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飚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耿飚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飚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
耿飚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了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们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了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两公里了。
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
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
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
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发现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师政治部立即决定开展“飞行政治工作”——所谓“飞行政治工作”，就是在战斗中进行的“紧急政治工作”。少共国际师的领导最后向这群饥渴疲惫的红色少年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为了突破敌人的包抄，少年红军不断发起殊死的攻击。十二月一日，少共国际师已经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是四面的敌人把他们围得很紧，他们只有不顾一切地拼死扑向渡口的方向。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年红军终于闻到了江水的气息，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大河，他们一齐扑进了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河水中。江对岸，岸边的泥土潮湿而柔软，少年红军一一爬上岸的时候，在大山的巨大阴影里，他们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红军主力部队，然后看见了胡子很长的周恩来，周恩来说：“小鬼们！大家都好吗？”
没能渡过湘江的还有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
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三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他一八九五年生于河北新河，二十八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一九三〇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出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不久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第二十六路军官兵皆为北方人，董振堂说：“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伤亡得这么多，士气很低落……”第二十六路军备受蒋介石歧视，为了让第二十六路军坚守“围剿”前线，蒋介石甚至将其在南昌的留守处抄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董振堂率部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前线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二年董振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出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位于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担负着万分危险的殿后掩护任务，董振堂知道自己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两年后的一九三六年，新年刚过，董振堂率红五军进至甘肃西北的高台县时，被八倍于己的马步芳的匪军包围。红军激战八天八夜之后，董振堂身边只剩了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黑压压的敌人冲了过来，董振堂因左腿中弹卧在地上用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直至给自己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马步芳的匪兵将董振堂的尸体绑在大炮炮口上，然后将炮弹轰出了炮膛——四十一岁的红军军团长董振堂的生命如烟花一般向天空腾起，然后缓缓飘落在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上。
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两百多公里的土地圩附近阻击着粤军和湘军两个师的追击。三十四师和六师的十七、十八团相互配合与敌人激战了两天两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了潇水。
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接替了红三军团四师的阻击阵地。这时，军团首长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要求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因为意识到三十四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三十四师是有理由的。三十四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官兵组成，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一九三一年任红十二军团长，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九军五十六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师长。政委程翠林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二军团政委，一九三四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三十四师政委。三十四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
但是，此时此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的敌情日益严重的时刻，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身上。
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的时候，军团首长和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首长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林，都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〇〇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陈树湘带领一〇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林带领一〇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
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了战斗，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完全封锁。
三十四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
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三十四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已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三十四师已断粮多日，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中。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桂北秋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三十四师的红军官兵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
西渡湘江追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无望。
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三十四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临的时候，三十四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三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三十四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一〇〇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直、一〇一团和一〇二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一〇〇团实际上已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叫猫儿园的地方，一〇〇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了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一百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和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一百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
国民党军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
整整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
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
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
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
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漂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那座叫老山界的大山匆忙而去。
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了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
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村庄叫千家寺，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
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把红军赶入贵州”，桂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十二月二日早八时，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致电第四十三师一二九团团长梁津，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五千的红军在休息，要求一二九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津找来了当地的一名瑶族人当向导，一二九团随即出发了。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一二九团才接近目标。梁津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行动往来者，似将用晚膳的时候了。”梁津立刻命令部队分三路顺着山涧隐蔽向红军接近，在距离红军部队不到八百米的地方，桂军一二九团突然开始了攻击。
桂军的攻击达到了袭击的效果，从红军部队瞬间发生的混乱来看，他们对桂军如此顽强的追击并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枪还击，然后逐渐形成了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桂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燃起了千万只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地蜿蜒而去。
当桂军终于冲破红军的阻击线时，发现红军做好的饭还热着。
留下阻击桂军的，依旧是红五军团的数百名官兵。这些疲惫的红军在大部队迅速离开千家寺之后，顽强阻击着洪水一样汹涌而来的桂军，不久，他们就被桂军从四面包围了——桂军一二九团从正面袭来，一二七团从另一个方向包抄上来。这个团在包抄的时候，快靠近山口了却听见激烈的枪声，远远看去，崎岖的山路上红军部队正向大山腹地前进。为了不使自己的攻击变成被红军包围，一二七团竟在原地等了一阵，等红军大部队远去了之后，他们才突然从山脊上冲下来用火力封锁了山路。红五军团的官兵后路已绝，并且受到两支桂军的前后夹击。
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战斗，两支桂军把还活着的十几名红军挤压在了一个小山窝中。一阵猛烈的扫射之后，桂军在这个遍洒着红军鲜血的山窝里缴获了红军的一些政治书籍，其中一本名为《侦探须知》的书被上交给白崇禧，白崇禧命人稍微删改之后下发到部队，红军的《侦探须知》成了桂军的军事教材。
桂军接下来的搜山行动十分不顺。在一个岩洞里，他们发现了大约三十名红军官兵，桂军劝说他们投降，结果遭到了红军的激烈抵抗。趴在洞口劝说的一名桂军副连长被红军一枪打死了。桂军立即开始了报复性攻击，岩洞里的红军官兵最终全部战死。另一股桂军搜查到一处红军曾经宿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用竹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面贴着很多标语，看来是红军开大会用的。在台子下边，桂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不能行动了。桂军军官们聚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桂军对他们丧失警惕后他们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
一阵乱枪之后，大山寂静了下来。
在确定红军已经到达贵州边界后，桂军停止了追击。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从苏区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三万五千人。
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一直笼罩着红军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
李德掏出手枪企图自杀，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制止了。李德的绝望不仅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来自政治上的极度恐惧：中国红军的遭遇令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无论他有多么理由充足的辩解，中国红军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他难以自圆其说。而博古自从过了湘江就进入了一种茫然状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想不清楚红军到底要走向哪里？茫然无措令他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荡然无存。博古开始用目光寻找他一直不愿意看见的毛泽东，他希望在毛泽东的表情上发现某种证据，以证明这个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幸灾乐祸了，但是博古始终没能看见毛泽东走在哪里。即使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损失大半，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红军依旧保持着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也无法看见红军军团指挥员们的表情。战争的残酷对于林彪和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来讲已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在他们无声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处深情的角落永远属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士兵，但是只要战斗的脚步还在前行，他们在沉闷中思索的只能是下一步的战斗将会发生在哪里？
老山界，是当地少数民族对越城岭的称呼，这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
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陡峭的山崖上呈“之”字形盘旋而上。队伍的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卫生队的一名担架员掉下去了，官兵们把火把聚拢来寻找他，见他卡在悬崖上的一道石缝里，红军官兵就垂下绳子拉他，拉上来了却发现这个眼睛被血浆覆盖的战士已是奄奄一息，大家就轮换着抬着他走。爬到半山的时候，火把因燃烬而一一熄灭。红一军团的官兵好容易在一个山坳里发现了一户瑶民，还在瑶民的木屋里发现了一锅煮在火塘上的稀粥，红军官兵人人喜出望外，但却在瑶族老人惊恐的神色面前停了下来。红军给钱老人不敢收，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解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导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拆篱笆做火把”的标语，然后用稀粥当糨糊贴在了篱笆上。
红三军团五师终于走进了一块平地，军团命令官兵休息并且想办法弄点吃的。但是，小村寨里跑得一个人都没有了，于是部队派人上山去寻找。官兵找回来一部分村民并向他们求购大米，双方讨论的价格是六块大洋一百斤。条件讲妥了但是不少连队不愿意购买，说不但价钱太贵，而且卖的米是糯米，糯米是坐滑竿的财主们吃的，吃了这东西脚软走不动路。经过调查，不是卖大米的人故意和红军作对，而是这块平地里只出产糯米。于是红军只好买来吃，竟发现米很黏而且很好吃。继续上路的时候还是没有火把，大山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团部的那盏马灯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亮。突然，队伍不动了，接着命令传下来让就地休息。狭窄陡峭的山路上根本躺不下来，只能坐着，但是立刻就响起了一片呼噜声。红军干部们不敢睡，他们用力吸着被当成烟草的树叶，直呛得剧烈地咳嗽。天蒙蒙亮的时候，队伍又开始向上蠕动。在阴冷潮湿的山雾中，红军官兵这才发现昨晚队伍居然停在了一处高高的悬崖上。
进入老山界后，红九军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痛。这位已经怀孕的女红军刚一进山就觉得肚子剧烈疼痛，于是休养连命令担架队用担架抬着她走。但是没走多远就遇到桂军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扔下担架跑了，红军官兵立即把曾玉扶上马迅速撤离战场。马背上的颠簸令曾玉无法支撑，血顺着双腿涌流而出。三名女红军将她从马背上架下来，一步一个血印地寻找安全僻静之处。没有任何接生设备，甚至连一张干净的纸都没有，一个孩子在一丛茅草中出生了。曾玉把浑身是血的孩子抱在怀里就是不肯松手，但是桂军的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在大家的催促下，这个没有衣服的孩子被用几把茅草裹了裹在最后的时刻丢弃了。枪声和孩子尖厉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曾玉一步一回头，前面是一条山涧的溪流，刚刚生完孩子的曾玉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直到上了岸，依旧能够隐约听见孩子的哭声，曾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战士们找来张破桌子当担架抬着她，并给她找来了唯一能找到的补养身体的东西——豌豆叶。昏迷中的曾玉始终把双臂抱在胸前，她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骨肉”直到红军走出老山界。
黑暗中，宣传队的小红军站在高处嘶哑地喊：“还有十几里就到山顶啦！爬上去国民党军就追不上啦！我们英勇的红军就要胜利啦！”
中央红军在黑暗中的大山里辗转前行，上千公里之外的蒋介石也是夜夜无眠。
湘江一战后，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不断地给他推算中央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推算的结果是四万人。这个并不准确的推算显然夸大了中央红军的实力，向来夸大国民党军战果的参谋们这次夸大红军实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再一次证明白崇禧的桂军“通共”。果然，蒋介石勃然大怒。蒋介石认为，朱毛红军注定要被彻底消灭在湘江一战中，即使没有军事常识的人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红军自己走入了绝境，可是绝境中的朱毛红军竟然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夹击中走掉了，这不是内部出了问题还能是什么？
蒋介石给白崇禧发出一封电报，怒火万丈地让广西方面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白崇禧的“合理的解释”来了。
白崇禧在电报的开头说，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拜诵再三，惭悚交集”，但是随即就开始了冷嘲热讽：
赤匪盘踞赣闽，于兹七载，东南西北四路围剿，兵力达百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已为惋惜，迨其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不加痛击，尤引为失策。及匪沿五岭山脉西窜而来，广西首当其冲，其向桂岭东南之富［富川县］、贺［贺县］，抑向东北之兴［兴安县］、全［全县］，无从判定。职军原遵委座电令，将兵力集中兴、全，后以共匪分扰富、贺，龙虎关之警报纷至沓来。复奉委座电令，谓追剿各军偏在西北，须防共匪避实就虚，南扰富、贺西窜，更难剿灭。
白崇禧的意思是：亲自坐镇南昌大本营指挥“围剿”中央红军的不是委座您吗？百万大军把红军压迫在江西南部的弹丸之地，这难道不正是消灭他们的最好时机么，可是红军怎么跑出来了呢，放走他们的到底是谁呢？中央红军进入了湖南，虽然广西的军队“十余日不加痛击，尤引为失策”，但难道不是中央军和湘军任红军一路从容西进直至进入广西的吗？
在让蒋介石明白中央军和湘军有错在先之后，白崇禧开始陈述桂军的委屈与功劳：
兹以湘、桂边境线长七百里，我军兵力总数不过十七团军，处处布防，处处薄弱，故只得以军一部，协同民团防堵，而以主力集中于龙虎、恭城一带，冀以机动作战，捕捉匪之主力而击破之；又虑匪众我寡，顾此失彼。迭经电请进入全州附近之友军，推进兴、全，并经与湘军协定，共匪主力侵入兴、全时之夹击方案。自匪以伪一、九两军团由江华、永明方面分扰富、贺边境及龙虎关，与我防军接触后，当指挥进击，经两日激战，将其击溃，并判明匪之主力窜入四关，即以十五军全部及第七军主力星夜兼程转移兴、灌［灌阳县］北方之线截击该匪。
白崇禧不但派出了桂军主力，而且主力还“星夜兼程”，持续激战常常不是一日而是两日，如今却受到委员长的指责，于是白崇禧说：“委座点责各节，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惶恐之余，关键是“骇异”，“骇异”二字显现出白崇禧看似觉得莫名其妙，实则心中充满了愤怒。愤怒的白崇禧开始列举事实，以证明桂军的政治坚定以及作战勇敢：
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萧匪主力，目前为我七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五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全、咸［咸水乡］之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
白崇禧的反问直指蒋介石的痛处：“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那么凭什么要求桂军必须能够阻挡住红军？最后，白崇禧为蒋介石总结了国民党军宏大的湘江作战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惟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犹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闽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
相信蒋介石看到这里定会汗颜。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失信邻国”一句。湘江一战，国民党各军之间“失信”肯定是有的，但是“邻国”指的是哪个？难道白崇禧已把广西一省视为了一“国”不成？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中央红军终于翻过了老山界主峰。
老山界主峰苗儿山的山顶是一小片平地，红军官兵们纷纷在这里坐下来喘息。这时，山顶上传来了一曲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是周信芳的《徐策跑城》：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起事神先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
且看来早与来迟。
……
红军宣传队的那台留声机响了。枣红色的盒子，绿呢子垫的转盘，一只黑色的大喇叭，这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红军入闽作战时在沙县缴获的，同时缴获的还有十几张唱片，除了电影《渔光曲》的插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片。宣传队的小红军们背着它，挑着它，让骡子驮着它。宣传鼓动的时候把它架上，一摇，它就嘶嘶啦啦地唱起来了，然后小红军们就开始了政治鼓动，没有它的伴奏，总觉得鼓动的气氛不够。这台留声机是这些贫苦孩子参加红军前从没见过的，他们像爱护武器一样爱护着这件稀罕之物，留声机跟随着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走了上千里的路途，经过了无数次的血腥战斗，现在它在中国西南部的蛮荒大山中传出了响亮的唱腔。
到达山顶的毛泽东放眼望去，老山界的山岭直插云海。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在毛泽东正式发表的所有诗词作品中，这是唯一一首跨年度写作的词，毛泽东标明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词的最后一节，因为它的寓意竟与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惊人地吻合——在老山界崎岖险峻的山路上艰难行走的毛泽东，心中向往与呼唤的竟是中国古典传说所描绘的壮阔而绚丽的景象：天崩地裂，一根擎天柱撑起朗朗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