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川北、湘西与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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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未卜的大战即将爆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些焦灼不安。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突然南下向乌江急促前进。那一天，贵州中部和北部风狂雨暴，而在数百公里以外，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交界处却是天清月朗——没有证据表明徐向前对中央红军此刻的行动和位置有确切的了解，他仅仅依据几天前的一封电报得知中央红军在黔北的土城受阻，已经被迫放弃了进入川南北渡长江的计划，现正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追堵中频繁移动——“他们的情况很不好。”多年后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从鄂豫皖向川陕边转战途中尝过那种苦头。部队连续行军，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疲劳得要死，仗怎么能打好？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懂得这一点。”
春月朦胧，夜风拂面。
这个晚上，嘉陵江东岸葱茏的大山中，正在进行着一个惊人的举动：距离江边三十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天刚黑下来，突然涌进来数十支人流。这些由红军官兵和当地百姓组成的人流，抬着上百条刚造好的大木船和数十只大小不一的竹筏，以及数十个体积巨大的浮桥构件，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向那座叫凉风垭的大山主峰缓慢移动。不许点火把，不许喊号子，只有红军干部们小声的督促声，还有很快便回响起来的如同闷雷般的粗重喘息声。沉重的浮桥构件在一寸寸地蠕动，粗大的绳索把百姓和战士的肩膀都磨出了血。在山路险峻的地方，由于无法转弯，上百条巨大的木船被直立了起来，使夜色中的陡峭山崖犹如长出了无数的尖峰。不断地有人在移动和保护木船的时候从山崖上跌落下去。船体撞击在岩石上，发出惊心动魄的闷响，惊飞了一群又一群夜宿的鸟儿。
这些船全是崭新的，船底的木板还没有完全干燥。听说红军要在山里造船，当地的老人们很惊讶，他们从没听说过不在水边而在山里造船的。但在红军民运干部的动员下，百姓们很快就忙碌了起来，老船工、木匠和铁匠都带着工具背着干粮来了。没有手艺的青年农民砍大树、搬运木材，妇女和孩子们收集废铜烂铁，铁匠昼夜拉着风箱打造铁钉和铁件。船造好了，工匠们还在船帮上写上了“革命成功”的标语，像打扮女儿出嫁的花船一样把船装扮了一番。体积巨大的船在山里造好了，必须把它们抬出山去。老人们这下更惊愕了：“哪个见过船走旱路的？红军这是要干啥子事？”
作为当时中国红军中最具实力的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将领，三十四岁的徐向前从相貌上看与国民党报纸刊登的和国民党官兵议论的模样相去甚远，以至于曾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和他近距离相遇过的一位国民党军官多年后回忆说：“当有人告诉我，那个身材单薄得如同一个文弱的乡村教师的人就是徐向前时，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因为在那场战斗中，他手下的红军个个赤膊袒胸，抡着大刀凶猛异常。”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和红色武装的将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沉稳甚至有些寡言的性格、朴实正直的道德风范、强悍威猛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在经历了无数残酷的战争之后成为共和国元帅的经历，共同组成了他不同寻常的传奇人生。
徐向前的书生模样至少和他人生经历中的某一阶段相吻合，这个出生在中国山西北部五台山附近的农村青年曾经是一名教师。徐向前出生时，徐家家道已严重衰落，几亩薄田勉强维持全家温饱。他的父亲二十岁中了秀才之后，放弃仕途到遥远的内蒙古做教师。受家庭传统的影响，徐向前从十岁起开始读书，但很快就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他没有按照母亲的心愿去当木匠，而是去了河北的一家书店当了学徒。两年后，他考入山西省府太原的一所师范学校。这所由阎锡山创办的师范学校俨然是一所军校，课程除了数学、历史、地理、心理学、教育学、音乐和美术外，还有严格的军事课程。在这所学校里，农家子弟徐向前第一次穿上了军装。军事课的教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的营级军官，其中一个叫张荫梧的教员后来官至国民党军上将。张荫梧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他的学生中，那个无论从相貌上还是从性格上最不可能成为职业军人的青年，日后竟然成了他在战场上最可怕的对手之一。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徐向前当了小学教师。他还结了婚，妻子的名字很有书卷气，叫朱香蝉，第二年出生的女儿名字也充满书卷气，叫松枝。女儿松枝刚满周岁的时候，乡村教师徐向前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决定：报考黄埔军校。那一年他二十三岁。徐向前被录取了，后来他始终记得开学的那天孙中山讲过这样的话：“作为革命党人，一生一世都不要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黄埔军校校长是国民党主席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人周恩来，军事总教官是国民党人何应钦，教授部主任是共产党人叶剑英。徐向前加入了国民党，继而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孙中山卫队中的一员。孙中山逝世后，他被调到了冯玉祥的部队任团副，但是没过多久，在与军阀张作霖的作战中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徐向前回到了家乡，妻子朱香蝉已经病逝。这是徐向前人生中的苦闷时期。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令他开始思考严肃的政治信仰问题：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思考的结果是，他再次离开了家乡和女儿，在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找到共产党组织。那是一九二七年，二十六岁的徐向前从此走上了一条万般艰险但却终生无悔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七年年底，徐向前被派往广州，参加了由共产党人张太雷、苏兆征、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决定将仅存的一千四百多人整编成一支红军队伍。当时起义军所知道的红军，有由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一师，由海陆丰地区红色武装改编的红二师，以及由琼崖游击队改编的红三师，于是他们决定叫“红四师”，徐向前先后出任红四师参谋长、师长。这支红色武装在东江地区坚持了两年之久，直至在国民党军队的残酷捕杀中伤亡殆尽。一九二九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徐向前和红四师仅存的几名干部被转移到香港。不久之后，徐向前再次转道到达上海，他化名余立人接受了一位商人打扮的共产党干部的指示：“鄂东有块根据地，基础不错，那里需要军事干部。”徐向前后来才知道，与他谈话的人就是当时的中央军委书记杨殷。谈话之后不久，杨殷就因叛徒的出卖而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而杨殷所说的“鄂东有块根据地”，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鄂豫皖根据地是在发生于湖北的黄麻起义、河南的商南起义和安徽的六霍起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九三〇年，根据中共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委的指示，转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其领导人是：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全军两千一百余人。同时，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也随之成立，主席是甘元景。至此，鄂豫皖根据地正式形成——那时，正是国民党军向刚刚形成不久的中央苏区开始第一次“围剿”的时候。
第一军成立后，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很快就使部队发展到六千多人，根据地也得到了扩大和巩固。一九三一年初，红一军和转战在鄂皖边界的另一支红军武装红十五军合并为红四军，徐向前出任参谋长，继而出任军长。红四军成立后，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这时候，中央向全国各个根据地派遣了大批领导干部，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中央候补委员沈泽民和陈昌浩。于是，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湖北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第四方面军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兵力三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下辖第十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十二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在成千上万贫苦百姓的支持下，对国民党军占领的黄安县城发起了猛攻。方面军还出动了取名为“列宁号”的飞机向敌人投掷宣传品和迫击炮弹。黄安县城很快就被红军攻破，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师长化装逃跑，在红军的围歼中被活捉。此战，红军一共歼敌一万五千多人，其中仅俘虏就捉了近一万，缴获枪支七千支、迫击炮十余门。战后，红军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两个月后，红军在黄安以东的苏家埠，将国民党军一部紧密包围。在双方最后的决战中，红军官兵和拼死突围的敌人展开了近距离战斗，并最终迫使敌人投降。苏家埠一战历时四十八天，红四方面军歼敌三万余人，俘敌竟达两万，其中包括国民党军第七师代师长厉式鼎、第五十七师代师长梁鸿恩、第一三六旅旅长王藩庆和第一三七旅旅长刘玉林，缴获枪支一万五千多支、手枪一千多把、机枪二百五十挺、山炮四门、电台五部以及大量的军用品。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对国民党军作战中取得的从未有过的巨大胜利。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迅速发展为四万五千多人，根据地人口也由原来的百余万人发展到三百万人以上。鄂豫皖红色根据地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
红军连续取得的胜利，使鄂豫皖苏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有点兴奋了，他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判断也因此越来越离奇：“估计国民党军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的都是杂色部队”，“红军有目前的力量，已经无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摆在各苏区尤其是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快要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了”。
张国焘，一个身材高大、头方脸阔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他的讲话完全符合他的一贯性格。这个曾经出现在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人物，以暴躁蛮横的性格、反复无常的政治立场和寂寥冷落的人生结局而著称。他出生于江西萍乡的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〇年参加李大钊创办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成员。一九二三年，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国共合作时期，他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一九二七年爆发的南昌起义中，他是起义军中的中央代表。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九三一年，张国焘从苏联回国后，被中共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以后的日子里，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完全出乎了这个措辞强硬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想象。在接下来更为残酷的反“围剿”战斗中，张国焘在红军连战八个月未得喘息的情况下，要求红军与敌人强大的主力部队展开决战，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从兴旺发达的鄂豫皖根据地撤离。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一直向西而去，那里是中国国土的腹地，那里山更高水更深——事实上，红四方面军比中央红军更早地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他们一九三二年九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之后的军事转移路程有两千公里之遥，在这条同样危机四伏的漫漫征途上，他们在国民党军近乎疯狂的追杀中历尽千般苦难万般艰险——这就是徐向前所说的：“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懂得这一点。”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北部与甘肃和陕西的交界处。大巴山的群山让这支红色武装深刻地体会了蜀道之难，但也让红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终于获得了相对的安全。
四川，一个由极度丰饶和极度贫困组合为一体的奇特的内陆省份，是军阀和地主勾结在一起压榨贫苦百姓最残酷的地域，因此也是中国国土上发生动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一九三二年正是四川军阀开始大混战的年代，军阀的部队纷纷聚往富庶的成都盆地，川北贫瘠的连绵大山因此无人防守，于是抗议苛捐杂税的暴动连续发生。民众手持大刀长矛拥入县城，搜捕团总，在衙门的公堂上张贴“官逼民反”的标语，这种类似打土豪的举动一旦发生便一呼百应——所有这一切，都是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因此，经过数次战斗，红四方面军很快就建立起包括二十三个县、五百万人口在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也相继成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又一个革命高峰期来临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连续电示下，停止了混乱的内战，开始调动集结兵力，准备大举北进“围剿”川陕根据地。蒋介石以两百万军费、一万条枪支和数百万发子弹支援川军对红军发动的进攻。川军几乎动员了省内的所有兵力，在四川北部西起广元、东至城口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弧形线上，集中了一百一十多个团，总兵力达二十多万，并配备了十八架作战飞机。当时，在川陕根据地内，红四方面军的兵力连同游击军在内为八万余人，无论是总兵力还是武器装备，红军与川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于是，保卫川陕苏区的战斗，注定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
沿着巨大的弧形包围圈，川军的进攻分为六路。
四川军阀刘湘称：三个月之内全部肃清入川的红军。
面对川军的攻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通江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分析：除刘湘的嫡系部队之外，四川的各路军阀都受到过红军的重创，目前又在远离自己的地盘作战，因此必不会有很高的作战力，红军主要的作战对手应该是位于东路的刘湘嫡系部队的进攻。所以，红四方面军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节节抗击的过程中争取大量地消耗敌人，以创造最后反攻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机。会议制定的作战部署是：集中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的各两个师和第三十三军共二十多个团为东路军，由徐向前指挥，自北向南在万源、宣汉和达县一线阻击川军第五、第六路军的进攻；第九军二十七师、第三十军九十师、第三十一军主力共十多个团为西路军，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自广元沿嘉陵江一线钳制川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军的进攻。另以第三十一军二七六团和二七八团在北面监视陕南的敌人。
十二月上旬，六路川军先后自南向北、自东向西推进，红四方面军开始全面接敌。
十二月十六日，东线的川军在飞机的掩护下首先发起了进攻。但是，川军刚一渡过前河和州河，就遭到了红军的猛烈还击。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和第二十三军第一师被歼灭三千多人。接着，红军第三十军的两个师乘胜发展战果，在达县东南的雷音铺给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以沉重打击。战斗中，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牺牲。那是傍晚时分，川军的一发炮弹落在了汪烈山的身边。时任二六三团政委的陈锡联后来回忆说：“我急忙跑过去，汪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顺着他的额头还在流，他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战斗，直到胜利。’”根据预先的战斗方案，红军的东线部队开始压缩阵地，并在已经构筑好坚固防御工事的二线阵地再次与川军发生激烈的战斗。大巴山的丛林沟壑中，处处是红军的阻击阵地，红军的迂回部队弄得川军始终无法判断出红军主力究竟在哪里。等到川军消耗严重和疲惫不堪的时候，红军主力突然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趁川军发生混乱之际，近距离地用手榴弹和大刀大量地杀伤敌人。与此同时，在西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阻击着川军第一路军的进攻。西线总指挥王树声还组织了一次反击，在游击队和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把川军的一部一口气追出去数十里。方面军西线部队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也主动向后收缩了阵地。
红军收缩阵地的行动引起了川军将领的错觉，他们认为红军马上就要“全线崩溃”了，于是开始了更猛烈的进攻，但是进攻还是不断遭遇红军坚决而顽强的反击。春节临近，一再失利的川军开始厌战，各部队相继进入休整状态。二月十日夜，雨雪交加，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先是突然袭击了川军阵地的后方，然后全师向冒进之敌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在歼灭了川军的一个前锋团后，一直打到了川军第三路军指挥部，全歼了驻守在这里的两个团，击毙了川军第三路军副司令郝耀庭。川军立即调动正在休整的部队对抗红军的反击，双方在战场上形成了僵持局面。
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川军发动了第二阶段进攻。进攻首先从西线开始，红军官兵面对川军的猛烈攻击节节抗击，致使川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伤亡。根据地的百姓组织起担架队和救护队，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在战场上救护红军伤员。而在战场的后方，红军的兵工厂日夜炉火熊熊，大量的弹药被挥汗如雨地制造出来供给前线。由红军派出的得力干部率领的游击队不断壮大，他们活跃在川军进攻的每个方向上配合红军作战。东线的川军企图在红军东、西两线的接合部打开缺口，并在进攻中投入了敢死队，但是红军顽强的阻击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丝毫减弱，最终致使进攻的川军因难以支撑而退却。
此时，一支特殊的部队在川陕根据地成立了，这就是给中国革命史带来无数悲壮往事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哪支军队拥有如此众多的女战士，鼎盛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超过了三千人，曾经一度扩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这些在最残酷的战争中加入红军的女儿家，大多来自川北大巴山中的贫苦农民家庭。她们许多人不满十岁就被当作商品一样贩卖，十二三岁就要担负起养家<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Q609622.jpg" />口的担子，成为受尽剥削和欺凌的童养媳。红军到达大巴山区后，男女平等的政策在苏区的实施燃起了这些贫苦女孩子摆脱苦难的渴望，于是她们成为最向往革命的群体之一。越是川军向苏区进攻得猛烈的时候，报名参加红军的贫苦女孩子越多。这些女儿家把自己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给了红色苏区和工农红军，她们无法想象一旦没有了红军和苏区，她们是否还能像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随着女战士的增多，红四方面军民运、粮食、被服、运输等等部门，到处可以看见年轻的女红军忙碌的身影。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兵，而新成立的妇女独立团从团长到司号员更是清一色的女孩子。她们在红军中接受了让她们惊奇不已的事物：官兵一致、妇女运动、民主选举、共产国际……这些从小就饱受磨难的红军女战士，一旦把革命当成了活着的唯一目的，她们的吃苦耐劳和不畏生死堪与红军中任何一支作战部队相比。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们组成战场运输队，或者背着四支枪和一箱子弹，或者背着上百斤的粮食和盐巴，在陡峭的山林中翻山涉水从不停歇。她们穿梭于战火硝烟之中抢救伤员。在冰冷的山涧溪流里，她们昼夜不停地洗带血的绷带和伤员的军衣，她们总也洗不干净，因为她们的双手由于冻裂而血流不断。她们还是出色的演员，不打仗的时候，她们的演出最受红军官兵的喜爱，她们演活报剧，甚至还会跳苏联红军的《水兵舞》，尽管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那个叫苏联的国家在什么地方。当需要她们冲上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她们奋勇杀敌，宁死不屈，以致原来蔑视她们的川军只要在丛林中看见一片红色就胆战心惊，因为她们的枪上、刀柄上全都系着红布穗子。她们爱美，她们的军装大多是打土豪时缴获的地主富人的长衫，她们把长衫从中间剪断，上半截改成军装，下半截改成裤子，因此她们的军装五彩缤纷什么颜色都有，只有像男战士一样的绑腿是统一的，那是她们把缴获来的白土布染成灰色制成的。她们最喜欢打扮自己的草鞋，无论是草编的还是布条编的，都要在鞋的前头缀上个红绒球。队伍集合的时候，头上的大斗笠上画着五颗鲜红耀眼的星星，脚下的红绒球娇艳夺目，无论是红军官兵还是穷苦百姓都会看得出神。
根据地的女红军们最羡慕的还是她们的团长张琴秋：双排扣的列宁装，一顶洁净的八角军帽，绑腿很整齐地打成人字形，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挎着一把精巧的小手枪。“那是一个老革命。”在年轻的女红军们看来，张秋琴团长很神奇，因为她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学习过。
一九三四年六月，刘湘为了尽快达到消灭川陕根据地的目的，调集了二十万大军向万源发动了进攻。这时，红四方面军已经退出了百分之九十的根据地。徐向前说：“现在是我们的紧急关头，是消灭刘湘的决战关头，我们已经退到根据地的后部，不宜再退，也不能再退了。”因此，万源保卫战成为关系到川陕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共五个军参加了战斗，而指挥这场空前惨烈的战斗的都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著名的指挥员：许世友、王建安、孙玉清、陈海松、程世才、李先念、詹才芳、王维舟、陈再道、陈锡联、郑维山……
七月十一日，万源大雨如注，保卫战在方圆一百公里的战场上开始了。川军的八个旅在飞机的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红军的火力居高临下，官兵们从山上推下去的石头碾过树丛草叶和冲击的川军。当敌人被迫退下去的时候，山坡上就只剩了被雨水冲刷流淌的泥浆。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川军投入了整团整旅的兵力，但是红军的阻击异常凶狠。焦急的刘湘发布了奖惩条例，宣布谁拿下万源奖励三万银元，谁放弃阵地立即处死，师长和旅长不亲临前线格杀勿论。这一仗一直打到八月，在万源的东面、南面和西面，川军分为六路协同作战，向红军发起了全线攻击。坚守在万源南面大面山阵地的是许世友的第四军。工事被炸平了，红军官兵就把敌人的尸体头对脚脚对头地摞起来当掩体。打起仗来一向凶猛无比的许世友后来回忆说：
后面的敌人还是往上拥，有的已经冲进了我军的堑壕。我们的战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勇敢地跳出工事和敌人混战成一片。大刀在阳光下闪着白光，两军刀枪相接之处红花花的，也分不清是刀布，还是鲜血。敌人招架不住，纷纷向后溃退，但过不多久，又增兵压了过来。就这样你冲过来，我杀过去，一直持续不断……一个敌军指挥官正挥舞着手枪大喊大叫，我飞身过去，劈头就是一刀，也不知道是刀太快，还是砍得太猛，那家伙的头向山坡下滚出去好远，身子还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好几步。一场拼杀结束了，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体……
红四方面军的总反攻开始了。红军采取猛烈攻击和长距离迂回的战术，最终使川军对川陕苏区形成的弧形包围圈全线崩溃。
八月二十三日，刘湘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川军“围剿”红军耗资一千九百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难以为继”。而国民党中央政府驻四川代表程泽明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
万源决战仅过月余，赤匪便收复全部失地，嘉陵江东岸均被占领，东北之城口、西北之广元延伸数百里。四川各军均遭惨重失败：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几乎全军覆没，罗泽洲、李家钰部大部被歼，二十三军溃不成军，邓锡侯元气大伤，刘湘、杨森之精锐损失殆尽……四川的剿匪军事已到不得不由中央军统筹指挥的地步。
十月，远在江西的中央红军开始了军事转移。
紧接着，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也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了军事转移。
此时，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无论是党的总负责人张国焘，还是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他们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都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表的茫然。
尽管在与川军的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川陕根据地所遭受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部队因为伤亡严重，从原来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了六万，于是不得不把十五个师缩编为十一个师。更严重的是根据地内良田荒芜，十室九毁，满目新冢，一片废墟。土地都没有播种，因为一来没有种子，二来百姓担心即使种子撒下去战事一来也是收成难保，可是根据地内的百姓如果放弃耕种，就等于断绝了红军的生活来源。战争使当地的许多青壮年牺牲了，根据地内的劳动力和兵源都已枯竭。战后，川军对根据地的封锁更为严密，红军必需的各种物资，如食盐、粮食、衣被和药品等都出现了补给困难，兵工厂所能供应部队的弹药数量也开始急剧减少。随着根据地内饥饿现象的发生，伤寒和疟疾等传染病开始流行。
徐向前预感到，红四方面军最艰难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红军官兵依旧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九三四年底，万源保卫战结束后的红四方面军官兵，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因为他们曾经为他们认定的生活理想迎着敌人的子弹前进，并且在枪林弹雨中英勇无畏地活了下来。
在红四方面军数万名官兵中，有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从根据地给他的家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历经岁月沧桑被一直保留到今天，成为一封能够解释历史细节的十分珍贵的家信。在这封家信里，那位红军战士列举了无论生死他都要当红军的理由，理由朴实而深刻：
一、士兵的错误，除了士兵相互批评纠正以外，都由士兵委员会来负责，很少要长官或者军纪管束。
二、军需的来源和支出，完全公开，并经士兵委员会审查。
三、官长士兵间，生活一律平等。
四、军中有网球、足球、琴、棋、音乐等活动设备。
五、尤其特别的，红军到处帮助群众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帮助群众的武装组织和训练，所以每到一处便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举行欢迎会和慰劳会。红军士兵家里的田，无人耕种的时候，大家争着帮忙。在每一次大会上，农民都亲热地叫出“我们的红军”。红军士兵也说：“这一支枪不是我的，也不是上级官长的，是谁的呢？是工农阶级的，也是全世界工农阶级的。”
六、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对红军都表示好感，每次打仗都留给红军许多子弹，并且告诉红军他们军中的情形和消息。有些简直举行哗变，投到红军里。所以国民党大小军阀都怕红军的标语和传单，每次进攻和退却的时候，总要派几个不识字的士兵，先把红军的标语和传单撕尽，然后通过。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拿着一张红军的传单，反动军官立刻把他枪毙了，说他是私通共匪。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师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四川北渡长江。
关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之后的命运，徐向前和陈昌浩只能通过电台得到十分有限的消息。接到这封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感到了为难。因为仅仅以一个师的兵力自北向南横穿整个四川，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举动，部队恐怕走不到半路就会被川军包围吃掉；但是如果派出足以与川军抗衡的兵力，那就势必意味着要将川陕根据地放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第一师独立旅进入四川，接替了川北广元、昭化地区川军的防务。于是，红四方面军决定先向川甘方向的广元、昭化出击，把相对孤立的胡宗南的部队吃掉，寻机向甘肃南部拓展根据地，同时牵制住敌人的大部兵力，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一月二十二日，就在中央红军攻打土城的战斗即将打响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起了广昭战役。战斗进行得相当艰苦，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渡过嘉陵江，向据守广元以西羊模坝的敌人发动攻击。在持续两天的激战中，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和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先后阵亡。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红军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切断了广元与昭化之间敌军的联络。在接下来攻打广元县城和昭化县城的战斗中，红军遇到了敌人在坚固防御工事里的顽强抵抗。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击，始终没能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在川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情况下，红军被迫撤离了战场。
广昭战役开始后，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这是一封因对红四方面军的命运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极具史料价值的电报：
致四方面军电：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的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田颂尧］部内讧，邓［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杨森］、李［李家钰］、罗［罗泽洲］兵单力杂，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上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趁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政治局及军委
一月二十二日
电报命令红四方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而中央红军也将“转入川西”。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设想——中国工农红军的两支主力方面军如果真在四川腹地胜利会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必将是另一种叙述。
由于中央红军渡江在即，关于这一指示是否能够执行和如何执行已经没有时间充分讨论。红四方面军决定马上开始造船，做好西渡嘉陵江的各项准备；同时收缩东部兵力，派出部队出击陕南调动敌人北上，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并为红四方面军西进创造有利时机。
出击陕南的部队先后向宁羌、沔县和阳平关发动攻击，致使胡宗南的一个旅和川军的四个师开始向陕南移动。红四方面军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作战部队随即返回了川北准备西渡嘉陵江。但是，就在这时，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电报的内容令红四方面军十分意外：
……
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与川敌郭［郭勋祺］、潘［潘佐］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
中央红军因北渡长江受阻而改变了原定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的电报所制定的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川陕根据地东线部队向西压缩之后，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占领了万源，此刻正向通江、巴中方向推进。西线，苍溪、阆中、仪陇各县在红军部队移动后，也相继被川军田颂尧和罗乃琼部占领。目前的川陕根据地已经被压缩得很小，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西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已经无法停止。
徐向前说：“箭在弦上，非进不可。”
红四方面军最后的决定是：继续执行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实现向陕甘方向扩展生存空间的目标；同时在战役进行中密切注意中央红军的动向，随时准备给予配合和策应。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夜，发生在四川北部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就要打响了。
嘉陵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山峦耸立，乃巴蜀大地上的巨川，源于陕西省凤县的嘉陵谷，由北向南在广元与白龙江汇合后，奔腾直入长江。
在嘉陵江西岸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和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的部队，总兵力共计五十二个团，由邓锡侯统一指挥，集中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沿江一带。这是一道布防分散、后方虚弱的防线。总指挥邓锡侯与田颂尧、刘文辉和刘湘并称为川军四大军阀，彼此常年处在相互戒备甚至是攻击的状态中。在此前四川军阀的混战中，邓锡侯和田颂尧被刘湘拉拢，致使刘湘大败刘文辉的部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停止之后，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军”总司令，田颂尧被委任为川陕边防“剿匪”督办，其部队成为在四川境内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川军主力。
川军在嘉陵江沿线的部署是：邓锡侯部的十七个团，防守北自广元以北的陈家坝、南至广元南面的江口镇一线，其中十个团守备江防，七个团为预备队。田颂尧部的三十五个团，防守江口镇以南至南部县境内一线，其中三十三个团守备约两百公里的江防，两个团为预备队。
针对川军布防正面宽大的特点，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徐向前亲自带着参谋走了一百五十多公里，详细勘察了嘉陵江沿江的地形、水文和对岸川军的防守情况。在对各部队提出的渡江地点进行了反复论证后，苍溪至阆中之间约五十公里的地段，被最后确定为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的突破口。其中主要突击点是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突击点右侧的渡江点是鸯溪口，突击点左侧的渡江点是涧溪口。
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部署是：第三十军实施主要突击，从苍溪东南的塔子山附近突破，消灭田颂尧部的江防部队，并协调第三十一军消灭剑门关守敌；第三十一军从苍溪以北的鸯溪口突破，消灭剑门关守敌后，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阻截胡宗南的部队南下，保障方面军右翼的安全；第九军向阆中以北的涧溪口突破，而后以一部协助第三十军进攻，另一部负责消灭南部县城的守敌，保障方面军左翼的安全；第四军为方面军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第九军作战，主力则向南部县城西北方向的梓潼发展；方面军的炮兵配置在塔子山上，掩护担负主要突击任务的第三十军强渡嘉陵江。此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军九十师和地方游击队，负责在东线牵制敌人。
大战即将爆发，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带领着自己的师长们按照当地农民的打扮，换上了蓝布裤褂，头上缠着白布头巾，拿着镰刀背着箩筐，一次又一次地在塔子山附近的江边观察，并派出了大量侦察人员偷渡到对岸侦察敌人的火力配备和兵力部署。为了隐蔽渡江意图，第三十军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部队进入指定区域后，水路和旱路全部实行了警戒，部队不断地变化着番号，所有通往江边的道路都进行了伪装，炮兵的射击诸元被反复校对，参加强渡的每一条船上的战斗分工都进行了详细分解，甚至连船一旦中弹谁负责堵漏都作出了规定。
嘉陵江在陡峭的山崖之间奔腾咆哮。塔子山脚下的江面宽约八百至一千五百米，红四方面军选择这里作为主要突破口的理由是：江道弯曲，水流突缓，如果敌岸开火，便于部队强渡攻击。且塔子山高耸于江东岸，居高临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掩护火力的作用。一旦部队强渡成功，对岸纵深是丘陵地带，有利于突破后的发展。
渡船秘密隐蔽在江边的山林中，渡江战斗将在天黑的时刻打响。
第三十军确定的主攻部队是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八十八师是由参加过黄麻起义的红军骨干组成的部队，其三个团各有特点：二六八团擅长进攻，二六五团长于夜战，二六三团攻守兼备。最后，二六三团被确定为主攻团。白天，李先念和程世才到达二六三团时，发现不少官兵并没有按规定睡觉。一问，官兵们如实回答道：“就是把眼睛闭得紧紧的，还是睡不着。”
二十八日晚二十一时，嘉陵江东岸，数万红军从黑暗的山林中出发，开始慢慢向江边移动。跟随八十八师行动的军长程世才和红军官兵们一起抬着船。两个小时之后，上百条木船一只只地下了水，每条船都由一名战士拉着船绳固定在江岸。
午夜一时，在嘉陵江东岸的三个突击点上，突击队队员们上了船。
黑暗中的嘉陵江，除了水声风声外，万籁俱静。
年轻的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那个夜晚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将成为诞生在这片广袤国土上的新中国的国家主席。这位面容清秀的军政委已经有了近十年的革命经历。他十八岁就从一名乡村木匠成为著名的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经过无数残酷的战斗和苦难的生活考验之后，二十六岁的李先念已经成为一名外表安静温和、内心刚强如铁的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李先念不时地看一眼自己的手表。
午夜一时三十分，李先念看见徐向前猛吸了一口旱烟，然后向身边的参谋点了点头。
突击命令发出了。
嘉陵江突击点上的所有船只都离了岸。
红军突击队队员奋力划桨，不顾一切地向对岸靠近。
距离对面江岸大约还有几十米，川军的游动哨兵发现了动静，喊：“哪里来的？要干什么？”
突击队队员没人吭声。
“不回答我就开枪啦！”川军哨兵拉动了枪栓。
这时，二六三团的第一条船猛地撞到了江岸，突击队队员纵身跳了上去。
双方几乎同时开了枪。
就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嘉陵江东岸的塔子山上，数十门火炮一齐发射，炮弹在川军的江防工事中密集地爆炸，爆炸引起的巨大的火球顿时映红了嘉陵江江面。
即使在以往的数次战斗中受到严重损失，红四方面军依旧拥有可观的火力规模。和中央红军作战时仅仅有一门炮几发炮弹不一样，红四方面军的炮兵在王维舟的指挥下有整整一个团！至少在这个重要的夜晚，红军的炮兵炮弹充足，可以在主要突击点上组织起令敌人恐惧的强大火力网。
在塔子山对岸防御的是川军陈继善旅的一个营。八十八师突击队开始渡江的时候，值班的川军官兵正在哨棚里聚赌，对红军的强渡行动毫无察觉。等巡逻的哨兵开枪的时候，营长陈择仁慌忙跑出营部，结果一出门就被红军乱枪击毙。红军突击队迅速攻占了川军设立在滩头的碉堡。第二天拂晓时分，第三十军后续部队大批渡江，塔子山对岸川军的防御阵地全部被红军占领。
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的第三十一军位于鸯溪口的突击也是同时开始的。但是鸯溪口江面水流湍急，在这里防守的川军邓锡侯部的四个团已经和北面胡宗南的中央军部队联合部署了江防，准备一旦红军渡江便实施南北夹击。川军还把东岸所有能找到的船只全部毁坏了，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选择这里渡江。这天深夜，当塔子山那边传来枪炮声的时候，鸯溪口江面上也出现了红军的渡船。第三十一军的突击队队员手上是驳壳枪，背上插着大刀，腰间挂满了手榴弹。强渡出乎川军的预料，川军还没弄清大祸是怎样临头的，滩头阵地就已经被红军占领了。
在涧溪口渡口指挥部队强渡的是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这个师竟然没用一枪一弹就渡过了嘉陵江。在准备渡江的时候，由于沿岸的船只都已被川军破坏，而为了加强塔子山主要突破点的渡江行动，师里把所有的渡江器材全部给了第三十军，因此，韩东山面对“渡江器材自行筹集”的命令有一点发愁。这时，一个四川籍的红军小战士提出了用打谷子的木拌桶渡江的建议。这种巴蜀农家使用的木拌桶又大又结实，里面可以容纳五六个人。二十五师各团很快就从百姓那里购买了几十个木拌桶，韩东山和师政委陈海松亲自试了一下，结果发现木拌桶在水里不稳，很容易翻。这时候，一名湖北籍的红军战士说，在他们家乡打鱼用的也是这种木拌桶，但不是一个，而是用木杠子把四个木拌桶连在一起。韩东山和陈海松用这种办法又试了一次，果真又稳又灵活。
二十八日夜，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红军突击队队员就是坐在这种木拌桶里开始强渡嘉陵江的。虽然上游塔子山方向的枪炮声已经响成了一片，但是涧溪口的川军却没有任何动静。七十四团渡过江的官兵在对岸找到了两条大木船划了回来，报告韩东山师长说没有发现川军。韩东山立即命令其余的部队迅速渡江控制对岸区域。等二十五师全部渡过了嘉陵江才知道，对岸的川军奉命向塔子山方向增援去了。
二十九日拂晓，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从塔子山突破嘉陵江后，占领了江对岸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击溃了川军田颂尧部一个旅的阻击。在鸯溪口方向突破的第三十一军占领了川军的阻击阵地火烧寺。在涧溪口方向突破的第九军已经开始向阆中进攻。同时，方面军的第二梯队红四军也从苍溪迅速渡过了嘉陵江。
全部渡过嘉陵江的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对敌人的追歼。
韩东山的二十五师在第四军一部的配合下，经阆中地区南下，按照原定作战部署对南部发动了攻击。南部是四川盆地东北边缘的一个县城，位于嘉陵江的西岸。在南部县周围有川军的七个团，其中一个团驻扎在县城里。二十五师以七十五团为前锋向南部的南面穿插，以断川军退路并阻击增援；以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急促向县城推进。三十日晚七时，扫清南部县城外围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五师占领了大部分的制高点，但在攻打最后一个小山头时，遇到了川军一个加强连的顽强抵抗。七十五团二营多次组织进攻都未能突破，营长和副营长在进攻中先后阵亡。韩东山命令二营六连连长万德坤再次组织强攻。万德坤年仅十九岁，是方面军中有名的“夜老虎”，正是因为他善于组织夜战，第九军才把他从李先念的第三十军要了来。年轻的红军连长果然出手不凡，在他的指挥下，数路小股红军从不同的方向摸了上去，在漆黑的夜色中全歼了川军的加强连。
南部县城的城墙高两丈。四月一日晚，红四方面军进攻南部县城的战斗正式打响。川军利用城墙居高临下拼死阻击，红军发动了数次进攻都没能成功。七十三团团长田文龙仔细研究了川军的防守情况，决定组织敢死队从靠江边一侧城墙的一个薄弱部位突进去。七十三团副团长手提大刀对韩东山说：“敢死队组织好了，这次再拿不下来，师长你把我当尿泡踩！”多年后，韩东山已经无法回忆出这位副团长的名字，只记得大家都叫他“余娃子”。敢死队每人持大刀一柄列队完毕，余娃子作了战斗动员：“咱七十三团没有孬种，拿过方面军‘攻如猛虎’的大旗，好名头别让咱砸了！”话音一落，带着敢死队冲了上去。没过多久，敢死队终于攀上了城墙，在川军的城防上撕开了一个缺口。随着敢死队队员的奋力拼杀，越来越多的红军拥入了县城。当天边露出了第一缕晨光的时候，南部县城里的川军已被全部歼灭。韩东山在进城的那一刻听到了余娃子在拼杀中牺牲的消息。他快步登上高高的南部城墙，在那个被红军用生命撕开的城防缺口处，看见余娃子的遗体已经血肉模糊，一柄大刀依旧紧攥手中，刀刃已经卷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余元。河南罗山人。一九一四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副团长。一九三五年，于四川作战中牺牲。”
第三十军渡过嘉陵江后一直追击着溃逃的川军。在追出了大约四十公里的时候，军长程世才跟随二六八团到达了一个小村庄，红军官兵发现村头的一个院子周围布满了电话线，于是立刻包围了这里。程世才进了院子，看见里面有个白白胖胖的川军中校，程世才问：“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中校回答说：“我是刚从庐山军官学校毕业的团长，负责阆中、苍溪、剑阁及其周边部队的联络。你们是哪部分的？”程世才说：“我们是中央军的。你介绍一下情况。”中校说：“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红军渡江之后我军的一个旅正向剑阁增援。西北方向五公里处的野战医院由一个连负责警卫。”程世才等中校说完了，让身后的战士缴了他的枪。程世才军长说：“我们就是红军！”白白胖胖的中校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中央军不能这样对待川军！”
迅速解决了川军中校所说的那个野战医院后，四月二日拂晓，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抵达剑阁。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于这一天中午时分到达了剑阁城。部队推进速度很快，渡过嘉陵江后的急促行军使徐向前和他的战马都已大汗淋漓，一路上到处可见逃难的百姓和被战火摧毁的村庄，这让徐向前的心情很沉重。这个时候，徐向前还不知道，此次渡过嘉陵江，红四方面军将永远地离开川陕根据地。他放眼望去，剑阁城里大火升腾，撤退的川军把县城里的粮仓点燃了。徐向前立即命令红军官兵连同川军俘虏一起先去抢救粮食。然后，徐向前来到了川军旅长覃世科的指挥部，里面的电话还能用，一个红军战士正抱着电话筒与川军对骂。徐向前拿过电话，听见里面有人叫喊着需要增援，叫喊的是防守剑门关的川军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
剑门关是横跨剑阁与昭化之间的著名隘口，两旁峭壁耸立，关口仅一狭窄古道。这个由川入陕、由陕进川的交通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一关失，半川没”之说足以显现其战略价值。在四川军阀的长期经营下，剑门关关口碉堡林立，堑壕交错。眼下，川军邓锡侯部宪兵司令刁文俊指挥的三个团在此据守，其中一个团据守关东，一个团据守关南，而在关口主峰上防御的是杨倬云团。为了确保不失剑门关，刁文俊专门用十几匹骡子驮来了四万块银元囤积在关口阻击阵地上，制定了“勇者赏退者杀”的奖惩规定。
四月二日拂晓，第三十一军的四个团和第三十军的八十八师从三个方向朝关口守敌包抄而来。上午十一时，红军攻打剑门关的战斗开始了。
蒙蒙细雨中，红军向剑门关主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川军凭借险峻的地势居高临下地阻击，火力异常猛烈，担任前锋的二七四团伤亡不断增加，战斗却没有进展，这使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十分焦急。这个威震川北的著名红军将领这一年年仅三十岁，他参加革命前是一个小学校长，十九岁时已成为湖北麻城农民协会组织部部长，曾率领上万农民自卫军抗击过地主武装的进攻。他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第三十一军是他亲手带出来的老部队，他和官兵彼此拥有的信任使这支部队经受了无数战斗的考验。
红军的攻击部队又一次退了下来。二七四团二营营长陈康来到了王树声面前，年轻的营长只有一句话：“该我们上去了。”
二营是王树声从几十人的游击队带出来的部队。自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战役开始以后，他们作为军预备队一直跟随在王树声的身后，他们知道关键的时刻副总指挥会用得上他们。
王树声举起望远镜看了看，然后对陈康说：“去准备吧。”
在炮火的掩护下，二营的攻击开始了。四连因为在渡江时损失大而被当做了营预备队，陈康拔出手枪对五连和六连的官兵说：“跟我上！”
在险峻的剑门关主峰上，川军的火力十分凶猛，二营刚一开始攻击，陈康的左臂就中弹了。卫生员给他包扎的时候，他看见冲在前面的几个战士相继倒下。
王树声急了，跑到炮兵阵地上把炮连连长大骂了一顿。王树声命令他把炮打得准一点，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炮连的炮声再次响起来，炮弹准确地落在川军的射击阵地上。王树声大叫：“好！好！给我接着打！”
陈康一挥手，二营各连的军号依次吹响，红军官兵从土坎后面犹如掀起的巨浪一般猛然站立起来，杀声随即响彻了剑门关山谷。
在王树声的命令下，二七四团所有的火力都射向了二营冲击的方向，川军盘踞的主峰上顿时硝烟漫天。这一刻，大雨突降，雨柱在万仞插天的群峰之间形成一团团雨雾，血腥的战场上一片迷蒙。
二营教导员刚从土坎上跃起便倒下了，栽倒的那一刻手中的手榴弹朝前扔了出去。这个年仅十七岁的红军指挥员个子不高，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打仗的时候永远冲在最前面。他姓鲍，红军战士们都亲热地叫他“包谷米”。攻击前战斗动员的时候他说：“在二营面前，没有什么关不关的，跟我冲上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