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娄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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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东北部荒僻的扎西镇重新进入贵州北部，为摆脱纠缠已久的国民党军的追击而连续进行的游动作战，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评价，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所谓“奇观”，并不是指战争的规模。一九三五年发生在中国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武装对抗，如果仅从兵力规模上看，于人类战争史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其在以追逐与摆脱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过程来讲，双方军队的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参谋，都无法在地图上清晰、准确而又完整地标出其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和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这一作战过程险象迭出而又绝处逢生，山穷水尽而又柳暗花明，悲痛欲绝而又欢喜若狂，极其生动地把残酷的战场作战演绎成了一部战术对抗的精彩大戏——严格地说，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贵州北部的赤水河，是战斗失利后的被迫转移。而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在那条大河的两岸来回穿越。且不论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是否神奇，但是之后的每一次渡河，无不令中央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就从那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这一天，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和中央纵队开始从扎西镇向东进发。这是一个让红军官兵心绪复杂的早晨，脚下的路几乎就是十几天前走过的路。为什么一路打过来现在又要回去？红军官兵心中有了挥之不去的困惑，因为无法清楚地了解往回走的理由，也就不能预测未来的前景是什么。
那个早晨，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未来并没有更远的预测，因为眼下中央红军被敌人合围的态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土城一战后，红军的撤离令川军一鼓作气，一路紧追中央红军而来，始终在北面与中央红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时准备与试图再次北渡长江的红军决战。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四川省内的川军开始全部向北移动，不但在川南和滇北形成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而且还调来水面舰艇封锁了长江江面。在川军布防兵力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他们是否会主动发起攻击。
二月十四日，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发布命令，要求各路川军继续向停留在扎西附近的中央红军进逼，与滇军、中央军“协同截堵”，“务必拒匪于叙、蔺大道以南”——叙永、古蔺的南边，就是滇北的扎西。此时，国民党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已命滇军各部队死守滇界，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央红军进入云南腹地。孙渡所担心的与广西的白崇禧和贵州的王家烈一样：中央红军一旦进入云南，蒋介石的中央军跟着就会进来——
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我们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共军入境时的打算。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
孙渡的观点深得云南军阀龙云的认同。
土城一战，龙云对滇军没有战绩甚为不满意，觉得与川军相比，滇军令他在委员长那里很没面子。龙云认为，中央红军即使是铁打的，这一次也无法逃脱覆灭的结局了：“共匪在江西时，本属凶悍，各长官印象太深。此次西窜，路经数省，迭被截击，损失已在十之八九，昼夜兼行，为克喘息，纵为铁铸之身，至今亦难久持。”而在这种情况下，滇军依旧“行动迟缓，近于畏匪，每到一地，必拥挤一处，延挨多日”。与川军“以旅或以团独立作战者，已成天渊之别矣”！因此，龙云要求滇军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决心“奏非常之奇勋”。否则，“若再迟疑犹豫，不特共匪难灭，且将贻笑大方。吾滇人士，不免失望”。受到龙云的严厉指责后，滇军各部队开始向扎西急速推进。
此时，陈兵贵州乌江南岸的薛岳也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电令要求中央军和川军密切协同，“将西窜之匪完全消灭”。为此，薛岳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兼程向古蔺前进”。因为红军已经进入了四川和云南，疲于奔命的黔军终于松了一口气。驻扎在桐梓的黔军师长何知重提醒王家烈说，既然红军已经离开了贵州，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恢复地盘，加强对黔境的防守，绝不能让红军再回来。王家烈立即将黔军主力全部调往了黔北——就在中央红军从扎西开始向东移动的时候，川军、滇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正从不同的方向快速向扎西开进。中央红军是否会与国民党军迎面相撞？或者再次被国民党军重兵合围？而要想从合围敌军的缝隙中穿越出去该是怎样的一种险境？
毛泽东还有另一件令他焦灼不安的事：贺子珍临产了。
走在长征队伍中的女红军生产，是一个悲伤的历史话题。
红九军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在红军翻越老山界时临产，孩子在战火中出生后被丢弃在草丛里。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经历了相似的苦难。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长时间的奔波作战，只有七个月身孕的廖似光在红军翻越一座大山时早产了。警卫部队冲上来阻击追击的敌人，廖似光在激烈的枪声中把孩子生下来后，用一件衣服裹上孩子抱起来就跑。她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经生过一个女儿，因无法带着孩子通过封锁线去中央苏区，她把孩子送给了上海的一家红十字医院。此刻，廖似光不愿意再一次丢弃自己的骨肉，可是，究竟无法抱着孩子长途转战。当部队遇到第一户人家时，廖似光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老乡。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的生产更是险象环生，那时中央纵队正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二十六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她被抬到了路边的一个草棚里，董必武和休养连连长侯政焦急地守候在一边。陈慧清因为难产在剧烈的疼痛中打着滚。枪声越来越近了，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把敌人顶住。”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来了：“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三十九团的红军官兵在距离陈慧清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拼杀中，不断有官兵问：“生了没有？生了没有？”整整两个小时后，孩子出生了。董必武立即命令把已经昏迷的陈慧清抬走，然后他抱着孩子掏出了一张纸——年近五十的老红军董必武在这张纸上用最恳切的话语写道：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写完了，他把字条放进包裹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弥漫着硝烟的路边。担负后卫任务的三十九团随即撤离了阻击阵地。当董振堂听到有官兵埋怨说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不值得时，这位红军军团长火了，董振堂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从扎西出发的第四天，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的第四次分娩。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儿，一九二九年出生在红军第二次攻打福建龙岩的时候。因为部队要撤离，出生仅仅二十天的孩子被托付给了当地的一户老乡。三年之后贺子珍回到那里去找女儿，老乡说孩子早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九三二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毛在苏区出生，红军军事转移前夕被留给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现在已是音讯全无。在毛毛一岁的时候，他们还有过一个男孩，但是由于早产而夭折。此刻，在路边残破的空房子里，贺子珍在呻吟中不断地念叨着：“第四个……第四个……”天下着雨，格外寒冷，女红军们撑着雨衣为她遮挡寒风和冷雨。贺子珍的生产依旧不顺，在极度的疼痛中，她透过残破的屋顶看见了阴云密布的天空。两个小时后，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儿。警卫员给孩子擦了身子后，用一块土布把孩子包了起来，然后大家都愣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沉寂了好一会，贺子珍说：“中央有规定，行军不能带孩子，你们想办法送人吧。她长大了如果参加了革命，会来找我们的……”董必武立即把孩子连同三十块银元一起交给了警卫员和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两个人抱着孩子转身就跑，跑出去了好远，才在一座山坡上发现了一户人家。进去一看，里面只有一个年迈的瞎眼老婆婆。四周荒无人烟，只能留在这里了。钱希钧回来小声地对贺子珍说：“是个阿婆，人还面善。”一直没掉眼泪的贺子珍突然号啕大哭。
数十年后，经当地部门的详尽调查，确定当时收留孩子的老人是家住白沙河边的张二婆，老人还给孩子取过一个名字叫王秀珍，孩子在三个月时因身上长毒疮死了。
虽然妻子生孩子的消息会在第一时间被飞报给毛泽东，但是史料中没有毛泽东在得知他的又一个女儿被丢弃在深山里时的记述。
在连续四天的阴雨中，中央红军到达了川黔边界的古蔺县境内。
此时蒋介石的判断是：中央红军依旧在扎西附近徘徊，而且还在寻找北渡长江的可能。
这是中央红军突然东进的行动尚未暴露之前的微妙时刻：此刻北面的川军依旧在向扎西逐渐靠近；西面的滇军由于已经接近了扎西，更加小心翼翼地在试探前行；南面的国民党中央军正不分昼夜向北开进；而在中央红军行军方向的东面，黔军已经在自己地盘里的各个要点驻扎了主力。
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件一开始就说明当初之所以放弃遵义决定北渡长江，是为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是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阻挡，“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文件没有掩饰形势的严峻：“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地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文件提醒全体红军官兵，无论哪一种结局“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那么，怎样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呢？怎么获得创建新苏区的结果呢？文件接下来的文字可谓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阐述：
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从井冈山起就一直跟随毛泽东作战的红军官兵，对这样的话语再熟悉不过了。即使是在十年之后，壮大起来的共产党武装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的大兵团决战时，毛泽东关于战争艺术的阐述依旧是这样的语式：“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算多少。军队疲劳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增援到了看形势，好了就打，不好了就机动。”
二月十六日这天，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川军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异样，刘湘赶紧给薛岳打了个电报，电报说：“南窜之匪，经我滇军压迫，有回窜蔺叙之模样。电请薛总指挥，饬驻古蔺部队出击。”虽然川军的情报已经晚了，但是薛岳的回电竟然是：“古蔺附近阵地，职已配备完全，俟其到达，彼劳我逸，可操胜算。”——此时，中央红军从古蔺南侧悄悄越过了薛岳“配备完全”的阻击阵地，已经再一次到达了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边。
事后证明，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国民党军并没有弄清楚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其各路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于是，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之前，其东进的举动已经具备了出其不意的前提。
中央红军近三万官兵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走到了包围圈的边缘。现在，红军官兵直接面对的只有让红军打怕了的黔军了。而此时的黔军仍然以为红军远在滇东北而毫无戒备，他们的总司令王家烈正在桐梓忙着家事，因为他母亲的寿辰日眼看就要到了，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令他和他的副官们忙得不可开交。
二月十八日，中革军委发布了“为东渡赤水对我军十九日行动部署致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须在明［十九］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二十夜及二十一上午全部渡河完毕”。
二渡赤水河的作战行动依旧是两个主力军团担任开路前锋：红一军团为左路，占领太平渡附近渡口；红三军团为右路，占领二郎滩附近渡口；中央纵队在后卫红五军团的掩护下从中间通过。
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二师迅速到达了太平渡，控制了渡口和河岸边的船只，并以一个团抢先渡过赤水河，占领了河东岸贵州境内的高地。接着又派出另一支部队，在土城附近渡过了赤水河，对土城、猿猴的黔军进行侧击，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在两支红军部队的攻击下，黔军只是朝天放了几枪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致使红军的工兵部队在相距十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
右纵队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十三团。十八日晚十三团抵达了二郎滩渡口。这是一个坐落在川黔两省交界处的繁华小镇，集镇沿着赤水河西岸延伸开来。就在红三军团到达二郎滩渡口的时候，黔军犹国才部的一个团也正向这里急速推进，并占领了河东岸的一个制高点，其一部已经开始向赤水河西岸赶来。对于十三团的红军官兵来讲，争取到先机就是胜利。虽然只找到了三只木船，但红军还是开始了强渡。每只木船最多可容三十人，由于河水水流湍急，船只一个来回很费时间，这让团长彭雪枫万分焦急。好容易渡过去一个营，彭雪枫立即命令占领滩头阵地。突然，不远处传来了枪声，原来向这里开进的黔军和一支闻讯前来助战的游击队顶上了。黔军这才知道二郎滩渡口已经来了红军主力，于是赶紧停下脚步，在山腰上开设了阻击阵地。十三团渡过两个营后，立即对黔军发动了攻击。彭雪枫说：“这是背水一战，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锋，坚决把敌人打垮。”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鼓足了勇气，迅速展开了攻击队形，以决死的态势向山上的黔军阵地扑了上去。红军的呐喊声刚一响起，黔军没有抵抗丢下阵地就跑了。敌人一跑，红军官兵马上意识到这是黔军，于是大胆地开始追击。黔军为了逃命纷纷从河谷悬崖上往下跳，因摔伤不能动的在一个小山窝里就挤了三四十人。红军官兵不能往下跳，只能绕着山路追下去，弯曲的山路上到处都是黔军丢弃的背包、手榴弹、子弹和枪支。黔军逃跑的时候有脱下军装再跑的习惯，于是黔军的军装也被扔得到处都是。
当晚，二郎滩渡口的浮桥架设完毕，红三军团的后续部队陆续渡河。十九日早晨，渡过河的红三军团主力部队向当面的黔军阵地发起了攻击。防守这个阵地的是昨晚增援而来的黔军的一个团，由副师长魏金荣率领，阵地修建在通往遵义的一个叫把狮坳的山口上。红三军团分兵几路，正面进攻，左右迂回，一支小部队甚至翻越大山，跑到了黔军阵地的后面。魏金荣发现后路已被截断时，立即带着几名卫兵率先逃离了阵地，结果引发了黔军不可收拾的大溃逃。
左纵队的红一军团一部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后，立即向土城和猿猴发动了进攻。驻守这两个据点的黔军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后，就向北撤退到葫市等待增援。驻扎在土城附近的黔军教导师第三旅五团借口没有防守土城的任务，也即刻撤离了。五团二连的书记官许俊陶刚回家过完元宵节，回到部队就赶上了疯狂的溃逃。他混在溃逃的队伍里一离开驻地，就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红军包围了。营长徐定远从中弹的马上摔下来，在许书记官的搀扶下拼命奔跑，好不容易才逃出红军的火网——“我团损失很大。”许书记官回忆说，“被打死打伤的士兵遍地都是。死的无人掩埋，伤的无人救护，伤亡者的枪弹全被红军缴获了。”
攻打土城的红一军团官兵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十几天前，就是在这里，他们的许多战友付出了生命。占领土城后，他们站在依然能够闻到血腥味的战场上，不禁百感交集。
红一军团扫清了黔军的阻击后，向桐梓的北面直插过去。
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始向桐梓的南面疾进。
就在中央红军大规模渡过赤水河的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在赤水河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部署”。部署称：“查朱、毛残部不及万人，粮弹两缺，状极疲敝，毫无战斗能力，经川、滇军压迫……似有回窜入黔模样。我军以集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地区之目的，拟联合各军向匪围剿。”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红军就快速突破了黔军的防守，从赤水河以西打到了赤水河的东岸。于是，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即变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在地图前来回巡视，最后勉强得出这样一个推想：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成，现按原路返回，定是又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这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份情报，情报称：一、红一军团正向东疾进，各军团也在跟进；二、红军总兵力不详，新兵没有装备且多数逃亡，八军团的番号已经撤销，大约总数在两万多；三、红军不继续向西而向东的原因不详，可能与国军的前堵后追有关；四、红军现在提出的作战要求是“打倒王家烈、打倒周浑元”——这样的情报简直就是一堆废话！
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到达汉口。此时他已不得不为日益严峻的中日关系而焦虑。他和汪精卫商定了联名向全国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又商量了禁止各报纸、通讯社刊发抵制日货消息的通告。之后，他调整了对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
命川军郭勋祺部三个旅向土城方向追击，“蹑匪尾追，穷匪所至，不灭不止”；
命滇军孙渡部三个旅由扎西向赤水河以西地区推进，“协同川军，觅匪进击”；
命中央军周浑元部沿赤水河两岸，“协同川、滇军寻匪兜剿”；
命川军潘文华部速赴赤水、习水一线，协同黔军“堵匪北窜”。
之前，蒋介石还做了两件他认为比与红军作战更为重要的事。首先是以和共产党武装作战为由，命令四川各路军阀交出地方权力，将四川的一切统治权归属省政府主席刘湘。这是蒋介石和刘湘私下达成的一项协议，即任命刘湘出任省政府主席，刘湘允许中央军进入四川。蒋介石向四川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机构，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团”，颇有一点接管或监管四川的架势。在任命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典礼上，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说：长期脱离中央管制的四川是个一塌糊涂的地方，目前积弊有六：一私、二贪、三穷、四毒、五乱、六伪。最后一个“伪”，指的是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建立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就是屡“剿”不灭。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是：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署主任。这个任命使一直受地方军阀指挥的薛岳终于释怀，在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后，他立即着手搜集王家烈在贵州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反蒋的“恶行”。
二十一日，在汉口的蒋介石给王家烈发了一封电报，通知他接受薛岳的指挥，同时命令他立即开赴前线。
这一天是王家烈给母亲正式做寿的日子。应该说，在中央红军西去云南扎西的十几天里，王家烈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红军终于离开了贵州，现在该轮到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倒霉了。王家烈很想借给母亲做寿的机会庆祝一番，同时也联络一下贵州各界，准备在地盘分配上再与犹国才他们较量一番。宴会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突然，有人一路小跑进来，一直跑到了王家烈的跟前报告说：红军已经回到了贵州！红军打回贵州的消息令来客一哄而散。王家烈独自一人呆坐了很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红军要干什么，朱毛红军为什么如此和他过不去。王家烈匆忙回到遵义召集了军事会议，几近绝望的他在会上对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长说：在贵阳，薛岳的中央军掌握了一切，没有咱们的地位了。黔北是咱们起家的地方，保住了这块地盘，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你们两个如果愿意和红军拼死一战，我提供军饷和伙食。王家烈这一次真的动了感情，两个师长忙说：“愿意和总司令共存亡”。
二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到达了习水县新罗坝，红三军团到达了桐梓以西的花秋，红五军团到达了习水附近的良村，红九军团到达了习水附近的碗水，中央纵队到达了吼滩。
当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对桐梓县城发起攻击。
此时的桐梓基本上是一座空城。黔军在慌乱中调度出了问题，原来驻扎在这里的部队被调往了北面的松坎，城里只留了两个连，说是等待黔军杜德铭旅前来接防。结果杜旅长的部队没有等来，却等来了红军的猛烈进攻。
黔北重镇桐梓就这样再一次被红军占领了。
顷刻间，桐梓县城内写满了红军的标语，路上还立着不少路牌，上面写着：“前面打了土豪！快去分谷子！”
占领桐梓后，红三军团开始向桐梓以南的遵义方向疾行。十三团团长彭雪枫回忆说：红军官兵对第一次占领遵义时的印象太深了，“繁华的街市，热情的群众，鲜红的橘子，柔软的蛋糕”，所有这些记忆无不令官兵们一路上兴致高涨。沿途贫苦的百姓都出来看红军的队伍，每天都有近百名贫苦农民加入红军。
红三军团到达回龙场的时候，毛泽东来了，他号召红军官兵一鼓作气，消灭王家烈和周浑元的主力，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毛泽东说：敌人就像五个手指，咱们要一个一个把他们割掉。怎么割这些指头呢？现在的关键是一面“牵牛”一面“宰猪”。“牵牛”就是派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往北，装成红军的主力，用打了就跑的办法去与川军兜圈子，给敌人造成中央红军主力还要北渡长江的错觉，至少要在桐梓以北把川军牵制三天以上。同时，红军主力大军南下去打遵义，大刀阔斧地去“宰”黔军这头“肥猪”。红军官兵们都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
毛泽东这个奇异的作战设想，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央红军突然向东二渡赤水，虽然出乎敌人的预料，把敌人甩下了至少四天的路程，但是目前的处境依旧不能乐观：南面，黔军正向桐梓和娄山关方向增援，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正从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北面，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已从重庆南下，进至綦江、松坎一带，再加上驻守在那里的川军，中央红军很可能会处于敌人的南北夹击中。此时的中央红军必须毫不犹豫地朝着一面的敌人冲上去。但是，往哪一面冲呢？蒋介石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中央红军经过突然机动后，必然会在撕开的缝隙之中，再次尝试向西北方向北渡长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者向东北方向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两条路红军必选其一。但是，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却是：向南，冲过娄山关，再占遵义。
敌我双方的作战命令几乎是同时发布的。
林、聂、彭、杨：
甲、敌情如你们所知。估计守娄山关、黑神庙的柏［柏辉章］、杜［杜肇华］两部可能为黔军第一、第四、第五、第八、十五、十六共六个团或仅一部共三个团，有凭娄山关相机出击，阻我南下，掩护遵义，以待薛敌来援的模样。
乙、我野战军决以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我五、九军团主力明二十六日均移官店，其两个后卫团分在温水与新罗坝两处阻滞川敌，并令其在二十九日以前不得使该敌逼近桐梓。
丙、我一、三两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应于明二十六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直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该两军团及干部团明日进攻部署，除照彭、杨二十五日十四时来电外，兹补充指示如次：
A、右翼队第三军团从正面进攻的十三团及预备队干部团，应预计我迂回部队尚未到指定地点攻击时，该敌可能向我出击，反攻桐梓。因此，须预筑工事，准备顽强扼制之，及迂回部队攻击时，则行猛攻。
B、两翼迂回部队所取道路不宜过远，以免延长时间，并须注意到达与攻击时间的配合。
C、两军团在运动及战斗间，三军团向遵义及仁怀方面，一军团向遵义及绥阳方面侦察、警戒。
D、进攻成功后，应乘胜直下遵义，而以清扫战场任务交给干部团，万一今夜或明晨敌退，应行猛追。
E、两军团后方暂在桐梓城，应随战斗之进展转移于遵、桐马路以西适当地点。
F、第一军团教导营应留桐梓城北端，向石牛栏方向游击警戒，向正安方向警戒。军委警备营将于明二十六日十四时到桐梓城任城防。
丁、战斗前政治工作，应使指战员认识此战役为立足赤化黔北之关键，鼓动其拼命争取胜利。
戊、我拟明日十三时前到桐梓城，与你们用无线电联络，娄山关正面部队则用原有电线。
己、彭、杨攻击命令，望告军委。
朱德
二十三时
薛岳关于“向松坎、桐梓‘追剿’中央红军给周浑元、吴奇伟”电：
一、据确报，窜东皇殿之匪约万余，养［二十二］、漾［二十三］两日节节向图书坝、良村、温水方面急窜，有与萧、贺合股模样。
二、我裴［裴昌元］师现配置綦江、松坎之线，严密堵截。
三、周［周浑元］司令官所部谢［谢溥福］、萧［萧致平］两师应速取捷径，兼程向松坎、桐梓线追剿。万［万耀煌］师及何知重部，应速由东皇殿、温水向松坎进剿。万、何两部行进路线，由万副司令官区处之。王［王家烈］司令在遵、桐、绥之部队，应兼程移至桐梓至松坎之线死守，堵匪东窜。吴［吴奇伟］司令所率韩［韩汉英］、唐［唐云山］两师到达遵义后，即配置遵义、桐梓之线策应，均不得任匪漏窜，至干法纪。
两个命令，国民党军是向北推进，红军是向南进攻，两军尘土飞扬相对而来，相遇之处是遵义北面的雄关天堑——娄山关。
二十四日凌晨，红三军团攻打娄山关的突击部队十三团和十二团冒雨从桐梓出发了。三连连长邹方迪带着一个排在一个叫南溪口的地方遇到了几个背煤的人，因为行色可疑邹连长把他们扣留了。红军官兵把煤筐里的煤一倒，倒出了驳壳枪，原来是黔军的侦察兵。经过审问得知，黔军主力到达了板桥，其中两个团已经上了娄山关，杜肇华旅的指挥所在黑神庙，黔军在娄山关关口至黑神庙一线设置了阻击阵地。
晚上，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给侦察连连长韦杰下达了抢占娄山关山口的任务。侦察连立即开始急行军，一个晚上换了三个向导，二十五日早晨到达了距娄山关约两公里的红花园。在这里，红军官兵看见娄山关左右夹峙的山峰云雾缭绕，一条公路自关口盘旋而下，山下的一个小客店冒出了缕缕炊烟。尖刀班向韦杰连长报告说前面发现几个敌人，韦杰立即命令手枪排化装成国民党军上去把敌人围住。被围住的黔军里有个少校军官，手枪排缴获了他的枪和公文包。一看公文才知道，黔军柏辉章、杜肇华部的四个团已先于中央红军到达了娄山关。韦杰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命令全连火速前进。侦察连很快就和黔军的前卫部队遭遇了，在黔军措手不及地向后退去时，侦察连马上开设了阻击阵地。而这时候，在红军阻击阵地南面的公路上，黔军的大部队密密麻麻地开来了。
突破娄山关的先机已失，只有趁敌未稳强行夺关了。
红三军团的官兵在冷雨中草草吃过午饭，军团长彭德怀下达了夺取娄山关的作战命令。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作战命令，是一个令红军官兵没有任何退路的作战命令。彭德怀一反作战常规，令红三军团仅有的四个团全部参加进攻，不留任何一支预备队——扎西整编的时候，红三军团由于连日作战损失严重，取消了师一级的建制，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原来的师长和师政委都当了团长和团政委——现在，以彭雪枫为团长、李干辉为政委的十三团和以谢嵩为团长、钟赤兵为政委的十二团担任正面进攻，以张宗逊为团长、黄克诚为政委的十团和以邓国清为团长、张爱萍为政委的十一团左右迂回。下午四时，彭德怀亲临十三团的阵地，命令在天黑之前务必要拿下娄山关关口。
娄山关，海拔一千四百四十米，向北距桐梓县城十五公里，南接遵义县境，一孔之道，险峻异常。川黔公路盘旋其中，两侧群峰并立，绝壁千仞。关口西侧是主峰，陡峭不可攀登；东侧山峰俨如巨锥，名叫点金山，是控制关口的制高点。
彭雪枫和李干辉一声令下，十三团在细雨中瞬间消失在了关口下的沉沉雾气中。
彭德怀的心一下子绷紧了。
十三团决定由三营先把左侧的一个高地拿下来，然后由一营主攻制高点点金山。三营刚开始攻击，就遭到了黔军第六团杨国舟营的火力拦截。黔军居高临下，用机枪封锁了通向关口的公路，给进攻的红军造成严重杀伤。三营派出了一个连，迂回到黔军阵地的侧翼，突然发起了攻击。黔军两面遭袭，最终无法支持，开始向点金山撤退。三营占领了左侧高地，为攻击点金山建立了一个有利的出击点。随后，一营的进攻开始了。在点金山上阻击的是黔军第十团，他们凭借着险峻的地形和构筑好的坚固工事拼命抵抗，同时也得到了身后黔军火炮的火力支援。一营分为两个梯队向山顶轮番冲击，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与黔军形成了僵持局面。眼看天就要黑了，团长彭雪枫焦急万分，他对连长们说，如果最重要的制高点点金山拿不下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娄山关就等于一句空话，咱们十三团决不能给第三军团、给军团长丢脸。
彭雪枫命令一营组织突击队，不惜一切攻下娄山关。一营要求三连承担突击任务，三连连长血脉贲张，大吼一声：“跟我上”！红军官兵跟着一声吼，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冒着黔军的弹雨在陡峭的山崖上往上攀登，不断有战士中弹坠落，但是三连的吼声一直没有停止，直到吼声沙哑。一排的三名战士充当了开路前锋，他们叼着匕首，背着手榴弹，沿着绝壁的缝隙一点点地向山顶靠近，在他们翻上山顶的那个瞬间，黔军向他们蜂拥而来，三个红军战士背对绝壁投出了一排手榴弹。手榴弹的硝烟还没散尽，三把尖刀寒光凛冽地向敌人刺了过去，随着黔军发出的惨叫，三连向山顶的最后冲锋开始了。前沿的黔军被迫向后压缩，但是整整一个营的黔军又反击上来。三连连长大喊：“咱们没有退路！往前冲击啊！”为冲击山顶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三连再次迎着增援的黔军冲过去。这时候，一营一连、二连和重机枪连也翻上了山顶，四个连的火力向黔军开始了猛烈射击，黔军最终被赶下了山顶。但是，红军立足未稳，黔军第十团在团长宋华轩的督战下，再次向山顶反扑过来。天已经逐渐黑下来，双方在山顶上展开了残酷的搏斗。最后的时刻，红三军团炮兵营把仅有的几发炮弹用在了这个方向，排长张量来不及架设炮架，凭借着娴熟的射击技巧在斜坡上杵击发射，炮弹在黔军中准确地爆炸，黔军出现了撤退的迹象。十三团的官兵乘势发起冲击，点金山主峰被红军占领了。
点金山的后面就是娄山关关口。
身上血迹未干的一营、三营和重机枪连的干部们组成了临时指挥部，紧张地商量着夺取关口的作战方案。最后决定由一营巩固点金山阵地，阻击黔军的反击；三营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抢关，九连在前，七连、八连跟随。六挺重机枪开始了掩护射击，九连在连长廖九凤的率领下，向退守关口的黔军发动了冲击。他们很快占领了关口一侧的制高点小尖山，接着三个连队分为三个方向一齐向关口冲锋。冲锋中，替代负伤的三营营长指挥战斗的营教导员冲在最前面，黔军的子弹暴雨一样密集，红军官兵看见他们的教导员身体晃了一下，然后栽倒了。
从关口阻击阵地撤退到南部山腰的黔军连续发动了四次反击。红军官兵发现黔军的冲击队伍中有个手提马刀的军官，凡是后退的士兵都会被他砍倒。于是红军官兵挑选了四名射手，寻找时机一齐向这个黔军军官开了火。最后，黔军在发现侧翼出现了迂回的红军之后，从关口阵地全部撤退到了南面的阻击阵地上。
娄山关关口的夜晚冷雨霏霏。
团长彭雪枫率领二营上来了，他们带来了晚饭。
在查看了一营、三营的损失情况后，彭雪枫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小分队的任务是点燃火把满山移动，以震慑黔军；同时在公路两侧的悬崖上堆积大量的石头，准备应付黔军的反扑。
彭雪枫对干部们说：“明天定有恶战。”
十三团的红军官兵神情严峻。
晚二十三时，彭德怀决定由十二团代替刚刚结束苦战的十三团担任正面主攻，张宗逊和黄克诚率十团由左侧迂回攻击黑神庙，邓国清和张爱萍率十一团迂回板桥断敌退路，十三团休整后从点金山出发侧击黔军右翼。
当晚，十二团前进到娄山关关口接替十三团，并命令三营把守关口阵地，一营为第二梯队，二营在山腰作为预备队。
二十六日拂晓八时，大雾，黔军向娄山关关口的反击开始了。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即将迎接苦战的三营。三营营长杨威一直到敌人距自己的枪口只有五米远的地方才下令开火，黔军的第一次冲击很快就被压下去了。这时，带领小部队在西侧准备攀登悬崖给敌人以侧击的参谋长孔权回来了，因为悬崖上林木太密，根本无法锁定目标在哪里。上午十时，黔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军官全部在后用手枪督战，前面的士兵黑压压一片向娄山关关口蜂拥而来。
钟赤兵想起了彭德怀的话：“现在，王家烈到了遵义，薛岳、周浑元和吴奇伟已北渡乌江，必须迅速夺取娄山关，不然中央红军就被合围了。”
三营官兵在黔军冲击最猛烈的时候，迎面而上发动了反冲击。
两股力量瞬间便撞击在了一起。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军号声在瞬间嘹亮地响起，令整个娄山关群峰间缭绕着不绝于耳的号音，红军士兵跟在向前冲去的干部们的身后，端着刺刀或举着马刀呐喊着冲出了掩体，英勇无畏的身躯向着黔军潮水般地推了过去！黔军的冲锋队形霎时间混乱起来，然后就开始顺着公路向深谷中撤退。这时，作为预备队的干部团在上干队队长萧劲光的率领下，也冲到了关口的南面，在连续占领了几个山包后，协同三营把黔军压在了山谷中。
沿着公路追击黔军的三营速度太快了，他们冲在了红三军团所有部队的最前面。黑神庙，黔军指挥部所在地，当三营追击到这里的时候，黔军蒋德铭旅第四团突然从山坳里冲了出来，三营瞬间被压回了几十米，官兵出现了大量的伤亡。十二团团长谢嵩立即命令二营火速增援三营，二营在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的率领下向黑神庙扑了上去。在冲到黑神庙半山坡的时候，前卫四连指导员丁盛报告说，跟随三营冲击的钟政委负伤了。谢振华说，四连给我冲上去，无论如何要把钟政委抢下来！谢振华一边说一边跟着四连冲上了山坡。在路边的草丛中，他看见了负伤的钟赤兵。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参谋正在给他包扎，鲜血从他的左腿往外涌，染红了身下的草丛。警卫员说，包了十层血还是冒。悲痛一下袭击了谢振华。谢振华还记得在中央苏区万年亭战斗中，他在五师十四团任政委，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五师政委陈阿金牺牲，接替陈阿金的新政委就是钟赤兵。钟赤兵深受官兵们的爱戴，他作战时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不管什么样的恶仗，战士们跟着他就会生死不顾。谢振华命令六连指导员陈福太立即组织人把钟赤兵抬下战场，然后他举起了驳壳枪：“同志们，跟着我，冲啊！”
黔军在战斗中的表现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以至他们有点怀疑眼前的对手是不是曾经不堪一击的贵州“双枪兵”。
二营越过三营继续向黑神庙冲锋，在接近一个山弯的时候，遇到了黔军严密的火力封锁。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召集三个连长开会，决定由五连担任突击队。团参谋长孔权挺身而出决定亲自带队。
十二团团长谢嵩率领一营开始了火力掩护，二营五连在弯道中分成三个梯队迎着黔军的射击前行。在突破了几道障碍后，距离黑神庙只剩不到一百米了，可是黔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赶到了战场，并且迅速向红军反扑过来。被压在公路两侧的五连利用黔军修筑的掩体顽强抗击。在黔军的连续冲锋中，排长宋福朵、班长王益桥和战士殷福希先后牺牲。五连连长高书官带领机枪班死守前沿，增援上来的四连和六连占领了公路左侧的制高点，以阻击增援的黔军。两军在狭窄的山路上展开了殊死的对抗。五连的伤亡越来越大，副指导员和二排长先后牺牲，团参谋长孔权的子弹打光了，就在他试图在阵地上找子弹的时候，黔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的胯骨被打碎了。
二十六日下午四时，红三军团各路迂回部队均已到达指定位置，彭德怀随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正面，十三团、十二团和干部团向被压在黑神庙谷地里的黔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而这一刻，黔军的背后也响起了枪声，迂回的十团和十一团的攻击也同时开始了。
黔军开始溃散，沿着山间小路向遵义方向逃去。
彭德怀和杨尚昆站在板桥附近的公路上，在他们的身边，蹲着一片被截住并被俘虏的黔军官兵。
娄山关一战，红三军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因身负重伤被锯掉了一条腿。十二团参谋长孔权负伤后被留在了当地的老乡家，从此没有了任何音信。十几年之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有一天接到了一封来自遵义的信，信里写道：“老师长，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孔权，打娄山关的那个孔权……”孔权活了下来！在黄克诚的过问下，孔权成为遵义纪念馆的馆长。从此，他年复一年地向来这里参观的人们讲述娄山关战斗，讲述那些至今还游荡在险峻大山中的年轻而勇敢的英魂。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娄山关，硝烟将散，血迹未干，寒风凛冽，林涛怒号。
二十八日傍晚时分，毛泽东随着中央纵队通过了云海苍茫的娄山关。
二十六日晚二十时，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我军乘胜夺取遵义致红一、三军团”电。电报表明：黔军的约六个团已被红军击溃，目前遵义城内空虚，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七日前无法到达遵义。因此中央红军各军团须“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踪直下遵义”。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第三军团于二十七日凌晨发布了攻打遵义的作战命令：十团、十一团向遵义新城、老城攻击；十三团阻击懒板凳方向的来敌。同时，第一军团也发布了作战命令：如第三军团在前面追击，则跟随前进；如第三军团停止追击，则要超过他们继续追击。两个军团作战区域的划分是：以遵义城北的公路为界，路东为第一军团作战区域，路西［含公路］为第三军团作战区域。
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十一团，军团参谋长邓萍跟随先头团前进。中午时分，当他们追击到遵义城北公路边的董公寺、飞来石的时候，与赶来阻击的黔军遭遇，战斗随即爆发。
从娄山关败退下来的黔军第四、第六、第十五团在连夜逃到高坪附近的时候，遇到了军长王家烈和师长柏辉章，他们率领着第一、第五、第八三个团正准备去增援娄山关和黑神庙。当听说娄山关已经失守，红军就要追过来的时候，王家烈和柏辉章甚至都没商量一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立即往回跑。沮丧的王家烈心情极其复杂。他知道遵义守不住了，因为薛岳已经掌握了贵州的财权，不但不给黔军发军饷，同时也不让他集中指挥黔军。现在，他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四个团。在遵义的时候，他就对那些恳求他坚守城池的豪绅们说，你们还是各自逃命去吧。但是，当他收到薛岳关于中央军的两个师正在疾驰北进，顷刻就可以到达遵义解围的电报之后，他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决定固守遵义等待中央军的到来。可是，增援需要时间，至少还要两天。
王家烈和柏辉章跑到距遵义城北约七公里处的十字铺一带停了下来，在公路两侧大约五十米高的山头上仓促建立起防御阵地。
十一团政委张爱萍认为在这里阻击的黔军是一支掩护部队，于是立即率领先头营向阻击的黔军发起了攻击。可是很快，攻击的红军就被黔军强大的火力所阻挡。十一团又投入了两个营再次发动进攻，黔军不但没有动摇，阻击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了。由于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十一团的两个营开始边打边撤。冲锋时政委张爱萍在最前面，撤退时他走在最后面。张爱萍的身边有个小红军，刚才冲锋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并肩向前，但是哥哥中弹倒下了，小红军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前跑。现在他也走在了十一团的最后，和政委张爱萍在一起。黔军越追越近，喊着：“小赤匪不要跑！你被捉住啦！”小红军提着一支短马枪，回头喊：“你来呀！你捉我呀！”
十一团刚撤出不远，军团主力就到了，十一团立即把攻击改为围歼，两支队伍分别向黔军阵地的两侧迂回，然后发动了进攻。在进攻中，黔军旅长杜肇华和副旅长江荣华负伤。柏辉章发现黔军已经腹背受敌，急忙下令全师撤回遵义城内。
十一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遵义城下的一片开阔地前。
这时，黔军第五团已经从鸭溪赶到遵义，黔军在湄潭的部队也在向这里疾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三、第五十九师距离遵义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了。因此，中革军委认为占领遵义的时机稍纵即逝，要求第一、第三军团务必当日拿下遵义城。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久雨初晴，烈日当空。位于前沿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心急如焚。在安排部队休息之后，他带着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兰国清前出到遵义城墙下的一个隐蔽处观察敌情。邓萍建议先派一个营向前接近城墙，提前隐蔽起来，等主力到达发起总攻时，这个营可以首先冲上去。张爱萍随即向三营下达了潜伏命令，同时派出一个侦察排秘密向前控制要点。在继续观察的时候，三个人突然发现有人在爬城墙，仔细看去，似乎是派上去隐蔽的三营。“哪个叫他们爬城墙，乱搞。”邓萍说，“看看带头的是哪个？”张爱萍在望远镜里看了好一会儿，说：“那个带头爬的好像是七连指导员蔡爱卿。这个家伙，胆子大得很。”三个人正说着，又看见那些人从城墙里爬了出来。不一会儿，三营派来的通信员到了，报告说：“一个连爬进城又爬了出来，都看清楚了，是两层城墙。”邓萍说：“告诉营长，不要回来，也不要爬墙了，就在那里隐蔽，等到天黑，攻击的命令一下，再往前冲。”
城墙上的黔军似乎发现了这里的动静，团参谋长兰国清建议换个地方，但邓萍认为这里视野开阔不肯移动。兰国清的话音刚落没一会儿，城墙那边突然响起了枪声，邓萍身子一歪，倒在了张爱萍的肩膀上。
黔军的子弹射进了邓萍的头颅。
几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急促地向后跑。
他的脸上盖着一块洇满了鲜血的白布。
红军官兵们不肯相信这个事实：参谋长牺牲了。
邓萍，四川富顺人，十八岁加入共青团，十九岁转为共产党党员。同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到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一团开展兵运工作，结识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军人彭德怀，成为彭德怀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仪式主持人。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邓萍和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一起举行了震惊中国的平江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萍任参谋长。一九三二年，二十四岁的邓萍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无数次奔袭，无数次血战，邓萍与彭德怀年复一年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邓萍的遗体被放在一块背风的洼地里。
彭德怀亲自为邓萍洗了脸，给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衣。
彭德怀凝视着邓萍苍白的面容，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不禁热泪长流。
这天夜里，红三军团向遵义发起了进攻。
彭德怀的命令是：“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
十二团、十三团的突击队成立了。几个突击队各带轻机枪一挺和云梯两架，突击队队员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把马刀和五枚手榴弹。晚上九时三十分，突击队队员开始向遵义城墙靠近。二十八日零时三十分，突击队队员悄悄地爬上了城墙，杀死了哨兵后，他们在城墙上吹响了军号。山城遵义又一次在梦中被惊醒。红军官兵们高喊着“为参谋长报仇”冲了进去。黔军没能组织起任何抵抗就丢弃了一切从城南夺门而出，开始了一路狂逃。
遵义城重新被红军占领了。
彭德怀给邓萍买了一口棺材，将他安葬在城外山坡上的一棵沙棠树下，年仅二十七岁的红军参谋长邓萍从此长眠在了遵义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