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被用作武器由来已久。拜占庭人是始作俑者，在7世纪就开始使用“希腊火”。他们对这种武器的成分守口如瓶，时至今日，学者们还在就它的性质争论不休。我们只能确定，它是液体，用唧筒喷射，主要用作助燃剂在围城战和海战中攻击木质结构。它这个“火力”不具备如推进剂或炸药这类材料的现代意义。尽管它使人闻之色变，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但它其实并未产生特别有效的创新成果。它没有像火药的发明那样，带来战争的革命性变化。
不过，火药与它有关，因为现在普遍认为，“希腊火”的主要成分是巴比伦人称为“石脑油”（naphtha）或“燃烧之物”的东西，那是石油渗透到地表的沉淀物。巴比伦人把它看作无用之物。但是，大约在11世纪时，中国人发现，把从当地地表渗出的包含石脑油的物质和硝石混在一起，产生的混合物有爆炸和燃烧的性能。在那之前，中国人偶然发现，在含硫量高的土上烧火，特别是用木炭烧火时会发生爆炸。当纯化硫和木炭粉以及硝石晶体混合起来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所谓的火药。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时间在950年前后，最初可能是在道观里用来作法。关于中国人在战争中是否使用火药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13世纪末之前做出了火炮（尽管早就做出了烟火）。在那之后不久，欧洲也有了火药，也许是炼金术士在徒劳地孜孜寻求点石成金术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它的秘密，而人一旦发现了它的爆炸性能，马上意识到可以把它用于军事用途。至于后来如何发现如果把火药和弹射体装在管子里，点燃火药后产生的力可以把弹射体向着特定的方向推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准确地知道，获得这个发现的时间是14世纪初，因为1326年的一张图画上画着一个花瓶形状的东西——也许是出自习惯制造此种形状的铸钟工之手——瓶颈处伸出一支大箭，箭头直指着堡垒的大门，炮手正在把火捻凑到火门上去。
到15世纪，制炮技术取得了进步。弹丸代替了箭，炮也变为管状，有时是把熟铁条用铁圈像箍桶一样箍成炮管。不过使用火炮仍然只限于攻城。尽管在阿让库尔战役（1415年）中显然使用了火炮，但它们在战场上除了弄得响声震天、烟雾弥漫以外，没有多大的作为；哪个骑士或箭手若是不巧遇到四处乱飞的流弹只能自认倒霉。然而，40年后，法国人在1450—1453年间终于把英国人赶出诺曼底和阿基坦的那次战役中就用火炮射穿了英方堡垒的厚墙；同一时间，奥斯曼土耳其人正在用巨型臼炮轰击狄奥多西时代修建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土耳其人特别偏好巨型大炮，有时甚至需要在攻城开始前就地铸造）。1477年，法国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用火炮攻击勃艮第地区各领主的堡垒，扩大了自己对祖传土地的控制范围。到1478年，法国王室自6个世纪之前的卡洛林王朝以来首次实现了对法国领土的完全控制，并着手建立集权制政府，很快使法国成为欧洲头号强国；而支撑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对付桀骜不驯、拒交税赋的封臣的终极手段就是火炮。
火药与工事
虽然法国国王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用火炮打破了敌人的防御墙，但他们的火炮有严重缺陷，极大地限制了其军事用途——又大又重，而且安装在固定不动的平台上。这样，只有在己方已经控制的土地上才能使用火炮，如法国人在诺曼底乡间以及奥斯曼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水上和陆上。火炮真正要成为作战工具，就必须足够轻便，可以用车拉着随军前行，这样，步兵、马匹和火炮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起在敌人控制区内行动，因此而避免炮兵跟不上大军行进的速度而被敌人连人带炮一起抓获，或撤退时被迫丢弃火炮。
1494年，法国人实现了这方面的突破：
<blockquote>
法国的工匠和铸钟匠……到15世纪90年代（早期）……发展出了将在后来的近400年间成为战役和围城战决胜因素的火炮。原来笨重的“组装”臼炮安在木制台子上发射石头弹丸，每次换地方都要抬到车上运走；现在改为青铜铸成的直炮筒，长度不超过8英尺，比例经过仔细的计算，以吸收发射时造成的从炮尾到炮口递减的冲击力。这种炮发射的是熟铁弹丸，比石头弹丸重，因此同一口径的炮发射铁弹丸要比发射石头弹丸的破坏力大两倍。</blockquote>
最为重要的是，火炮可以移动了；因为炮筒是一次性铸成的，所以在炮筒的平衡点稍前的地方可以同时铸上“炮耳”，即突出的小小凸缘，用来架在木制双轮支架上。这样，火炮就能像小车一样行动自如了，如果炮架的“架尾”再挂到另一辆双轮“前车”上，和炮架形成一个整体，可以直接把马套在车轴上拉动，那就比小车还更灵便；炮架还可以做得使人能通过调整炮尾下方垫的楔子来降低或抬高炮口（barrel这个用细长的铁板箍成的“组装”大炮的专用术语一直流传至今）。要把炮从右转向左或从左转向右，只需移动为稳定炮身而安放在地上的炮尾即可。
1494年春，率军自惹内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查理八世下令把40门火炮从法国运到北部意大利的拉斯佩齐亚港，他从那里出发向南席卷意大利，要夺取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他途经的城邦和教皇属地听说他的火炮很快就击垮了费里扎诺城堡的护墙，纷纷放弃了抵抗。11月，他征服了佛罗伦萨。第二年2月，他在那不勒斯仅用8个小时攻破了曾在使用传统方法的围城战中坚持了7年的圣乔瓦尼城堡，胜利进入那不勒斯。他行经之处，整个意大利都为之震动。他的火炮给作战带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过去使攻城机和攀墙队无可奈何的高墙深垒的城堡在火炮这种新的打击武器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当时一个意大利人圭恰迪尼写道，火炮“如此迅速地靠墙安好，发射得如此密集，弹丸飞来的速度如此之快，力量如此之大，几个小时内造成的破坏就等于过去意大利的战斗中几天的破坏。”
查理八世虽然在那不勒斯取得了胜利，但好景不长。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法使意大利所有的城邦个个自危，于是威尼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教皇和西班牙组成了反对他的联盟。虽然他在接下来与神圣联盟打的福尔诺沃战役中靠大炮赢得了胜利，但他还是决定放弃意大利回到法国，1498年就去世了。他的炮兵革命却持续了下来。新型火炮达到了攻城者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效果。以前，堡垒的效力主要取决于墙的高度。不过并不全是那样，水也能成为强有力的防御；亚历山大大帝在围攻提尔苏尔面海的要塞时（公元前332年）就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那场围攻一直持续了7个月才告结束。不过，总的来说，墙越高，攻城队就越不容易攀到墙头，同时墙高也意味着墙厚，使攻城机械难以奏效。压重弹射机（弩炮）投掷的石头打到墙上就滑下去，扭力投掷机虽然可以平射，但力量太小。唯一肯定能弄垮城墙的办法是挖地道，这个办法费力不说，遇到城壕和护城河就无计可施，而且对方也会通过挖对抗地道的办法来破坏。
新型火炮可以迅速靠近城墙投入作战，射出的弹丸还可以较准确地打中预期的目标，因此能产生与挖地道相同的效果。瞄准城墙墙基的一点不断平射，射出的铁弹丸很快就能在墙石上打出一道沟，这种打击的积累性效果也利用了墙体本身的物理原理：墙越高，基础受打击后动摇得就越快，倾塌后破的口子也越大。城墙倒塌下来的瓦砾会自动填满墙脚下的壕沟，正好为攻城部队铺平道路，而且坍塌的城墙可能还会带倒望塔（这正合炮手之意，因为它意味着守军失去了向进攻的一方投掷石块和别的武器的制高点），所以攻破了城墙就等于拿下了堡垒；根据之前的围城战已经确定的惯例，城墙被攻破后守军若是还不投降，攻城的军队就可以对守军大开杀戒，也可以放手抢掠。在火炮时代，这个惯例成为绝对的规矩。
那不勒斯的惨败使所有国家悚然而惊。对许多国家，特别是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一些小国来说，现有的堡垒是第一道防线，它们的建造和维修是国库的一大笔开支。查理八世的火炮如此轻而易举地摧毁了矗立了多少个世纪的城墙，这刺激了工事工程师的好胜心。16世纪上半叶，法国、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各城邦间不断结盟改盟，在意大利混战不休。那个时期内对旧城墙加固的手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1500年，比萨的工程师在石头城墙后加建了一道土墙和壕沟；法国人及其佛罗伦萨盟友虽然用火炮轰破了一处城墙，但整个城墙仍然屹立不倒。“比萨双层护墙”被广为采用，还有很多城邦在城墙外围又建造起土木结构的护墙和望塔，火炮的铁弹丸至少在攻城的初期无法对它们造成破坏。城邦和堡垒守军的指挥官也很快意识到，即使城墙被打破，也可以部署步兵使用火器顶住来攻的敌人。这种战术的各种有效模式逐渐显现，1523年的克雷莫纳围城战和1524年的马赛之围就是清楚的证明。
然而，临时的修补加固无法使古老的城墙永远顶受得住新式火炮的攻击，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工事体系。令人惊诧的是这种新式工事出现得如此之快，使大炮只享受了半个世纪攻无不克、威风八面的好日子。如果和其他对军事新发明的适应速度相比，50年似乎很长，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盟军为对付希特勒装甲部队的闪电战，彻底对军队进行了重组，大量制造反坦克武器，到1943年即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但这种看法忽视了所涉及的智力概念上的困难和资金问题。首先必须想出反火炮的概念，然后必须找到资金把概念变为现实。这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因为多少世纪以来，在欧洲大陆各处建造的工事体系本来早已收回了建筑的成本（有些城镇的防护墙虽然在中世纪经过了重建，但最初建立的时间可追溯到罗马时代），但现在却需要把它们全部推倒重来。
机动火炮问世伊始，就有人敏锐地抓住了反制概念的根本。既然火炮最能对高墙造成损毁，所以新城墙就必须造得低。然而，低墙的工事等于是开门揖盗，敌人很容易发动突然袭击，顺着梯子攀过城墙进入工事内部。所以，新的工事体系必须既能够抵御火炮的射击，同时又不让敌人的步兵靠近。达到这种以深度换高度的效果的手段是棱堡，它突出于城墙之外，俯瞰城壕或护城河，可以作为火炮和火器的发射平台，而且非常坚固，不会被敌人密集的炮火轰塌。实践证明，最合适的棱堡设计有4面：两面合在一起形成楔子状向外突出，使敌人的炮弹打不到正面，还可以架设己方的大炮；另两面呈直角把突出的楔子连在城墙上，在这两面的雉堞后，守军可以用火炮和火器覆盖城壕和棱堡之间的空地。棱堡用石材建造，不过以砖替代也未尝不可，墙后顶着夯实的泥土，整个棱堡牢固无比，既是坚实的火炮阵地，也是不惧炮击的城防。
在查理八世1494年远征意大利，宣告了堡垒的末日之前的一段时期，工事工程师就已经开始研究试验棱堡，并一直在加厚城墙，使之形成坡度。这样的试验并不普遍，只有零散的几例，但一旦革新成为必需，进行过这种试验的工程师就能立即行动起来。意大利有几个工事“世家”，其中最早确立，也是最重要的世家是朱力亚诺·达圣加诺（Giuliano da Sangallo）和安东尼奥·达圣加诺（Antonio da Sangllo）两兄弟；朱力亚诺在1487年为波焦因佩里亚莱（Poggio Imperiate）的城防画出了棱堡的设计图，就在1494年那年，安东尼奥开始按棱堡的设计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重建在奇维塔卡斯泰拉纳（Civita Castellana）的要塞。圣加诺兄弟俩坚信棱堡是攻城大炮的克星，很快就为意大利那些出得起建筑费用的城邦建起了一座座棱堡；他们在1501—1503年间为内图诺建了几座棱堡，1515年，安东尼奥又接下了为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iessandro Farnese）红衣主教在卡普拉罗莱建造一座样板碉堡的订单。圣加诺家族的红火生意引得别人也想来分一杯羹，先是圣米凯利（San Micheli），然后是萨沃尔尼亚诺（Savorgnano）、佩鲁齐（Peruzzi）、真加（Genga）和安东内利（Antonelli）几个家族也都进入了碉堡建筑业。
建造工事带来财源滚滚，令人眼红，吸引了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物，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他在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gia）手下做工事碉堡检查员；还有米开朗琪罗，他在1545年和安东尼奥·达圣加诺的一次争论中宣称：“我对绘画和雕塑所知不多，但我对造工事很有经验，我已经证明关于工事我比圣加诺家族全加起来都懂得多。”从1527年到1529年，米开朗琪罗为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建造了新的城防，但后来对他造工事技术的问津者寥寥无几，这不能不算是艺术的一大幸事。
圣加诺和其他工事家族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他们建造工事的地点不仅限于意大利，由于他们大名远扬，各国国王又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动火炮，所以他们也去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琴海和马耳他（医院骑士团被赶出圣地巴勒斯坦后安顿在了那里）做工程，他们的足迹甚至远至俄国、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自战车工匠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出售技术给在中东作战的贵族以后，工事修建者和他们的对头炮兵是第一批业技专攻的国际雇佣军。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做了如下的描述：
<blockquote>
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从这些人的角度来想问题。他们没有钱，但他们知道自己有才，自诩为处身于文明程度不如意大利的人群当中的高等人。他们看到自己中间的少数人爬上了高位，感到愤懑不平；他们很容易受优厚条件的诱惑，背井离乡去为遥远的君主服务。然而，他们的情况并不因此有所改善——他们债台高筑、囊中空虚；长途旅行的高额费用迫使他们滞留他乡。他们还得忍受士兵们的轻蔑，因为士兵专看不起行伍中试图把战争的理论和武器相结合的人。</blockquote>
许多作战的士兵自己也是雇佣兵，他们蔑视工程师和工兵，是出于武士的自尊自大，不是因为耗费大量金钱和人工建造的新式碉堡没能达到目的。事实恰恰相反：建有棱堡的要塞恢复了防御对进攻的优势，正如15世纪末火炮占了上风一样迅速。到16世纪末，每一个希望维护自己主权的国家都在边界上最薄弱的地点，如山口、渡口和易于航行的港湾，修建了现代防御工事。国内堡垒的分布也有了改变。内地的“星状碉堡”基本上不见了踪迹，因为国王利用自己垄断的昂贵的大炮击破了不服王权、负隅顽抗的最后一批封建领主的据点，并且不准他们重建有棱堡的城堡。然而，边界上的工事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密集，它们作为设立军事防线的手段和政府管辖范围的标志也比过去有效得多。可以说，欧洲现代的边界基本上是由工事划定的，建造工事时对语言的界线和宗教革命后新的宗教界线做了些微的调整，以保证边界的清晰整齐。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荷兰。在流入北海的莱茵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这3条大河“以北”受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统治的荷兰新教教徒于1566年发动叛乱（1519年后他们受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奥地利、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国王也都是这个家族的人）。这场战争持续了80年，和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合并为一，还引发了一些连带性的冲突，如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对英国的战争。荷兰人的抵抗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有两个原因：由于荷兰地处海边，还控制着流入中欧的上游河道，所以它已经成了贸易大国，财富直追威尼斯；因为有钱，所以荷兰人造得起坚固的工事作为宣布独立的后盾。西班牙总督雷克森斯的秘书在1573年报告说，“叛乱的城镇地区比比皆是，几乎遍及整个荷兰和泽兰省；在那些岛屿上平叛殊为困难，除非派遣海军。事实是，如果几个城镇顽强死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收复失地。”荷兰的城镇的确十分顽强，在没有石头或砖头堡垒的地方，居民建起了许多土堡。只需几座土堡就足以抗拒西班牙人的进攻，1573年，阿尔克马尔镇和哈勒姆镇坚强的防守消耗了西班牙反攻的全部精力。
攻城战费时费力，因为要想聚集足够的火力打击建有棱堡的堡垒，就必须大量挖土。带棱堡的堡垒是“科学”建筑，它的设计是经过数学计算达成的，精心地尽可能减少敌人的炮弹能够打到的墙面，同时尽可能扩大守军在棱堡上向外射击的火力覆盖面。既然如此，攻城战术也必须“科学”。攻城的工兵很快就找出了相应的办法。需要挖一条与棱堡的一面平行的深沟，把火炮掩藏在里面开炮。在炮火的掩护下，再向堡垒的方向挖“接近”工事，然后在离堡垒较近的位置再挖一条平行的工事，把火炮运过来对堡垒进行近距离炮轰。到17世纪，这种技术在路易十四的围城大师沃邦（Vauban）的手里臻于完善，最终确定需要依次挖3条平行的工事；在最后挖成、最接近堡垒的工事中，足够猛烈的炮火可以把棱堡夷为平地，坍塌的瓦砾正好填满城壕，使集结在最后一道工事里的步兵借以跨过城壕，冲进堡垒被击破的缺口。
不过，无论带棱堡的堡垒遭受了多么大的打击，发动步兵冲锋总是带有奋不顾身的壮烈味道；所有的防御工事都常备着必要的材料，包括叫作堡篮的装满泥土的长篓、桩柱、栏杆和木头挡墙；一旦城墙被冲破，守军马上可以再建起一道防御墙，同时旁边棱堡上的火枪手和炮手会集中猛烈火力打击越过了城壕，甚至冲到了堡垒前的“斜坡”上的攻击部队。但16世纪的步兵不愿意打攻城战的主要理由还不是冲锋时种种可怕的危险。他们不喜欢攻城战是因为要挖工事，特别是在荷兰，挖地两尺就可能会出水。西班牙的一位主将帕尔马无奈只好给挖工事的士兵多付钱——在后来的几世纪内这几乎成为惯例——但他还得“努力克服卡斯蒂利亚人莫名其妙的虚荣心，他们认为在街上乞讨都比出力气干活挣钱有面子”。
尽管如此，在荷兰叛乱的头20年，西班牙人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之间的地区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后来成为比利时的北部领土，那个地区内各城镇的叛乱被西班牙镇压了下去。莱茵河以北、艾瑟尔河以西的地区地下水更加丰富，在这个坐落着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乌得勒支等伟大城市的地区，西班牙人则难做寸进。到1590年，身为荷兰军队统帅的“拿骚的莫里斯”伯爵集中了足够的部队发起了进攻；就是这位莫里斯伯爵和威廉·路易斯以及约翰·路易斯两位堂兄弟一起，借鉴古典文献，重新起用了罗马军团的纪律和操练方法。从1590年到1601年，他把荷兰的边界推至莱茵河以南，把包括布雷达在内的地方永远纳入了荷兰的版图，并为艾恩德霍芬最终落入荷兰之手提供了保证；与此同时，他也打掉了西班牙在荷兰北部的一些兵营，因此而清出了地方，使未来的荷兰王国得以与讲德语的国家接壤。1601年，莫里斯离开“荷兰碉堡”前往荷兰人的前哨要塞奥斯坦德，被西班牙人盯上缠斗；经过3年的围城，西班牙终于拿下了奥斯坦德；但在随后的战争中，西班牙虽然军力仍余勇可贾，财政却已捉襟见肘，1608年遂表示愿意停战。停战没有按协议规定的持续12年。到1618年，一场更大的战争——三十年战争——在北部欧洲开打，其间火药给参战者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之间有固定阵地的堡垒战。
火药战的试验期
14世纪的战士发现火药释放的神秘力量太难以掌握，因此对它敬而远之。哪怕是使用原始的火炮，用长长的火捻去点燃火门放炮，也非得特别胆大不可，特别是考虑到早期的火炮经常会经受不住火药的冲击而爆炸。因此，手持的发射性武器使用火药做动力需要克服人的怀疑、担心和实实在在的恐惧这个巨大的障碍。不过，到15世纪中期，一些欧洲的军队即已开始试验这类的武器；到1550年，火器的使用业已相当普遍。
使士兵在心理上对火药从敬而远之过渡到习以为常的武器是十字弓。这是一种机械武器，拧紧弹簧后能积聚很大的力量，扳动扳机即可以高度的准确性把重弩射到很远的地方。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墓葬里就发现了十字弓，但在欧洲，十字弓直到13世纪末才出现，很可能是当地发明的。14世纪期间，十字弓成了战场上常用的有力武器，主要是因为它发出的弩箭能从中等或较近的距离以外穿透铠甲。
十字弓的机械原理和形状很容易适应火药的使用。它的弓座要抵在肩上，而且必须十分坚固，才能经得起弹簧绷开时产生的冲击；于是在十字弓弓座的基础上形成了枪托，上面再安上轻型的枪管；用十字弓射箭扣动扳机时会产生后坐力，所以火药爆炸时对肩窝产生的冲击不会使人惊骇。第一批使用火枪的士兵很可能就是十字弓手。
然而，将领虽然在攻城战中能充分发挥十字弓手的作用，但从未找出如何在战场上对他们人尽其用的办法，对火枪手也是一样。 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英国人使用长弓战果显著，但长弓这种武器很难掌握，没有多少人有耐心去学，会使用长弓的人通常都来自偏远的乡下；长弓和复合弓一样，人要有时间反复练习，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威力。长矛用起来非常简单，在像瑞士这种骑士阶级人数很少的地方，健壮而倔强的农夫手持长矛列阵，只要在疾驰而来的骑兵面前保持镇静和勇气，就可以成为阻挡骑兵冲锋的坚强壁垒。瑞士人作为长矛手获得了勇敢无畏的美誉，并因此在15世纪期间从统治他们的哈布斯堡王朝手中赢得了高度的自治权，另外还由于他们的坚定可靠成为后来300年间欧洲最受欢迎的雇佣兵。比如，在圣雅各恩比尔的“疯狂战役”（1444年）中，1500名瑞士长矛手冲进30000多人的法军中间奋勇杀敌，直至全部战死。在敌我人数比较相当的和勃艮第人的作战中，包括1476年的格兰森战役和莫拉战役，还有1477年的南锡战役，瑞士人采用了同样奋不顾身的类似方阵战的战术，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永远摧毁了勃艮第的力量。
因此，到16世纪初，事实清楚地显示，长矛兵结合某种射击武器，无论是十字弓、长弓还是火器，是在开阔的战场上对骑兵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比这更好的是骑兵、弓箭手或手枪手，再加上步兵的组合，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就是率领着这样一支军队在1474—1477年间与瑞士人作战的；他战败的原因不是军队缺少哪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是他的资金不足，兵力不及瑞士军队。但无论如何，他军队中不同兵种的比例仍然是试验性的；1471年，他有1 250名披甲骑兵、1250名长矛兵、1250名手枪手和5000名弓箭手。也许这个比例不合适，但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比例。马基雅维利认为，军队中步兵对骑兵的比例应是20比1，但他没有说明步兵应使用何种武器。世纪期间，为研究出这方面的最佳比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手枪手显然至关重要。以贸易为经济命脉，靠军事力量来保护贸易的威尼斯在1490年决定把所有的十字弓都换成使用火药的武器，1508年又给新成立的国家军队装备了火器。然而，在1550年发明了能射穿铠甲的原始火枪之前，手持的火器一直效果不彰。发射火器靠把点燃的火柴凑到毫无遮挡的火门上去点火，若是下雨，火柴和火门就都容易出故障；火器射出的弹丸也比较轻，且射程不远。尽管如此，火器在近距离发射时，还是能吓得步兵和骑兵惊慌失措，有时还能造成伤害。文艺复兴时期的将领因此而开始寻找在战场上的反制手段。火炮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只有这个理由能够解释在拉韦纳（1512年）和马里尼亚讷（1515年）发生的那两次空前绝后的怪异战役。那两次战役都是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进行的，两次都是双方说好要打对阵战，战役中双方军队进退所围绕的中心点是匆忙建造起来的大型工事，那是守方安置火药武器的阵地。
在拉韦纳，法军是向前迎击西班牙军队的一方；法军中有一大批德意志雇佣兵，这些人在意大利各城邦间的战争中以受雇打仗为生，和参加过历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希腊老兵在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的谋生方式一样。法军有54门火炮，是机动的；西班牙军队的30门火炮则固定在工事里。法军发出一波又一波的炮轰，激得西班牙骑兵发起冲锋后再把西班牙骑兵打散，但当德意志雇佣兵向前推进时，在工事那里被对方挡住，接下来是双方惨烈的肉搏。最后，法军把两门火炮调到西班牙阵地的后方开炮，使西班牙军队阵脚大乱，狼狈撤退。
3年后，角色发生了互换。在马里尼亚讷，法军建立了工事据守，进攻的是为西班牙联盟服务的瑞士军队；瑞士人打起仗来悍不畏死是出了名的，他们飞一样地冲过来，在法军的大炮还没来得及发挥威力之前就跳进了法军的工事。法军发动反击，打退了瑞士人，但他们重整旗鼓，第二天一早又卷土重来。（马里尼亚讷战役持续了不止一日，在那个历史时期非常罕见。）这次，法军的大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两军在工事前流血厮杀，演变成进退不得的胶着状态，只有到法国的盟友威尼斯派部队前来增援时，瑞士人才被迫无奈撤退。他们撤退也和进攻一样行动如风，一下子走得干干净净；但他们在战役中遭受的损失实在惨重，所以不久就接受了法国提出的和谈要求；这次谈判奠定了法国和瑞士关系的基础，后来的250年间，瑞士一直是法军雇佣兵的主要来源。
拉韦纳和马里尼亚讷战役的出奇之处在于交战双方在开放的战场上打的却是临时性的围城战，个中原因似乎是当时带兵的将领除了把大炮安在临时修建的工事里，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使用大炮的办法。他们认识到了炮火击退传统的骑兵和步兵方阵进攻的威力——瑞士人采取的就是传统的阵式——但尚未找出在己方进攻时利用大炮的战术。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在切里尼奥拉（Cerignola）战役中（1503年），西班牙的手枪手开火击退了逼近西班牙阵地的法国军队；在比克卡（Bicocca）战役中（1522年），这一幕再次重演，法方的瑞士雇佣兵向配有强大火力防守的西班牙工事发动毫无意义的进攻，半个小时就死了3000人。尽管瑞士人以在战场上勇猛无畏而著称，但自那一次的经历后，他们再也不敢向掩藏在工事后的手枪手发动攻击了。
不过，作战不能总是躲在工事里静等对方攻击。那就把守军拴在了一个特定的地点，而敌人却可能会绕过守军的工事去抢劫破坏受守军保护的乡村，或对分散在各地的孤立堡垒各个击破。要打对阵战必须是对方接受挑战才行，如果对方采取机动作战的战术，守军也只得奉陪。因此，在机动作战中使用大炮和火器需要改变文艺复兴时期军队的文化态度。虽然他们把火药技术引进了传统的作战方式，但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火药的逻辑。他们和挥舞着刀剑冲向埃及苏丹手下配备了火器的黑奴军的马穆鲁克一样，仍然遵循着过去的守则，只有骑兵和手持锋利的武器与敌人作战的步兵才得膺武士的称号。对自查理曼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战争的披甲戴盔的武士的后代来说，靠躲得远远地打枪放炮来作战向来为他们所不屑。他们想和祖父那一辈的人一样，纵马杀敌，想让配合他们作战的步兵拿出男子汉气魄来，手持长矛迎击冲上前来的敌军骑兵。如果一定要在战场上使用枪炮，就把它们安置在工事后面吧，反正发射性的武器一直是放在那个位置上的。马背上的武士不想看到身强体壮的步兵沦落到那些狡猾的雇佣十字弓手的地步，更不想从马背上下来亲自学习使用火药的邪恶技术。
马背上的贵族对火药革命的抵制有其久远的文化根源。我们前面看到，方阵战时代的希腊人是我们所知较多的最早抛弃了原始战争的躲躲闪闪，选择与敌人正面交锋的武士。部落战争中有作为初步仪式的“勇士之战”，形式各种各样；在荷马对特洛伊战争的描绘中，这种“勇士之战”是最精彩的部分；但希腊人才不去费那个工夫。古希腊人解决问题采取的是最迅捷直接的办法。共和国早期的罗马人也采取希腊的方法，他们可能是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者那里学来的。有一种猜测说，罗马人通过先是和高卢人，然后和莱茵河那边的条顿民族的接触，逐渐把面对面作战的习惯传给了他们。罗马人自己可以证明，来自北方的人用的是这样的战法，他们虽然对北方人各自为战的简单战术嗤之以鼻，却从未否认过他们近身肉搏的勇气。在恺撒率领罗马军团进行的一次战斗中，军团战士投出的投枪扎满了敌人的盾牌；恺撒注意到，“很多（赫尔维西亚）人几次想拔投枪拔不出来，于是干脆扔掉盾牌，在毫无护身之物的情况下接着战斗”。只是在“他们因负伤和战斗而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撤退”。然而，如果哈尔施塔特文化的长剑可以作为凭据的话，高卢人在遇到罗马人之前就已经开始面对面近身作战了；塔西陀因其骁勇善战而赞不绝口的日耳曼人似乎于公元1世纪在莱茵河上初逢罗马人之前也是面对面作战的。鉴于希腊的方阵战是在多利安人到来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如果接受多利安人可能来自多瑙河地区这个说法，那么也许就能确定，多瑙河地区是维克托·汉森所谓的“西方的作战方法”的发源地，同时它又是这种战斗方法和大草原及近东和中东流行的避免直接交锋，保持距离的战斗方法的分界线：在大草原以东和黑海东南方，打仗时双方仍保持距离；在大草原以西和黑海西南方，作战者则不再谨慎自保，而是短兵相接。
西方为什么抛弃了原始作战的心理和惯例，而其他地方为什么把它们继续保持了下来，这些问题十分费解。两种战法的分界线与气候、植被和地形的区分吻合得相当紧密，却并不符合语言的分界线：希腊人、罗马人、条顿人和凯尔特人讲印欧语系的语言，但同属印欧语系的伊朗民族却没有像他们一样抛弃弓箭转用矛或剑，而是继续依靠远距离发射和打了就跑的作战方法。从种族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也站不住脚。19世纪期间，祖鲁人和日本人都学到了西式作战的规矩，先是通过观察西方人的作战，自己也努力向学。只能说，如果有“军事地平线”这回事的话，也有“面对面”作战的界线；西方人传统上位于界线的一边，大部分其他民族则位于另一边。
这种面对面作战的传统力量强大，引发了16世纪的武士危机。享有“无畏无瑕骑士”美誉的拜亚尔对十字弓手的态度众所周知：他把俘虏的十字弓手一律处死，理由是他们的武器是胆小鬼的武器，他们的行为狡猾奸诈。要成为骑士，首先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训练，娴熟掌握武器的使用；使用长矛的步兵需要培养大无畏的勇气；而十字弓手不必经历这些，在自身安全无虞的远处即可置骑士和步兵于死地。手枪手更是如此：他作战的方法和十字弓手一样畏缩可鄙，他的武器又吵又脏，根本不需要花力气。16世纪的武士路易·德·拉·特雷穆耶（Louis de la Tremouille）的传记作者问道：“战斗中使用这种（火药）武器的时候，骑士的武艺，他们的力量、勇敢、纪律和荣誉心还有什么用呢？”
然而，尽管传统的武士阶级激烈反对，但是到16世纪中期时，情况已经非常明朗，火器和火炮站稳了脚跟。火绳枪和较重的火枪都是通过扣动扳机把缓燃引信接到一个装有引火药的小盘上来点燃发射的，它们相当有效，火枪的子弹可以穿透200—240步开外的铠甲。步兵所佩护胸甲的保护性因此而降低，更严重的是，骑士的全身铠甲也不再保险。到16世纪末，骑士不再穿全身的铠甲，骑兵也失去了在战场上决胜的功能。其实这一功能从来就不确定。骑兵冲锋的效果主要是靠来势凶猛而使对方胆怯，不在于战马和骑士的实际威力。一旦骑马的武士遇到像瑞士长矛手那样勇敢无畏、不肯退后的对手，或像火枪那样能够把他从马背上打下地来的武器，骑士阶级就不再理所当然地有权确定军中的等级并保持自己的高级社会地位。在法国和德意志，贵族顶住了要求他们“下马加强步兵素质”的压力，但现实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国家掌握钱袋子的官员越来越不愿意无谓地浪费，也不支持他们。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传统军人阶级对风向的改变比较敏感，愿意接受火药的新技术，并说服自己相信，徒步作战同样光荣。
西班牙的“贵族”——hidalgo的意思是大人物的儿子——接受火药最积极，可能是因为在这个试验期，西班牙正卷入几场大型战争之中。在16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战争中，他们发现火炮无可置疑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意大利的工程师为抵御大炮的攻击修建了许多巧妙的防御工事，不掌握使用火炮这种“低下”的技术就没法打仗；而在水道纵横的荷兰战场，骑兵自动让位于步兵，因为只有步兵才能在运河、河口和筑有高墙的城镇之间狭小的空间行动自如。在荷兰战争中，年轻的西班牙贵族心甘情愿地接受委任去步兵部队做军官，和西班牙正规军的士兵以及来自意大利、勃艮第、德意志和英伦三岛的大批雇佣兵一起作战；他们因此创立了先例，到了18世纪，英国、法国、俄国和普鲁士的步兵兵团成了有志从军的上层阶级青年趋之若鹜的地方。
火药在海战中的使用
陆军在对火药的适应过程中犹豫迟疑、勉强无奈，欧洲的海军却积极开放得多。军需长最发愁的一件事就是在路况糟糕或没有道路的情况下运送沉重的物资，而运输火炮更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海军却没有这方面的困难。恰恰相反，舰船和火炮可以说是天作之合。船只本来就是为了载重的，火炮的重量根本不算什么，货舱里有的是地方，完全放得下火炮所必需的弹丸和火药。火炮给造船师提出的唯一难题是如何在船只有限的空间内吸收火炮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在陆地上，火炮发射时，后坐力沿炮轮传到地上散开；船上却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如果只是把火炮运到船上架好，发炮时产生的后坐力就会破坏船肋，甚至会在船身上打出洞来，或打断桅杆。所以，必须把火炮固定在船上，或者用掣动闸减轻后坐力，或者使后坐力传到船上阻力最小的部分。
率先把火炮装上船的地中海造船匠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地中海桨帆并用的大木船家系久远，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埃及人和“海民”打海战时使用的划桨船。这种大木船船身狭长，桨手占去了大部分地方，所以火炮只能装在船头或船尾；既然自波斯战争的时代起，造船工就掌握了为冲撞敌船而加固船头的技术，于是他们就把火炮装在了船头。开炮时的后坐力部分地由船只自身吸收，如果当时船只正在行进中，速度只会难以察觉地稍稍减缓；如果当时船只处于停泊状态，就会稍微后退一点儿；后来发现，吸收直接后坐力的较好办法是把安在正中的最大的火炮架在一个平台上，留有一定空间，使它开炮时能向后滑行。
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争夺对东地中海的控制权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装了火炮的桨帆船。奥斯曼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1453年）这一拜占庭曾经广袤的领土唯一硕果仅存的地方后，就把他们无穷的精力转向把过去的东罗马帝国整改为自己的帝国。1439年，奥斯曼把塞尔维亚纳入统治之下；1486年和1499年又分别收服了阿尔巴尼亚和伯罗奔尼撒。接下来，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问题阻碍了它的进一步扩张，但1512年塞利姆一世苏丹顺利继位后，于1514年痛击萨非王朝统治的波斯；第二年又打败马穆鲁克，征服了埃及。这样，到1515年，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北起多瑙河，南到尼罗河下游，东抵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大河的源头，西达亚得里亚海，幅员几乎达到了拜占庭在遭到阿拉伯人大举进攻前夕7世纪时的规模。塞利姆的儿子苏莱曼大帝1520年即位后，着手进一步扩大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他从医院骑士团手中抢走了罗得岛（1522年），在对巴尔干半岛的入侵中夺取了贝尔格莱德（1521年），莫哈奇一役（1526年）摧毁了匈牙利王国的武装力量，并于1529年兵临维也纳城下向哈布斯堡帝国挑战，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一次大围城。
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从海上向西进攻基督教的地盘。他们的突袭范围已经深入亚得里亚海，自东面包抄哈布斯堡帝国，并警告威尼斯让它明白，它之所以能够保有在爱琴海的几个岛屿，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宽宏大量。基督教起而反击。1532年，热那亚这座贸易名城的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袭击了伯罗奔尼撒，当西班牙、威尼斯和教皇辖地在1538年组成第二次神圣联盟对抗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威胁和法国对意大利的威胁时（法国出于权宜在1536年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结为联盟），多里亚被任命为神圣联盟联合舰队的司令。地中海的战局大起大落。1535年，伟大的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将领海拉丁攻占了突尼斯，虽然他不久即被多里亚赶走，但紧接着在希腊西海岸附近的普雷韦扎海战（1538年）中打败了多里亚。这次胜利使得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在后来的几年中深入西地中海，远至当时尚不属于法国的尼斯（1543年）和西班牙的梅诺卡岛。基督教军队在反攻北非海岸被穆斯林海盗把持的港口的战斗中取得了几次胜利，主要的有1560年的杰尔巴战役，但是总的来说占上风的还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找到了大批为了钱愿意效力的基督徒桨手，而威尼斯和西班牙用的桨手主要是奴隶和罪犯，在人数上难以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竞争。拦阻奥斯曼人利用地中海对欧洲随心所欲发动进攻的屏障最后只剩了马耳他这个岛屿。地处西西里岛和北非交接处的马耳他扼守着把地中海分为东西两边的海峡，医院骑士团把它建成了一座巨大的坚强堡垒，但他们的人数太少。马耳他在1565年5月遭到围城，但它顶住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海陆两路的攻击，直到9月西班牙的一支舰队前来救援，使奥斯曼人争取完全控制地中海的努力功亏一篑。最后，神圣联盟于1571年在伯罗奔尼撒附近海域的勒班陀大胜奥斯曼土耳其舰队，这才解除了威胁，主要原因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失去了大量训练有素的复合弓箭手，并不是因为他们损失了战船，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能够迅速补上新船。
历史学家约翰·吉尔马丁以他的生花妙笔精彩地证明，地中海的桨帆船海战实质上2000年来一直未变，是两栖的作战；海战只是当时陆上战斗的一种变体，而且也通常是陆上行动的延伸。陆军和舰队尽量沿海岸相伴行动，只有当舰队靠岸的一侧和陆军接上头时才找敌人开战；最好是在岸上有己方要塞的地方，那样要塞的大炮就能为陆军和舰队提供炮火支持。勒班陀是个例外，如果在近海海域的作战能够算作真正的海战的话，勒班陀就是一场海战。然而，它不是靠冲撞敌船或发射炮弹打赢的，而是靠双方的士兵在各自的船上用武器交战。基督教的军队配备了火绳枪和火枪，奥斯曼人用的是传统的土耳其武器——复合弓。奥斯曼人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参战的60000人死了30000；勒班陀战役因此而成为地中海战局的转折点。掌握弓箭的技巧需要一辈子的努力，所以奥斯曼一方损失的技术娴熟的海上弓箭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是找不到替补的，这“意味着奥斯曼实力黄金时代的结束……勒班陀标志着一种传统就此一蹶不振”。
在地中海以外，军舰在海上的较量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船头安装的火炮和船上战士手中的武器，而是装满了整艘军舰的排炮。在那以前，商船被认为不适合用来作战，因为它们没有桨，即使张着帆航行速度也很慢，体型笨重，在海战中无法和桨帆船配合行动。在有限的水面上，它们只有挨打的份儿，或是被别的船冲撞，或是遭到从它们因风向不对而转不过去的方向发出的炮击。但是，到了无垠的海洋上，优劣顿易。桨帆船船身太长，吃水太浅，无法适应海涌的长浪；而且，船上人员太多，隔不久就必须回港重新补给；这意味着即使天气条件允许，它一次也只能在海上航行几天的时间。在北方水域航行的货船本就是为了应付波涛汹涌的大海，它完全没有桨帆船的不利之处，因为它的船舱很深，可以容载供大批船员吃喝几个月的食物和饮用水。它的不足在另一个方面：如果在船头安装火炮，那么只有逆风时才能使用火炮，所以火炮必须安在船的两侧，通过在船身上开的炮眼发射；这种设计需要相关的技术，即发明掣动机制以吸收后坐力，还需要新的驾船作战的方法。
正如工事建筑师在陆上显示了高超的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造船师几乎立即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15世纪的火炮较小，装在船头和船艏的“炮塔”里。16世纪初出现了“大炮”，它们安装在甲板下面，用索具固定，以防开炮时炮身乱转；炮口面向舷侧，开炮时舷侧的所有大炮“齐放”。一般认为，第一艘如此设计的船是1513年下水的英国“玛丽·罗斯”号；到1545年，像英国的“伟大的哈里”号这样的船在上下两层甲板上都安装了大炮；到1588年，如此装备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打了一场长达七天七夜的战役。
那次战役中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败北对16世纪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宗教战争的力量对比可说是一锤定音，但它并不能证明载炮风帆船的重要性，这方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自15世纪末起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前往美洲、非洲、西印度群岛和太平洋的海上远航。正是去除了对桨的依赖，只靠风帆的力量前进的北欧类型的帆船在1492年把哥伦布带到了美洲，后来又载着西班牙征服者去摧毁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尤卡坦的玛雅文明和秘鲁的印加文明。对西班牙征服者来说，马匹比火炮在征服战中更重要。1517年，科尔特斯运到墨西哥17匹马；1527年，蒙特霍去尤加坦时带了50匹；1531年，皮萨罗带到秘鲁27匹；因为马这个物种在12000年前被西半球最早的狩猎民族杀绝了种，所以当地人见到马惊骇莫名。他们程式性的作战方法无法和欧洲人对抗，因为欧洲人作战是为了赢得胜利，不是为了抓俘虏去做祭献品；但在侵略者的几百人对当地的几千人的作战中，使侵略者占据决定性优势的还是战马。
在世界其他地方，火炮是欧洲人海上冒险活动的关键武器。1517年，葡萄牙人驾船绕过好望角来到红海边的吉达，他们发现，与有岸上火力支持的舰队（马穆鲁克的舰队）交战几无胜算，只得放弃阻断向西通往伊斯兰地区的海上香料之路的企图。然而，他们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1507年）——今天海湾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和印度西海岸的第乌（1509年）打的胜仗，已经赢得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很快，他们又继续向东，在东印度群岛（1511年）和中国（1557年）建立了基地，接着开始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到16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这两个航海国家在世界各大洋的岸边建起了一座座有火炮防守的要塞，为后来300年间发展壮大的帝国树立了界标。
第一批欧洲航海家所到之处，先是要求贸易权，然后是要土地建造贸易站，最后是要求得到对贸易的垄断权并以军事手段予以实行；对这些要求，当地的社会均无力拒绝。对于非洲沿岸的各个王国，欧洲人因害怕罹患当地的各种疾病而未加染指，使它们得以完好无损地维持到19世纪，但它们也成了欧洲人的帮凶，参与了去内地抢掠人口卖为奴隶这种规模不断扩大，造成极大破坏的奴隶贸易。日本关闭了海上边界，以日本武士的强悍顶住欧洲人的试探，以此保全了他们的传统社会。中国的广袤领土和官僚制度的高度一致性保护了它免于肢解。不过在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欧洲人都是予取予求。在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殖民而来。那里的土著人没有有效的抵抗手段，就连反对他们军事力量的思想意识都没有。东印度群岛上的小苏丹国被轻而易举地打败，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遇到的大多是一些农耕部落。只有印度有比较像样的国家制度，可以拒绝欧洲人插足；然而，就连莫卧儿帝国也无法完全把欧洲人拒之门外，因为莫卧儿帝国征服印度的时间不久，对边缘地区控制得不够严密。而且，莫卧儿王朝没有一个皇帝成功地组建起配备火炮的海上舰队，而那是抗击欧洲国家，保证海岸线安全的唯一手段。
欧洲航海者虽然在奥斯曼帝国的疆界以外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恰好相反：利之丰厚引起竞逐，他们很快就彼此打作一团，无论是在远海航行的途中，还是刚向着黄金和香料的产地出发，尚未离开本国水域的时候。1601年，荷兰人首先来到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8年后，又来了英国人。很快，它们两家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动起了刀兵，荷兰人在1624—1629年间还和葡萄牙人在巴西海岸附近交战过。后来，1652—1674年间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进行的3次大海战中，这一对曾经的盟友又成了对头。它们两国也都为争夺加勒比海的贸易权和西班牙人冲突过，因为加勒比海从加那利群岛引进了甘蔗，并从非洲运来奴隶种植甘蔗，马上就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殖民地。荷兰和英国后来还和法国打过仗。法国是航海的后起之秀，到17世纪中期，在印度和西非都建立了贸易站，在北美的海外帝国也初具雏形。
到1650年，舰队的规模达到70艘战舰，有的甚至更多；军舰两舷安装50门火炮，作战时炮火齐发，这种使用火炮的海战比陆上的堡垒战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大炮的威力。要把一座坚固的堡垒夷为平地，最好的围城工兵队伍也得需要几周的时间；但在英格兰南部海面上的三日海战（1653年）中，荷兰损失了（总数75艘中的）20艘战舰，死了3000人；这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说明海战变得多么激烈，并预示将来还会更加激烈。到18世纪末，最大的风帆船可安装100门大炮；在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年）那场仅仅一天的战役中，法西联合舰队损兵折将超过7000人。长矛手和马背上战士的文化移到了海上，水兵炮手身经百战，寸步不离大炮，如方阵战中的希腊重装步兵一样坚定不移。
火药导致的均势
“大船”出现于16世纪初，后来从它直接衍生出了和它酷肖的配有多门大炮的第一线作战军舰，到19世纪中期才被蒸汽铁甲船取代；在整个这段时期内，欧洲海上炮战的激烈程度和所需要的技能基本上没有改变。然而在陆上，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火药武器的能力日新月异，使得战士们疲于适应。火炮的机动性和火力不断加大，到17世纪末，轻型火炮真正在战场上派上了用场。同期，火枪的威力和方便性也大为改进，使用时不再需要撑架，新发明的燧发机比起老式的慢燃引信来也更不易受潮。然而，在步兵的配置中确定火枪和长矛的合适比例，以及把步兵和骑兵的人数配合得恰到好处，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