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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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了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一支红军在湘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已经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全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国民党军飞行员几乎是惊叫着这么说——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
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但是真的发生了的时候还是令薛岳万分紧张。
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何键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全州防线的仅有陈光中的第六十三师和章亮基的第十六师，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地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七十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键在前边承担罪责，但是作为中央军的指挥官，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中央军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了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了个边，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和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
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
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坚决，仅凭他那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键打电话请示，何键刚刚受到蒋介石的斥责，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的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接着，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达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已经接到何键的命令，立即出动十五架飞机为刘建绪部助战。到这个时候，刘建绪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建绪发布了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全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全州、桥头之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
1、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麻子渡、屏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路板铺、珠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桂军主力在新圩、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振国团在光华铺、卖猪岭一带。
2、我军以与桂军协歼股匪于兴［兴安］、全［全州］地区之目的，决乘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
3、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之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
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二十公里的兴安接到了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在电报中说，刚刚收到了委员长的电报，委员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是桂军把红军放走了。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
在红军主力部队于南北两侧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作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钧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桂军和中央军，这些吃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经不断地出现——“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几近弹丸之地，为此蒋介石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是至少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
蒋介石在给何键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了怒不可遏的诘问：
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刘建绪］、健生［白崇禧］所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并照芸樵［何键］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迅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二十八日，桂军第七军第二十四师覃连芳部到达了新圩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部队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桂军长官白崇禧多次向桂军官兵灌输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上司，毫不犹豫地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了一个小时，结果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长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
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
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寻找红军作战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但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通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
全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使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建在了觉山的脚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全州十六公里、向南距离界首三十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此时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
担任阻击任务的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的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了脚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令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了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部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
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突然间开火了。
虽然二十八日攻击红一军团阻击阵地的湘军只有两个师，但在兵力、火力上与红军比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了，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的不少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来，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在通道左翼的新圩方向，战斗几乎同时开始了。新圩距离湘江渡口七十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就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三军团的前卫部队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桂军，军团长彭德怀给五师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四天。”
二十八日天刚亮，桂军第七军的攻击就开始了。武器精良的桂军从士兵到军官都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桂军官兵长了胆量和信心，这使桂军一开始的攻击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桂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从未听说红军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圩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中革军委配属给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
打了一整天，桂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五百多名官兵的性命，这个结果使桂军感到了与红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恐惧。红三军团五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时任五师十五团政委的罗元发后来回忆道：“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漫天，很快就分不清敌我战线了。一营在前面的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来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就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地向敌人发起轰击，炸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连成一片。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第一天的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前留下了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一百三十多人。”
桂军出师作战不利的战报被迅速报给了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命令查一下在新圩与桂军作战的到底是中央红军的哪支部队。调查的结果让白崇禧的心情更加阴郁不安了：红三军团五师由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广西百色起义的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的参加者有桂军的警备大队和教导队，所以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在文市的水车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阻击战斗。朱德给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发了电报，电报命令第五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至二十九日晚。第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的安全的同时，也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先头部队在与桂军发生了误会之后，桂军有意把部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浑元部不得不面对中央红军后卫部队的阻击。周浑元的部队对红五军团的攻击凶狠而猛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最薄弱的部位，只要冲过这道阻击线，就可以直接追击共产党武装的主力部队了。
这个早晨，军委纵队的大队人马从文市向西出发，根据他们的行军速度，走不了多远定会进入国民党中央军的合围中，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一〇〇团是全师阻击阵地的前沿部队，面对周浑元部整整四个师的攻击，这个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掩体全部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但是连同负伤的人在内，红军没有一个人退缩。一位福建籍的连长肠子被打了出来，鲜血把半个身子都染红了，他用手按着腹部，斜靠在指挥位置上边射击边不断地喊：“同志们！咱们没有退路，身后面就是党中央！”当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连长的呼喊声已经停止了。官兵们把自己的连长从落满炮灰和子弹的阵地上抱起来，没有了呼吸的年轻的红军连长眼睛瞪得滚圆，一只手已经被炸断，但食指依旧紧紧地按在驳壳枪的扳机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军委纵队安全地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至全州之间宽三十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渡口四周除了天空的敌机之外，没有国民党军队到达。如果在二十八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在二十九日天还未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二十九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圩以东之官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二十八日晨从文市出发，二十九日到达位于文市西南方向的石塘圩，一天一夜之间仅仅前进了不到二十公里。
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而在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三天里发生了。
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圩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横跨在灌阳至湘江渡口的公路上。奉命在新圩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五师。因为十三团被军团部调去直接指挥了，五师这时候实际上只有十四、十五两个团。二十八日，红军官兵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红军与桂军刚一交战，战斗的残酷性立即让五师师长李天佑想到了高虎脑战斗。红三军团五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高虎脑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作战飞机倾泻下的数千发炮弹，面对国民党军六个师在大炮掩护下的进攻，阵地上所有的红军官兵无不舍生忘死，每个人都准备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进行到最后的时刻，五师阵亡的团以下干部达三百二十四名，阵地虽已经成为一片焦土，但是依旧在红军官兵的脚下。年仅二十岁的红军师长李天佑出生在广西临桂，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百色起义，历任红军排长、连长、团长，因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最危急的时刻，他出任了红三军团五师师长。身经百战的李天佑预感到，新圩阻击战也许比高虎脑战斗还要残酷。
当时的国民党军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固执，一旦打红了眼就分外凶狠。二十九日天刚亮，桂军对新圩的攻击又开始了。桂军的火力异常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地迂回，试图切割红军的防线。五师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了。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焦急：十四团政委负伤了；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两个营长也已经牺牲，全团伤亡已达五百多人。虽然阵地仍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部是“继续坚持”。
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五师政委钟赤兵向十五团的阻击阵地冲了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叫来了，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任务。但是，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撕裂般地剧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这个和他年龄相仿的战友坚毅、勇敢、乐观，无论五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大声地说：“无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中央纵队就要被拦腰截断，绝不能让党中央和中央纵队受到任何损失！”说完他亲自带领团长们上了前沿。李天佑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冕昌交代任务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过新圩！”黄团长敬了个礼，转身消失在炮火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十四团打来的，十四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在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四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还微笑了一下黄冕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了指挥所。
在新圩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二十九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了一片火海。红三军团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的顽强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
位于最前沿的是四师十团，这个团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与敌人拉锯般地来回争夺阻击阵地，交战的惨烈致使这片开阔地上布满了桂军和红军的尸体。十团团长沈述清身先士卒，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的时候，他一声呐喊从掩体中跃出，带领官兵开始了不畏生死的反冲击。但是，搏斗中沈述清的呐喊猝然停止，这个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的湖南青年身中数弹，一头栽倒在被鲜血染红的泥浆里。彭德怀得到沈述清牺牲的消息后，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四师政委黄克诚大喊：“你下去！太危险！”彭德怀不理会，当即任命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为十团团长。时年三十五岁的杜中美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彭德怀站在前沿阵地上问四师师长张宗逊现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在前沿的最前边。彭德怀发火了：“把他给我拉下来！”彭德怀那一刻想到的定是张宗逊师长的前任洪超，他对那个骑在战马上冲锋的年轻而勇敢的身影难以忘怀，他不愿意听到四师又一个师长阵亡的消息。在黄克诚的竭力劝阻下，彭德怀回到了军团指挥所，然而身后跟进来的人报告说，十团团长杜中美刚刚牺牲了……
位于通道右翼的红一军团的正面是湘军。
二十九日清晨，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战斗，红一军团二师的官兵正在战壕里吃饭，湘军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了，与炮火同时袭来的还有天上十几架飞机的轰炸。与二十八日相比，湘军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不惜代价的战斗决心。红一军团的脚山铺阵地位于一片小山岭上，这些山岭有着古怪的名字：尖峰岭、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和怀中抱子岭。湘军的炮火和炸弹几乎把所有的小山岭一一覆盖，山岭上被打断的树枝横飞乱舞，泥土被一次次地掀起来，把红军的工事全部压塌。湘军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接连爆炸，令脚山铺的每一个小山岭都如同火炬般熊熊燃烧。几次近距离的战斗后，红一军团的前沿阵地相继丢失。红军强行发动了反冲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
二师自从被留在道县担任后卫阻击任务以来，一直在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当他们接到了立即向全州方向增援的命令后，即刻从整个红一军团序列的最后面不停歇地奔跑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了军团最前面的阻击阵地。下午，红一军团一师扼守的米花山阵地的第一道阻击线被湘军突破，接着，美女梳头岭前沿阵地也被敌人占领，一师奉命在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的率领下向第二道阻击阵地转移。转移的时候，一师三团的两个营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其中的一个营从敌人的空隙中突围而出追上了主力，另外一个营因突围方向上的误差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四周都响起了敌人的枪声时，部队出现了一时的混乱，营长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急，我有把握！政委告诉过我，有紧急情况让我们向右面的大山靠拢，跟我走！”
此刻，在由二师扼守的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号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了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位优秀的红军政治干部。警卫员哭了，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手里的枪，同时高喊道：“快走，赶快突围！”然后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易荡平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在五团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之后，四团的阵地也已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师长陈光送来命令，让四团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去，但是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为西进的军委纵队多争取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四团边打边撤，始终和敌人纠缠在一起。湘军在公路上以宽大的正面展开了快速突击，公路左侧的一营已经和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是团指挥所的位置现在变成了肉搏战的前沿。团长耿飚被几个警卫员围着，警卫员不断地向敌人扔出手榴弹，但是敌人还是潮水般地拥了上来。警卫员杨力说：“团长，我们掩护，你赶快撤退！”耿飚却大喊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飚率领着四团的战士迎面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飚浑身上下溅满了敌人的血浆。待敌人暂时退下去时，强烈的血腥气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看见一营有了支持不住的迹象，于是想穿过公路去一营指挥战斗。但是，他刚一跑上公路就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来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向这里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时，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正好转移至此，一见这一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向他们的政委一点一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中弹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了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了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这一天，尽管各部队的指挥员都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三十公里的路途。
三十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十二月一日的晚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知道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十二月一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击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
三十日，天气晴朗。
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官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们俯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
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了阻击他们的红军十倍以上。
红一军团的预备队六团上来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三十日晚渡过湘江。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脚山铺到白沙铺只有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这封电报表明第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几乎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年仅二十八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他被他的对手何键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他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的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二十五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实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
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红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
仅仅两个小时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
林、聂、彭、杨：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局 军委 总政
十二月一日三时半
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两天。
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旋涡。
从三十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已经很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从江水中重新爬上浮桥的小红军突然扯开嗓子唱起了红军编创的京剧《骂蒋介石》：
听罢言不由我怒火冲头
骂一声蒋介石细听从头
你那年在广东点兵北走
欺骗我工农兵去做马牛
出湖南打江西攻下汉口
哪一仗不是我工农战斗
旧军阀都被我英勇赶走
实指望工农兵得到自由
哪晓得到武汉你又反口
见着那革命人都要杀头
到一处烧一处残酷野兽
只杀得遍地里血似水流
你还说中国内没有对手
遇到了共产党是你对头
工罢工农抗租地主打倒
贪官们土豪辈也要赶走
白匪狗你胆敢与我决斗
我红军杀得你片甲不留
那一刻，湘江上所有的嘈杂之声突然沉寂了，天地间回响着小红军带着童音的唱腔。
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红军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
这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之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自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委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之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不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机四伏的战场。
十一月三十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水车，但红三军团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圩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三十四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三十四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
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三十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地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了步枪声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桂军已经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
桂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里。军团长周昆在万分危急中下达了命令：二十三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个通路都已被桂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来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部分。
天黑下来了，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惨烈。
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都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和担架。
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骅带领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红军主力部队靠近。莫文骅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地，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子。莫文骅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约四十多里路。于是他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向前赶。一出小镇，莫文骅发现路边有一大堆书籍，这个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地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夹、外文书籍等……”这是莫文骅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剧战几个小时。”
直至十二月一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了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了湘江的西岸，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是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九三四年十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一千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六百人。
十二月一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因此渡江的速度更加缓慢。傍晚六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灌阳敌人占领新圩，正向我追击。“三十四师及六师二团被切断”。八军团情况不明。“五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麻子渡方向前进。“四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五师及六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六师十八团于陈家背被切断”。“桂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麻子渡西进”。“全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桂军还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接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一片枪炮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