？

人为什么打仗？石器时代的人打仗吗？还是说早期的人不具侵略性？关于这些问题，人，包括女人，以笔墨为武器酣战不休。这些人是社会学家和行为学家，不是军事历史学家，因为后者很少关心他们所记录的活动的起源。军事历史学家若肯花时间思考一下人为什么彼此杀戮，也许能成为更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行为学家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就是人和社会。然而，大部分时间中，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的。合作必定是正常的行为，个中原因需要做些解释，但道理并不深奥，因为明眼人一看便知，合作对大家有利。因此，如果不发生背离合作原则的事情，社会学家和行为学家就无事可做。他们提出的理论就只能是人所共知、可以预见的，那样的理论没有人会感兴趣，也不值得阐述。他们需要解释的是个人和人群行为的不可预见性，特别是暴力行为的不可预见性。暴力的个人是对群体内合作的主要威胁，暴力的群体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对个人和群体行为的研究方向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那也是辩论最终总是回归的一点：人到底是本性暴力还是人的暴力潜能是由物质因素激发出来的？人具有暴力潜能这一点无可置疑，哪怕只是因为他有牙能咬，有脚能踢。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大致归为“物质论者”，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完胜自然论者。自然论者一致反对物质论者，但内部又分歧严重。少数人坚持认为，人天生暴力；虽然那些人大都不肯承认，但实际上他们的论点与笃信人的堕落和原罪理论的基督教神学家的思想如出一辙。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暴力的行为要么是有问题的个人的举动，要么是对某种挑衅或刺激的反应；由此可以推论，如果能找出导致暴力的引信，加以平抚或予以去除，人类交往中就再也不会出现暴力。自然论内部这两派之间的辩论十分激烈。1986年5月在塞维利亚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与会的多数人发表了一篇声明，声明采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种族声明的格式，斩钉截铁地谴责了人天生暴力的理论。塞维利亚声明共有5条，每一条都以“……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字句开头，完全是不容辩驳的架势。这5条谴责了所有认为人天性暴力的论点，并逐条予以否认和批驳。那些论点是：“我们从我们的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作战的倾向”；“战争或任何其他的暴力行为是人类遗传的天性”；“在人类进化中，侵略性行为比其他行为更适应物竞天择的过程”；“人类的大脑是‘暴力的’”；最后是“战争是由‘本能’或任何其他单一的动机引起的”。

塞维利亚声明获得了重量级的支持，比如，美国人类学学会就接受了它。但是，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如果他知道战争自古就有，知道像新几内亚的高地人那样仍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好战尚武，也意识到自己的暴力冲动，却缺乏遗传学和神经学的知识，无法确定谁对谁错的话，这份声明并不能帮他解惑。不过，自然论内部两派的辩论正如自然论者和物质论者的辩论一样重要，甚至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当今的人类历史阶段是一个使人充满希望的时代：裁军得到了有效的执行，人道主义也被采纳为世界事务的原则。外行人自然希望塞维利亚声明的发起者是正确的，这也会使他自己感到安慰。过去两个世纪间，人类在改善物质生活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物质论对人类有组织暴力的解释因此得到大力支持。人们期望在基本上打败了疾病、匮乏和愚昧，并且减轻了体力劳动的艰辛后，能继续努力，最终也许能消灭战争。那样的话，战争自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就只有古文物学家感兴趣了，如同对世界的探索或牛顿之前的科学一样，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但如果塞维利亚声明的作者错了，如果他们对自然论者关于人类暴力理论的谴责不过是他们乐观的一厢情愿，那么物质论者的解释也就错了，而我们这个（20）世纪末关于告别战争的希望则完全是水中月镜中花。那就需要对自然论者的悲观派和乐观派各自的观点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战争与人性

对暴力和人性的科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大脑中一个叫作边缘系统的部位，科学家——可能是先入为主地——认为那是人的“侵略性的所在”。这个部位在大脑中部下方，包含三个细胞群，称为下丘脑、隔膜和杏仁核。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细胞群受到破坏或电流刺激时，都会导致主体行为的改变。比如，如果雄性老鼠下丘脑的一部分遭到破坏，它们的侵略性行为就会减少，并完全丧生性能力，而若是对它们的下丘脑进行电流刺激，则会增强它们的侵略性——虽然“受到刺激的动物只攻击（地位较低的）同类，这说明选择攻击对象的决定是由大脑的另一个部分控制的”。这里提到地位较低的动物十分重要，因为人们很早就观察到，群居动物内部有“啄序”，这个名称是从家禽的等级制衍生而来的。动物根据这个等级制排列尊卑。猴子的杏仁核若是受损，可能会减少对“新奇事物”的畏惧，因此增加对这类事物的侵略性行为，但会增加对其他猴子的畏惧，因此降低自己在猴群中的地位。

神经学家谨慎地得出结论说，对恐惧、厌恶或威胁的反应表现为侵略性同时也是防卫性的行为，其来源是大脑边缘系统。但他们也强调，这一系统与最先也最全面地处理感官信息的脑前垂体这一大脑中“更高”的部分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据A·J·赫伯特说，脑前垂体似乎是负责“管控和使用侵略性行为”的器官，因为研究表明，人的脑前垂体受损后，可能会引起“无法控制的侵略性行为的爆发……事后也没有悔恨之意”。基本上，神经学家发现，侵略是大脑下半部的功能，受上半部的控制。但大脑的不同部分如何沟通呢？有两种手段，一是化学传导，一是激素。科学家发现，减少一种叫作血清素的化学物质会导致侵略性的增加；他们猜测，可能有一种肽引导着血清素的流动。然而，他们没有找到这样一种肽，血清素的水平也很少发生变化。相比之下，内分泌腺产生的激素易于分辨，男性睾丸中分泌的睾丸素与侵略性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睾丸素浓度不同的人表现很不一样。把它注入人的体内后，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侵略性都会增加。但另一方面，把它注入哺乳期的雌鼠体内会减少它们对雄性的侵略性行为，而刺激它们母性保护性行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激素。总的来说，男性体内的睾丸素水平高导致男性特征的增强，而侵略性正是男性特征之一；然而，睾丸素水平低与缺乏勇气或好斗的精神并无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包括以勇敢著称的太监侍卫和拜占庭帝国战功赫赫的太监将军纳尔西斯。最后，科学家强调，激素的效果通常受形势的调节；也就是说，无论对动物还是对人来说，对风险的计算都会抵消所谓的本能反应。

简而言之，神经学家尚未成功地确定大脑是如何触发或控制侵略性行为的。另一方面，在显示环境和“对侵略性的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遗传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自从达尔文在1858年首次提出自然选择的理论以来，许多学科的学者都一直企图为它提供一个无可置疑的科学基础。达尔文原著的基础仅仅是对不同物种的外部观察。他根据观察提出，最适应周围环境的个体存活到成年的可能性较大，在成年期也更容易活下去，而且它们的后代因为继承了它们的特点，也会比适应性较弱者的后代存活率更高，这些一代代继承下来的特点最终将在整个物种中成为主导特点。达尔文理论的革命性在于，他认为这个进程是机械性的。他认为，上一代只能向后代遗传自己所继承的特点，不能像他的同代人拉马克所说的，遗传自己获取的特点。至于这些特点如何通过我们所谓生物突变的过程发生变化以更好地适应环境，达尔文无法提出解释。至于产生了众多不同物种的初级有机体是如何发生突变的，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无解。

然而，突变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现象；向着侵略性的突变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而侵略性显然是可能会增加存活概率的遗传特征。如果生命是一场斗争，那么最能抵御敌对环境的就可能活得最长，生出最多的有抵抗力的后代。理查德·道金斯最近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自私的基因》，书中说这一过程不仅是遗传的结果，也是基因本身的作用。而且，用基因做的实验表明，具有某种基因的实验室动物确实比别的动物侵略性更强，这种侵略性也代代相传。遗传学家也找出了与过分的侵略性相联系的一些罕见的基因组成，其中最出名的是男人的XYY染色体格式：大约1000个男人中有一个人基因中有两个Y染色体，而不是正常的一个Y染色体，有XYY染色体的男人中暴力罪犯所占的比例稍高。

然而，基因变异不能解释关于任何动物，包括人，在其环境中的侵略倾向的问题，从在实验室的环境中繁殖的动物身上得来的证据更无法提供解答。无论突变是如何发生的，通过突变来成功实现适应都是对环境的反应；虽然新的基因工程学有可能在基因遗传中造成“定点突变”，繁殖出完全没有侵略性的物种，但是，要确保它们的生存，就必须让它们永远待在没有任何威胁的环境中。自然世界中不存在这样的环境，也无法创造这样的环境。即使进化出了完全没有侵略性的人，生活在完全友好的环境中，他们仍然得杀死造成疾病的低等生物、携带病菌的昆虫和小动物，以及同他们争夺食物的吃庄稼的大动物。难以想象完全没有侵略性的生物如何对环境进行必要的控制。

显然，支持和反对“人天生具有侵略性”这一论点的人都把话说得过于绝对。反对派完全罔顾常识。观察表明，动物杀死别的物种，同类之间也互相争斗；有些物种的雄性争斗至死方休。要想否认侵略性是人遗传的一部分，就必须否认人和动物世界中所有其他物种的基因方面的联系——现在只有严格的神造论者才持这种立场。支持派也太过分，虽然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通常把侵略性的范围定得太广。他们的一个重要学派把定义为“想获得或重得具体物品，或地位，或参加有利活动的机会”的“手段性的或特定的侵略行为”与“主要为惹恼或伤害另一个人”的“敌意的或戏弄性的侵略行为”区分开来，这是没有争议的，但他们还提出了“被其他人的行动挑起”的“防卫性或反应性侵略行为”。侵略和自卫之间当然有着逻辑上的分别，即使那些人可以表明所有被他们归在侵略之下的三种行为都源自大脑的同一个部位，这个分别也依然成立。主张人天生具有侵略性的人不分青红皂白，把自卫也算作侵略行为，这说明他们没有对大脑除边缘系统以外的其他部分对行为的调节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有人说过，“所有显现出侵略性行为的动物都带有一些基因来减轻此类行为的表现程度”。这样，侵略的冲动就有了制约；制约或是来自对风险的计算，或是来自对逃走机会的估量；这就是“或打或逃”这一众所周知的行为模式的来源，而人类减轻侵略性行为的能力特别突出。因此，看来科学家迄今为止只是找出了自古就有的感情和反应，并把它们分了类。的确，我们现在知道，恐惧和愤怒产生于大脑下部的神经元，是由察觉到威胁的大脑上部刺激产生的。这两个神经部分通过化学物质和激素相互联系，某些遗传基因先天决定对事物反应的暴力程度。但科学无法预知个人什么时候会表现出暴力。科学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个人结为团体去和别人作战。对这一代表着战争根源的现象，我们只能转向心理学、行为学和人类学去寻找解释。

战争与人类学家

弗洛伊德为关于侵略的一种理论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他起初认为侵略性是因为性冲动受自我的挫败而造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弗洛伊德的两个儿子表现出色，但战争的惨象使弗洛伊德深受震撼，他在战后对人的侵略性的看法因此更趋悲观。他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著名信件后来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打仗？”；他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人的内心深处有对仇恨和破坏的渴望”，并提出，打消这种渴望的唯一希望就是培养起“对未来战争理由充足的恐惧”。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把他这些话总结为“死亡本能”的理论，主要适用于个人。在《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中，弗洛伊德提出的群体侵略的理论大量借鉴了文学性人类学。他提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父权制家庭，家庭内部的关系由于性张力而错综复杂。作为家长的父亲对家庭中的女人有绝对的性权力，因此逼得性欲得不到满足的儿子们杀死父亲并把他吃掉。后来，深受负罪感折磨的儿子们规定乱伦为非法或禁忌，并建立了异（家）族通婚的制度——即只能与家庭之外的人结婚；结果造成了偷妻、强奸及其引起的家族间，后来是部落间的宿仇这一系列各种可能的后果。这方面的例子在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中不胜枚举。

《图腾与禁忌》是弗洛伊德凭想象写出来的。最近出现的把心理学理论与对动物行为的研究相结合的新学科——行为学——对群体侵略提出了更为严谨的解释。作为这一学科基础的“领地”理念来自诺贝尔获奖者康拉德·洛伦茨，他通过观察野外和人为控制的环境中的动物，提出侵略是一种自然的“驱动力”，其能量来自有机体本身，当受到适当的“释放因”的刺激时即会“发泄”出来。然而，在他看来，同一物种的大多数动物都有能力安抚同类的侵略性的发泄，一般表现为服从或让步。他认为，人起初也有同样的行为；但在人学会了制造狩猎武器后，人口开始大量繁衍，于是不得不杀死别人来保护自己的一块地盘。使用武器使杀人者在感情上与被杀者“拉开了距离”，也使得服从的本能因此退化。他认为，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从为了生存而捕杀其他物种的狩猎者转变为同类相残的凶手。

罗伯特·阿德利对洛伦茨的领地说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个人的侵略性如何变为群体的侵略性进行了推断。他说，人发现结伙打猎比个人行动更加有效；他们像任何捕猎动物适应环境一样，学会了在共同的领地上合作狩猎；于是，合作狩猎成了社会组织的基础，也提供了抗击闯入领地的其他人的动力。在阿德利的狩猎理论基础上，罗宾·福克斯和莱昂内尔·蒂格为男性为什么在社会关系中占领导地位提出了一种解释。他们说，狩猎的小组必须全部是男性，不仅是因为男性比较强壮，而且也因为小组中若是有女性会分散男性对狩猎活动的专注；因为狩猎小组为了高效率行动必须接受单一的领导，而且人类生活有好几千年的时间一直主要靠这样的狩猎小组维持，所以后来具有侵略性的男性领导就成了一切社会组织的特质。

洛伦茨、阿德利、蒂格和福克斯的理论都吸收了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科学家的许多研究成果，但社会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人类学——的学者却对他们的理论冷淡以对。人类学是人种学的延伸，而人种学则是在至今尚存的“原始”人的生活环境中对他们的研究；人类学企图在人种学的基础上为文明社会的起源和性质找出解释。像拉蒂夫和蒂莫尼埃这样的早期人种学家在18世纪就认识到，战争是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的固有特点，他们对于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提供了对“原始”战争弥足珍贵的描述。19世纪，达尔文理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涉足人种学，把描述性人种学变成了人类学，于是产生了时至今日仍然把社会科学家分为两大阵营的“先天遗传说对后天培养说”的大论战。先天对后天的论战是达尔文的表亲弗朗西斯·多尔顿在1874年发起的。论战开始不久，战争这个题目就被剔出了研究的范围。这是后天派干的，他们依照典型的19世纪的思路，一心要证明人的高级机能能够主导他低层次的本性，理智将使人树立合作性更强的社会形式，于是大力推动，把人类学研究的重点转到了政治机构的起源上。他们说，其起源要到家庭、家族和部落里去找，而不能只研究它们的对外关系（战争就是一种对外关系）。先天派中有一部分人笃信竞争是造成改变的手段，因此得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不同意后天派的观点，但他们不是主流，而是被挤到了边缘。后天派设法把讨论引到了他们心目中的关键问题上，即原始社会中的亲族关系；他们认为一切更高级、更复杂的非血缘关系都是从中发展而来的。

亲族关系涉及父母、子女的关系和子女之间以及与亲戚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公认早在国家形成以前就已存在。同样得到公认的是，家庭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组织。问题在于如何表明国家是从家庭发展而来的，家庭关系是否决定了国家间的关系。后天派本质上自由开明的理论需要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内的关系可以通过理性选择来确立，通过法律形式来固定。因此，人类学就必须提出原始社会的例子，表明在这样的社会里，亲族关系的格式正是后来现代自由国家中政治关系的写照。有很多具有可塑性的证据存在，特别是有证据表明原始人使用神话和仪式作为手段来加强亲族的纽带，避免诉诸暴力；后天培养派遂抓住这类证据大做文章。事实上，到19世纪末，人类学家的大部分精力不是花在辩论亲族关系是否是人类关系的根源上面，而是用来辩论他们视为人类组织模式的创造性文化是同时在不同的地方自行发展起来的，还是从一个发源地传播到其他地方的——这种理论叫作“传播论”。

这种对起源的寻求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必须承认，即便是能够找到的最原始的社会也不是存在于原始状态中的。比起古时的原始状态，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演变，或由于与外界的接触而出现了变化，无论这种接触是如何微不足道。人类学家徒然地花大力气进行这场实质上无果的辩论，到了20世纪初被从德国移民美国的弗朗茨·博厄斯断然叫停；他指出，寻求起源是白费力气。他说，人类学家如果研究的范围够广，就会发现文化是自我延续的。既然延续与理性无关，所以在不同文化中爬梳寻找，企图为某个流行的现代政治形式提供证据，无异于缘木求鱼。人应该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中自由选择，采纳最适合自己的形式。

这一学术理念后来得名“文化决定论”，很快大行其道，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厄斯的助手露丝·本尼迪克特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文化模式》（又译为《文化的类型》）。即使算上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金枝》（11卷，1890—1915年间出版）因展示了人类神话的普遍性而引起的广泛注意，《文化模式》也应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著作。本尼迪克特提出，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文化形式，阿波罗模式和狄俄尼索斯模式；前者威权，后者宽容。然而，狄俄尼索斯模式的概念早在博厄斯一个年轻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于1925年游历了南太平洋后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报告说，她发现了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亲族关系的纽带减弱到几乎不可见，父母的权威在大家庭的温情中消失于无形，孩子们并不争强好胜，人们不知暴力为何物。

无论女权主义者、进步教育理论者和道德相对论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萨摩亚人的成年》至今仍然是他们的圭臬之作。文化决定论对博厄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的同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却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英国人借大英帝国领土广袤之便，得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实地研究，因此成为人种学领域的执牛耳者。他们接受文化决定论的主旨，但不喜欢它在立论方面的不够精确；他们尤其不满的是，文化决定论拒绝承认，在决定采取何种文化时，人性和人的物质需求可能与自由选择是同等重要的因素。于是，在另一个会讲德文的移民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下，他们提出了另一种称为“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马林诺夫斯基初次进行实地研究也是在南太平洋，但他比米德早10年。这一理论佶屈聱牙的名字反映了两种理论的融合。第一种是进化论和达尔文主义，它认为任何社会形式都是对周围环境“适应”——这是典型达尔文主义的用语——的一种功能。举个浅陋的例子：“临时性”（刀耕火种）耕作者采用那种看起来低效无益的谋生方式，是因为他们身处森林之中，土壤贫瘠，但地广人稀。因此，用砍刀清除出一片林子，种植番薯，养猪，收成一两季后就拔营移往别处，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然而，这样的社会之所以能保持对周围环境的“适应”，依靠的是它们的文化结构。这样的文化结构初看起来似乎简单，但据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种学家所知，它其实可能复杂得令人吃惊。

结构功能主义者对社会的分析比文化决定论者精细入微得多。不过，他们为显示结构如何支持功能而收集的原材料最终还是落入两个现已众所周知的范畴——神话和亲族关系。关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术界的辩论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使用的措辞越来越复杂，使外行人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二战”后，一位天才横溢的法国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又给辩论加了一把火，他提出结构比功能重要得多，而且言之成理，很能服人。列维－斯特劳斯从弗洛伊德最喜欢的禁忌的概念入手，给它提供了人类学的基础，这是心理分析学家一直未能做到的。他说，在原始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以神话做根据的对乱伦的禁忌；回避这一禁忌的办法是在家庭、部落等单位之间互相交换，女人则是用于交换的最宝贵的商品。交换制度平抚了愤怒和不满，为了避免乱伦交换女人更是使所有人皆大欢喜。

在人类学中，寻求对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自我维系的解释压倒了所有从其他角度的研究。人类学家知道争夺女人是原始人冲突的主要原因，但他们不肯去研究这种冲突造成的后果，即战争。这是有悖常理的。列维－斯特劳斯撰著的时候，刚刚发生过世界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一些主要的人类学家，包括那一代英国人类学家中杰出的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都参加了那场战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1941年甚至在埃塞俄比亚率领一支由部落成员组成的队伍和意大利人打过仗，那些部落成员对原来统治他们的意大利人令人发指的报复使他终生都无法释怀。无论如何，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壕堑战那种病态的程式性的特点，都亟须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人类学家却对此需求视而不见。

造成上述情况的部分原因也许是美国人类学家哈里·特尼－海伊在1949年出版的《原始战争》这本书。特尼－海伊看到其他人类学家一致不肯承认战争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不耐烦之下写出了这本有意冒当时理论之大不韪的著作。他和同代的许多人类学家一样，田野考察是在美洲的土著人社会中做的，而有些美洲土著人是人种学家所见过的最好战的群体。然而，1942年，特尼－海伊离开大学参了军；他运气很好，被分配到行将永远消失的骑兵部队。一个受过教育、有想象力的人接触到战马和骑兵的武器，思绪一定会回到人与动物世界关系的初始之际；和特尼－海伊同时期，曾在德国最后的骑兵团中服过役的亚历山大·施塔尔贝格写道：“只有和一队骑兵一起纵马驰骋过，才能体验马群的迷人，因为马是本能的群体动物。”特尼－海伊骑马挥剑的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了专业人种学家关于早期战争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存在的不足。

（他在其著作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社会学家总是把战争与战争的工具混为一谈，这种冥顽不化到了惊人的地步，更有甚者，他们的著作显示出……他们连军事历史的简单内容都一无所知……二等国家军队里的一个尉级军官比起大多数分析人类社会的学者来，头脑都更清楚。</blockquote>

特尼－海伊说得对。有一次，我在和一位名声卓著、管理着世界上最丰富的武器和甲胄收藏的负责人谈话时不经意地提到，在火药时代，外科医生从战场上负伤的伤员身上清除出来的碎片大部分都是他身边战友破碎的骨头和牙齿；他听到这话，脸上显出厌恶的表情。后来，我的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他那时的表情。他对作为物品的武器熟稔于心，却从未想过那些武器对使用它们的士兵的身体所产生的效果。特尼－海伊指出，“由于这种非作战者的态度，博物馆收藏了几百箱来自世界各地的武器，都分了类，标了展品号，其实对那些武器完全不懂。”他决心使他的同行了解他们所研究的人民生活中黑暗暴力的一面，认识到那些人在仪式上佩带的武器是用来砸碎骨头、刺穿皮肉的，明白据说可永久维持亲族关系平衡的交换机制一旦打破所带来的致命后果。

特尼－海伊不否认有些原始人处于“前军事”阶段。他甚至愿意承认，有些人如果没有外部作用，会很乐意选择像玛格丽特·米德看到的萨摩亚人那样的和平有益的生活方式。然而，他坚持认为，战争是自古以来的普遍现象，例外少而又少；他不断向其他的人类学家强调这一点，不遗余力，毫不留情。

人种学家孜孜不倦地把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现象尽力予以描述、分类和整理。他也毫不犹豫地长篇大论地讨论战争，因为战争是人最重要的一个非物质的情结。但对于“这个群体</blockquote>

如何作战”这个核心问题，他却避而不谈。做田野考察的人对蛋糕上的糖霜层了解得巨细无遗，却忽视了蛋糕本身。

特尼－海伊这位当过骑兵的人类学家引用了大量关于群体如何交战的人种学记录。他一支笔大开大阖，从波利尼西亚到亚马孙河盆地，从祖鲁兰到印第安人居住的北美大平原，从接近北极的广阔冻原到西非的森林，详尽介绍了这些地方的原始社会折磨战俘、吃人肉、割取敌人的头皮、砍掉敌人的首级作战利品、把人开膛破腹用作祭品等等血淋淋的做法。他分析了几十个不同社会中作战的确切性质，描述了新赫布里底岛上的人指派勇士在对垒的两军面前表演仪式性的决斗；北美的帕帕戈印第安人部落的酋长在战斗中指定某些人做“杀手”，并命令其他人负责保护杀手；阿西尼博因印第安人推举做梦打败了宿敌的族人领导作战；易洛魁印第安人则设有战场督察，抓住作战中企图开小差逃跑的人，迫使他们担负起作战的责任。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下投枪、弓箭、棍棒和刀剑在人的肉体上造成的创伤。为避免哪位胆小的同行畏缩不肯设想燧石矛头的功能，他指出，燧石矛头的直接后裔就是刺刀。据他指称，历史上死在这一类武器下的人比死在任何其他手工制品下的人都多。

特尼－海伊的目的却不止于向其他人类学家显示原始人也残忍嗜杀的证据。他根据所展示的证据提出了一个令人痛苦的关键问题。他说，人种学家致力于研究的社会大部分存在于“军事的地平线下”，而只有当它们将来升起到这个地平线以上的时候，这些社会才算是进入了现代时代。他因此对文化决定论者、结构功能主义者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追随者（列维－斯特劳斯的开创性著作《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也是1949年出版的）一并提出了挑战。特尼－海伊大胆宣称，研究对不同文化系统的自由选择、对生境的结构性适应，或对传说的交换制度的管理，企图借此来寻找自由国家的起源，完全是白费力气。他坚称，原始社会注定会永远停留在那个水平。只有当一个社会从原始战争转向他所谓的真正战争（有时他称其为文明战争）之后，国家才能出现。以此推论，只有当国家出现之后，才能对它的性质做出选择，无论是神权制、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他断言，从原始到现代的关键测试是“有军官的军队的兴起”。

既然特尼－海伊开篇伊始就把大多数其他人类学家的智力贬到尉级军官以下，也就难怪同行们对他的著作不理不睬。特尼－海伊的著作1971年出版第二版时，为该书撰写前言的戴维·拉帕波特把其他人类学家的反应说成是“‘整齐划一地拒绝’承认有创见的论点”。其实原因很简单。人类学家知道受了侮辱，所以对侮辱他们的人集体予以漠视。如果特尼－海伊的著作在今天出版的话，也许理智的人都会对其置之不理。特尼－海伊是不可救药的克劳塞维茨主义者，他对一个社会军事地位的衡量标准是看它作战是否取得了胜利，即是否征服了土地和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在核时代（特尼－海伊的著作是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写的）要争取克劳塞维茨式的胜利，即使对最心如铁石的战略分析家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目标，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拥护特尼－海伊在40年前提出的“文明战争”的原汁原味的概念。但无论如何，特尼－海伊在他那个时代给他的专业出了个难题。人类学家对无国家的社会赞美不置，他们去那里做田野考察却要靠国家出资；战争是如何把无国家的社会变为国家的，这就是特尼－海伊坚持要人类学家思考的问题，得不到回答誓不罢休。

对这个问题确实提出了回答——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外部事件的压力迫使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人的时候，不单单看他们馈赠礼物或创造神话的行为，也开始注意他们作战的行为。这类外部事件造成压力最大的地方是美国，不单因为美国是核大国，是越南战争主要的交战方，也因为在1945年后的年代里，美国逐渐成了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人种学的田野考察越来越讲究科学，费用奇高，多数学者只能找资金雄厚的美国大学寻求资助。此外，反对核军备竞赛和反越战最激烈的美国大学生开始向这些以探索人类行为最深层、最古老的奥秘为使命的学者提出如下永恒的问题：什么使人打仗？人是否天生好战？有没有过没有战争的社会？还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吗？现代社会能否实现永远的和平？如果不能的话，为什么不能？

20世纪50年代期间，学术杂志上只刊出过5篇关于战争的人类学论文。但自60年代起，这样的论文纷至沓来。1964年，人类学耆宿玛格丽特·米德发表了一篇题为“战争只是臆造”的文章，向文化决定论者发出了战斗动员令。新一代的人类学家觉得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在研究中受到了各种新理论的影响。其中一个是数学的博弈论。按照这种理论，任何利益冲突中所有可能的选项各有一个数值，数值最高的“战略”就是最成功的。博弈论的倡导者坚称，它的运作是人所意识不到的，所以，人不一定知道博弈正在展开；做出了最多正确选择的人得以幸存，这就是他们得到的“报偿”。博弈论其实不过是企图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一个量化的基础，然而，它在智力上的新颖吸引了一批支持者。其他人对生态学发生了兴趣，这个新兴的学科研究的是人口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年轻的人类学家很快意识到，生态学的有些概念，如把某个地区的人口限制在它的可消费资源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的“承受能力”的概念，对他们很有价值。消费意味着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竞争，竞争引起冲突，一环套一环。竞争本身是造成战争的原因吗？还是说战争由于其降低人口或把战败者逐出冲突区的“功能”，自己就是原因？

围绕着“起源”和“功能”这两个已经被研究得烂熟的概念的寻寻觅觅本来可能会长久进行下去，但两件事改变了寻觅的步伐和方向。首先，美国人类学学会在1967年的年会上安排了一次专门讨论战争的座谈会，终于接受了特尼－海伊18年前提出的“原始”战争与“真正”的，或“文明”的，或——用今天的词来说——“现代”的战争之间的区分。第二件事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群默然接受了特尼－海伊理论的人类学家在做田野考察时，开始从他的角度观察原始人的作战情况，他们回来后发表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当然，对所观察到的现象如何解释言人人殊。然而，他们确实研究了使用原始武器的作战者，而最初的战争肯定是用投枪、棍棒和弓箭这样的原始武器进行的。至于这样的武器是简单的木头制品，还是加上了骨制或石制的尖头，还是说人类之间的打斗只有当发明了冶金术后才成为战争的形式，这些问题并没有定论。然而，就连对人类社会形式的性质由技术决定这一观点最彻底的反对者都不能否认，投枪和棍棒，甚至弓箭，对人在战斗中彼此造成的伤害起了限制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它们限制了可以造成伤害的距离。因此，当今时代仍然用投枪、棍棒和弓箭作战的人的战争至少能够使我们对早期战斗的性质获得一定的了解。战斗是战争的核心，是把人大批残害或杀死的行为，是把战争与仅是敌对状态区分开来的活动，是“人是善还是恶”这个伦理道德要点的源头。是人选择了战争还是人别无选择只能作战？年轻的人类学家在努力寻找对特尼－海伊提出的关键问题——“这个群体如何作战？”——的答案之时，提出了第一批可靠的观察结果，使我们稍窥用原始武器进行的战斗的性质，至少在那些情况中，也对战争如何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们的研究报告。这里选择的案例研究是按发展阶段排列的，先从最原始的战争形式开始。

几个原始部族和他们的战争

雅诺马马人

雅诺马马人的部落共有约10000人，居住在巴西和委内瑞拉的交界处、奥里诺科河源头方圆40000平方英里的茂密的热带森林里。1964年，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到了那里，成为第一个接触雅诺马马人的外来人。沙尼翁在他们中间待了16个月，那时他们几乎从未见过现代世界的物品。雅诺马马人是临时性（刀耕火种）耕种部族，他们在森林里砍出一片园地种植芭蕉；一旦土壤的肥力减弱，就再开垦新的园地。每个村庄有40—250人，都是近亲；各村庄之间步行约一天的距离，但如果邻村是敌人，距离就远一些；敌对行为常有发生，经常会造成迁徙。典型的情况是小村子迁离较大的敌村，靠近强大的友村。

雅诺马马人被称为“凶猛的人”，他们的行为的确极为暴烈；他们崇尚凶狠（waiteri），男人以此为荣，整个村子也通过表现凶狠来警告别的村子，让它们知道，谁若胆敢前来攻击是以身犯险。男孩从小就玩凶猛的游戏，以此培养暴烈的性格，他们长大后对女人非常凶狠。虽然无论是交换还是战斗，所谋求的首要目标都是女人，但男人得到了女人后却对她们极尽虐待。他们殴打女人，用火烧伤她们，发怒时甚至会用箭射她们，而勃然大怒经常是为了表现凶狠而装出来的；妻妾无处寻求保护，除非村子里有自己的兄弟，能比折磨她们的男人更凶狠。

尽管雅诺马马人崇尚凶狠，但村民一年中盼望的大事是村子间飨宴的季节。雨季期间，村民在田地里操劳；旱季到来时，他们就准备宴请邻近村子的村民，或前去赴宴。贸易使不同的村落间建立了信任，由此产生了一起宴欢的主意；虽然雅诺马马人的物质文化极为粗陋，只能生产吊床、黏土罐、弓箭和篮子等物品，但不同的村子生产不同的东西，彼此互通有无。宴会上宾主尽欢还可能导致最重要的交换，即女人的交换。

交换女人虽然能缓和雅诺马马人个人之间和村子之间的凶猛好斗，但并不能避免暴力行为的爆发。男人经常企图引诱别人的妻妾，这就引发了村内的暴力，可能会造成一群人离开村子自立，与原来的村子为敌。两个村子间如果一直互相交换女人，较大的村子可能会对较小的村子多要少给。如果一个女人被丈夫虐待太甚，她娘家村子的亲戚可能会要求把她放回来。

在这类情况下，“凶猛的人”就转向暴力。雅诺马马人的暴力通常采取程式化的形式。普遍认为，原始人之间的战斗基本上是程式性的，虽然这种意见不无道理，但需对其做出仔细的界定。无论如何，雅诺马马人之间的暴力的确是按照精心计算的程度逐步升级的；第一级是拳击胸口的对决，下一级是棍棒打斗，然后是使用投枪的攻击，最后是村子间的突袭战。

拳击胸口的对决通常发生在村子间的宴会上，“总是发生在不同村子的成员之间，起因或者是一方嘲笑另一方胆小，或者是一方对货物、食物或女人的贸易提出了过分的要求。”程序一成不变：宴会上的人先服下致幻药品，好培养战斗情绪，然后，一个人站出来，挺起胸膛。对方村子的代表接受挑战，走上前来抓住他，重重地一拳打在他的胸口。被打的人通常不还手，因为要表现自己的硬气，可能被打了4拳以后才要求还手。双方就这么你一轮我一轮地打下去，直到一方败倒为止；如双方都疼得打不下去了，就改为互打两胁，那样通常很快就能分出胜负；因为很容易就能把人打得喘不上气来，谁先喘不上气谁就输了。如果对决是事先安排好的，结束后对决的双方互相拥抱，一起唱歌，发誓永为朋友。

棍棒打斗通常没有事先安排，是自然发生的，比拳击胸口的对决更凶狠，但仍然是程式性的。“起因通常是通奸或怀疑通奸。”原告扛着一根10英尺长的竿子来到村子中心——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村子——对犯事人大声辱骂。如果被骂的人接受他的挑战，他就把扛着的竿子埋在地里，自己背靠竿子，等待对方打他的脑袋。他只要挨了一下打，就可以还击了。这样的打斗很快就能见血，一旦见血，单打独斗就变成了群殴混战，双方助威的人都挥舞着棍棒参战。这样的打斗真有可能造成死伤，因为挑战者的棍棒头是削尖了的——说明他不是闹着玩儿的——可能会把人扎个对穿。到这个时候，村里的族长就拿着弓来干预了，威胁说谁要是不住手就给他一箭。不过，有时在这样的打斗中会有人因伤而亡，那么伤人的人必须逃去另一个村子；如果打斗是在两村之间进行的，攻击的一方就会撤退。但两种情况都会引发突袭战。

沙尼翁认为突袭就是雅诺马马人的“战争”，但又描述了处于突袭和拳击胸口对决之间的一个阶段——投枪战。他住在雅诺马马人中间做田野考察期间只发生过一次投枪战。一个小村子族长的妹妹被丈夫虐待得太惨了，于是族长把她接了回来，可是在和她夫家人的棍棒战中被打败了。小村子遂和别人结盟，联手向对方发起攻击。他们投掷出“一阵投枪雨”，成功地把那个大村子的人赶出了他们的家，还跟在逃跑的人后面紧紧追击。可是大村子的人卷土重来，这次轮到攻击者转身逃跑，跑了几英里后发生了第二次标枪战。“在似乎就要战得性起的时候”，双方都偃旗息鼓，就此罢战。战斗中有几个人受了伤，一个人后来因伤势过重死去。

那两个村子后来都互相突袭过对方。沙尼翁认为突袭比投枪战更接近战争，因为雅诺马马人突袭的目的就是杀人，至于如何杀，有时甚至连杀什么人，他们都不在乎。典型的做法是埋伏在作为突袭目标的村子外面等待毫无防范的受害者出现，他可能“正在洗澡、打水或如厕”。突袭者杀死受害人后就跑。逃跑组织得非常严密，有一层层的后卫；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突袭会引起对方的突袭。这种互相突袭的格式有可能导致沙尼翁心目中最终的敌对行为——欺骗性的宴会：交战双方中的一个村子说服第三个村子邀请另一方赴宴，然后在宴会期间发动突袭。大开杀戒后，被杀者的女人作为战利品分配给胜利者。

沙尼翁把雅诺马马人的作战方式解释为对周围环境的文化层面的反应。他说，雅诺马马人作战绝不是为了争夺土地，因为作战获胜的村子从不占领失败方的地盘；他们作战的目的是要强调他所谓的“主权”，其衡量的标准是一个村子是否有能力防止另一个村子抢走本村的女人或确立以有利条件获得女人的权利。所以他们才要显示“凶狠”，目的是未雨绸缪，威慑打算诱拐女人、偷走妻子或发动突袭的人。

雅诺马马人对非雅诺马马人的邻居却是另一种行为，近几年来，他们成功地扩张了与本族地盘，几乎灭绝了一个部落。这种对他人名副其实的凶狠来自雅诺马马人的一个信念，认为“他们是地球上最早、最好、最出色的人”，所有其他人都不如他们纯种优良。“敌人”基本上指与本族没有婚姻联系的人，因为雅诺马马人虽然若是足够“凶狠”就能抢到很多女人，但还是遵守预防乱伦的亲族规则。然而，亲族关系并不是特别强大，有亲族关系的群体之间照样经常打仗。沙尼翁提出，他们打仗是为了抢夺女人。原始人杀死女婴是家常便饭，而雅诺马马人杀死女婴又是为增加“凶狠”的男性的数量，好抢夺女人，就这样周而复始，永无停歇。

沙尼翁自从初次接触雅诺马马人之后，对他们战争的功能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现在，他倾向于视其为——用新达尔文主义的词语来说——“为成功繁殖而做的选择”：杀人越多，能抢到的女人就越多，自己的后代也就越多。但是，客观地看，似乎所有理论都能在他的叙述中找到依据。战争无疑起了控制人口的作用：他研究的三个有婚姻关系的群体中，死去的男性有24%是战死的；这符合生态学家的理论。亲族关系的相对薄弱在结构主义者眼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可以说，战争是由于没有礼尚往来造成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会认为战争和利用神话来支持战争的做法证明了雅诺马马人的文化是对他们周围环境的完美适应。行为学家则可把“凶狠”作为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人内心有暴力的冲动，需不断寻找发泄的机会。

军事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是雅诺马马人战斗的外部因素。他们抓住一个观察到的事实，即人会感到畏惧，这种畏惧随着武器致命性的提高而增加；以此为出发点，他们会强调雅诺马马人战斗时精心安排的程式，可能会把沙尼翁排列的冲突等级颠倒过来。客观地看，沙尼翁眼中代表战争最高级表现的“突袭”和“欺骗性宴会”若是发生在有公法管理的社会中，不过是谋杀的行为。另一方面，拳击胸口的对决、棍棒打斗和投枪战更接近程式化的冲突，它们的规则反映出对所涉危险的理解：首先是只让少数对决的人遭遇受伤的可能；其次是明白如果不限制对武器的选择，打斗可能迅速升级为大规模暴力，所以才规定，除挑战者外，他人不得使用尖头木棒，也知道如果在近距离使用投枪这类致命性武器，同样会引发混战。

简言之，雅诺马马人似乎本能地明白克劳塞维茨的意思，甚至更进了一步。有亲族关系的群体如果愿意，可能会发动决战来一劳永逸地确定享受“主权”的等级制。然而，这样做有一个危险：一旦他们“实际的”，也就是程式性的战争升级为“真正的”战争，他们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为了谨慎起见，他们采用了局部打斗的格式；大部分打斗都是程式性的，有些人会在打斗中丧命，但多数人可以活下来，哪怕只是为了接着打下去。

马陵人

人种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所有发现中，最令军事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莫过于程式性战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所了解的“文明的”战争中也明显可见程式的痕迹。然而，对程式性战斗的描写通常都太过笼统，潜台词似乎是说程式的力量十分强大，结果把战斗变成了无害的游戏。下面引用的这一段是一位文献学家对原始战争的描述，他的描述反映了多种多样的群体状况，但主要是以新几内亚山民的战争为基础的：

对阵战……有200～2000人参加，战场是事先定好的，在交战双方边界的一块荒地上。两军各由来自几个结盟村子的武士组成，通常彼此因婚姻的缘故有亲戚关系。尽管参战的武士人数众多，但几乎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只是进行了几十场个人间的对决。每个武士都对对手大声辱骂，并向他投掷投枪或发射箭矢。避开箭矢的敏捷身手引起一片喝彩，年轻的武士趾高气扬地在阵前昂首阔步。女人常常前来观战，还唱歌或为她们的男人加油。女人还把敌人射过来的箭捡起来，交给丈夫，好让他们再射向敌人。人口较为稠密的先进部落经常会进行这样的对阵战。比如，亚马孙河流域没有这样的战争，但在人口密度比它高10倍的新几内亚高地，这种战争却是司空见惯……尽管参加对阵战的武士阵容强大，但是基本上没有人死亡。由于两军相隔很远，原始武器又效率低下，再加上年轻武士动作灵活，可以轻易地躲避箭矢，所以很少有一击而中的情况。如果有人受了重伤或被杀死了，通常那天就休战。</blockquote>

这段描述的某些内容是没有争议的，比如，在出现密集队形和标准化武器之前，所有战斗都是个人之间的对决；死伤率低的确是程式化战斗的一个特点；实例说明，即使是“文明的”战争通常也会以熟悉的地方做战场，哪怕只是因为地理条件有限，很难找到能摆下双方大军的宽阔地方。尽管如此，这段描述仍是理想化的想象，原始的雅诺马马人的战争残酷的一面就是证明。它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可用来对比一下公众对程式化作战的印象和它其实更为复杂的现实。

安德鲁·瓦伊达（Andrew Vayda）在1962—1963年间和1966年对马陵人做了实地研究，马陵人当时大约有7000人，生活在新几内亚中部横跨俾斯麦山脉林木繁茂的山脊上一块190平方英里的地区。他们以在森林“园地”里种薯类为生，为使土地休耕经常迁移，另外还养猪、打猎、采集野果，过着典型的“刀耕火种”的生活。人口密度相当高，每平方英里100多人——比雅诺马马人高多了。他们的社会单位是家族群（cluster of clans），据说成员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妻子则是从外面来的。家族群的大小在200～850人之间，每个家族群在从集水区分出来的一条河流沿岸处占有一块种植区。边界地带人口较稀，有些家族的土地上有原始森林，里面是未开垦的土地，因此比较幸运。山下土壤贫瘠，只有到接近海岸的地方，人口才又趋稠密，但那些人讲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马陵人没有金属，他们最好的工具和武器都是石头做的。

然而，马陵人的物质文化比雅诺马马人高级，这反映在他们战争的性质上。除了木制的弓箭和投枪外，他们还有用磨光的石头制成的斧头和木制大盾牌。他们用这些武器作战，战争有仔细规定的不同阶段，马陵人对此都非常清楚。他们把第一阶段称为“小事”战斗，第二阶段称为“真的”战斗，第三和第四阶段各自称为“突袭”和“群战”，但并不一定代表着战斗逐渐升级。

按照瓦伊达的描述，“小事”战斗最接近普遍认为是典型原始战争的无害的程式性战斗。

在这样的战斗中，武士们每天早上从家中来到交战双方土地边界上事先定好的战场。对阵双方的距离要近到弓箭可以射到的程度。战士们带着一人高、约2.5英尺宽的木制盾牌做保护。有时，他们把盾牌立在地上，从后面跳出来向敌人射箭，然后马上躲回盾牌后面。有些人从盾牌后冲出来向敌人挑衅，引得敌人向自己射箭，以显示自己的勇敢。每天的战斗结束后，大家各回各家。虽然这类小型的弓箭战有时能持续几天，甚至几星期的时间，但很少造成死亡或重伤。</blockquote>

“真的”战斗在战术和使用的武器上都与“小事”战斗不同。战场上用的是斧头和投枪，两军接近到武器可以够得着的距离。后方的弓箭手不断放箭，前线的战士手持盾牌互相格斗，偶尔会和弓箭手换位休息一下；如果有哪个战士没有力气了，也可以到一边去歇一会儿。有时，前线作战的某人可能会被射出的箭或投掷的投枪打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人及时发起冲锋，这个人就可能死于敌人的斧头或投枪之下。然而，伤亡仍然较为罕见，战斗会拖好几天。

每天早上，如果需要打仗，强壮的男人……在村子附近集合，然后一起前往战场去打仗，女人则留在家里做日常的园地劳动和家务事。在战争期间，男人并不每天都作战。下雨的时候，双方都待在家里；有时双方同意停战一天，好重新给盾牌涂颜料，举行伤亡人员需要的仪式，或干脆在家休息。有时停战期可长达三个星期，其间双方暂停作战，男人好腾出空来开垦新园地。</blockquote>

这些对现代人来说难以理解的程式其实与特洛伊城墙下的战斗大同小异。但有时作战双方互相射过最后一轮箭后，战争就虎头蛇尾地结束了。然而，如果来自一个家族族的作战方一心要杀死另一个家族族的人或毁坏他们的居住区，那么战争就可能进入更血腥的“群战”阶段。在战争升级的层次上，“突袭”虽然意在杀人，但范围有限，所以似乎应与“真的”战斗同级。群战则是由“真的”战斗引发，会造成大批人员死亡，不只是男人，也包括女人和孩子，失败者只能仓皇逃离家园。

瓦伊达尽力对马陵人的战争做了必要的详细解释。他说，在一段和平时期内，一些恶行和劣迹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算账的时候，就会爆发“小事”战。要报复的行为可能只是出言不逊，也可能是谋杀这样的严重罪行，还包括这两极之间的强奸、劫持，或怀疑施用魔法等一系列行为。“小事”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试探对方的军事力量，二是为了谈判。战斗中，调解人在一旁大声呼喊，要求双方握手言和。调解人常常是交战一方的盟友，每当要打仗时，都要寻求这样的盟友。调解人提供中立的意见，但也证明一方有额外的力量，特别是当对方坚持进行“真的”战斗的时候。

打过“真的”战斗后，双方通常维持各不相让的僵持局面；“突袭”也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群战”却一般会造成战败方逃离家园，他们的房屋和园地被毁。因此，它是关于谁更强大、谁能侵占邻居土地的终极考验，这在一个缺少土地的社会中是十分重要的标准。这么看来，马陵人的作战动机是“生态性”的——战斗的结果是土地从弱者向强者手中的再分配。但瓦伊达指出，马陵人的战争也具有与此相矛盾的重要特点。一个是胜利的一方很少占领失败方的全部，甚至是部分的土地，因为害怕遗留在那里的邪恶魔法会带来危险。另一个是作战的时机总是和一个家族群准备祭祀祖先，请求祖先保佑他们作战胜利的时间相吻合。

在这样的祭祀中，要杀死并吃掉与家族群人员的数目同样多的成年猪。既然养大这么多猪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所以战斗也只是大约每10年才爆发一次；奇怪的是，只有到10年期快结束的时候，邻近的家族群才开始做出会引发战争的彼此冒犯和彼此伤害的行为。如果没有用祭品来祭祀祖先的魂灵就贸然打仗，一定必败无疑；另一方面，养很多猪却没有借口吃掉它们，那养猪就失去了意义。瓦伊达注意到，在马陵人上次长期作战期间，他们的人口密度其实正在下降，这就对他自己提出的马陵人打仗是因为缺少土地的解释提出了质疑。也许他们打仗仅仅是出于习惯，甚至只是为了好玩，而不是为了人类学理论能够提出的任何原因。

当然，说战争是好玩儿很容易流于浅薄。然而，研究骑兵的历史学家就非常重视作战中的“玩耍”因素，因为回顾历史，任何对于战斗“起源”的寻求都不可避免地带我们回到人作为狩猎者的早期生活中去。作为运动的狩猎所使用的武器，以及游戏玩耍用的玩具都来源于靠打猎维生所用的工具。人开始从事农业活动以后，哪怕是最粗放的农业，都可以不必再每天为糊口而追踪和杀死动物。在此情况下，早期文化中的狩猎、运动、游戏，甚至战争就必定在心理上取得了同等的意义；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前三项仍然有着同等的心理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再考虑到他们所掌握的武器，马陵人的战争具有强烈的游戏或玩乐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一群人挥舞着木头投枪和石斧与另一群人对打，至于他们的武器仅仅是使别人受伤还是真的能置人于死地，关键不在于那些武器固有的致命性，而在于作战者的意图。马陵人的战争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它的“原始”，而是它的先进。在一个没有审美方面成就的社会中，战争在个人层面上一定大大满足了个人对自我表现、自我展示和竞争的需求，甚至可以说它使人的侵略性得以“发泄”——如果我们接受那种理论的话。在群体层面上，战争是一个媒介，可借以向敌方表示己方对违背睦邻关系行为的严重不满，并警告敌方，如果认识不到己方在力量上的优势将会给他们带来何等不利的后果；这种力量的优势一开始就象征性地展示出来，意图不在升级冲突，而在外交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