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陕南与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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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凌晨，在陕西南部户县一个叫南乡的村庄里，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正在一盏油灯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
油灯火苗跳跃，吴焕先心情激动。报告详尽汇报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年来的政治与军事行动，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西进陕南作出了解释。在这份名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最后，吴焕先写道：“自离开老苏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而目前“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的薄弱”，红军的力量也没能扩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地消灭整批敌人”。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中央给予指示。同时，鉴于红二十五军“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希望中央派来得力的“团长、师长、参谋长、政委”，派来得力的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无线电电报员——“我们现监用一个所俘的电生［监视用一个俘虏的电报员］，只用呼叫中央台名两次，未见回答，未能发报，不知为何。请确定以后永久保持来往方法。”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一九三五年，陕西长安县一带开始流传这样一句民谣。
民谣指的是红二十五军于七月中旬西出秦岭逼近了陕西省府西安。
在终南山外一个叫引驾回的地方，红军官兵捉住了当地的一个国民党区长。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都觉得在军事上有文章可做，就让这个区长给西安打电话，想把敌人调出来一股，然后打个伏击战。吴焕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让那个区长照着在电话里说一遍，大致的意思是：共匪有出山的模样，请赶快派兵来增援。电话的那一头说：“毛炳文军长已经顺着西兰公路往西去了，于学忠的部队也从凤翔往西调呢。现在无兵可派。”徐海东在这个区长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随手拿起来一看，映入眼帘的一条消息令他十分兴奋。消息说，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其前锋正在通过松潘。
吴焕先和徐海东拿着报纸跑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军长程子华那里，程子华看完报纸后想了想说：“很有可能。”
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三十公里才停下来，停下来的地方叫沣峪口。这时，原中共鄂豫皖省委秘密交通员石建民从上海经过西安回到了军部，他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并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向北行动的消息。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会议。会议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红二十五军西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同时一路争取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向全体红军官兵提出了“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的口号。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是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战略性决策。这一决定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从绝境中脱险的中央红军的开路前锋，并为中国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在陕北立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沣峪口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上路了。
他们本来设想不再进入深山，而是笔直地向西走，直接进入陕南。但是，杨虎城的一支骑兵一直尾随着他们，而且距离始终仅在十公里之内，这迫使红二十五军不断地回头与这股骑兵作战。在与这股骑兵打了几仗之后，红二十五军突然发现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的一个师也追了上来，其先头部队距离红二十五军仅有十五公里。为了彻底摆脱敌人的追击，红二十五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掉头往南进入了秦岭山脉，经青岗树、宽台子、厚珍子、二郎坝等地，一路佯装要去攻打汉中，试图把敌人的注意力往南调动。
七月二十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秦岭腹地留坝县的江口镇。在击溃了镇子里的民团武装后，决定在这里休整两天，并进行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
红二十五军的突然西进，引起了在成都的蒋介石的关注。他不可避免地把红二十五军向西靠拢的行动与朱、毛红军的未来走向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他向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发出了电报：
区区之匪，至今尚不能歼灭，可知进剿不力，奉命不诚。兹再限期八月十五日以前肃清，如再不能遵令肃清，则唯该主管长官纵匪论罪。
红二十五军在江口镇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跟随主力部队行动的第四路游击师二百八十余人分别编入了各团；原来在华阳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游击队仅剩的二十多人此时也追上了部队，连同他们沿途收容的伤病员一起，都补充进了连队。整编后，红二十五军下辖二二三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加上军机关和直属分队，全军共四千余人。
七月三十日，红二十五军从江口镇出发了。
红军官兵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因为他们又弄到一份七月十六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对于一路转战历尽艰辛的红二十五军官兵来说，前进的目标令人鼓舞：向西，向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靠拢！
红二十五军重新出发的第三天，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给所属陕军各部队发出了一封密电，密电对红二十五军向西北方向开进的目的作出了准确判断：
综合最近情报，徐海东股匪主力已窜至留坝、佛坪间之江口镇、黄柏楼、二郎坝附近，有进犯汉中附近或向凤县、天水一带窜扰，以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势。
对此，杨虎城制定的战略是：
本部为预防朱、毛、徐等股侵入陇南或汉中方面时，得以全力迎击起见，决于朱、毛、徐股匪未侵入陕、甘地境之前，以最大努力与最短时间，先将徐海东股粉碎而歼灭之，以除后患。倘匪万一向东回窜或北窜时，则派队穷追，不灭不止。并派有力部队于陕、甘边境及汉水流域各地严防固守。对于商、雒一带，则划区搜剿，以清散匪。
密电刚刚发出不久，杨虎城就接到了前线的战报：在川陕公路上，胡宗南的一支别动队突然遭到徐海东部的袭击，四个连全部被消灭，一个兵也没能跑出来。更严重的是，一名姓何的少将参议落在了红军手里。
袭击胡宗南的别动队的是二二三团的一营，袭击地点在陕甘交界处的双石铺。双石铺，今天的凤县，位于川陕公路重要交通要道上。红军发起袭击的时候，四个连的国民党兵正押着大批民夫抢修西安至汉中的公路。他们根本没有应战准备，除了被打死的之外全部被俘。红军发现这四个连的国民党军军衔都高一级，士兵是中士，排长是上尉，连长是少校，营长居然是个中校，而且大部分官兵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红军发起袭击之前，一营三连奉命向双石铺东北三公里处派出一个排的警戒哨，警戒哨刚布置完毕，红军官兵就看见从凤县县城方向过来了一副滑竿，滑竿上坐着一位国民党大官，红军官兵立即扑了上去。
吴焕先对这个少将参议进行了审问。审问的问题单刀直入：红一、红四方面军现在在哪里？少将参议回答说：“贵军两部在懋功附近会合，现在毛儿盖一带休整，有北进的企图。”
再问的问题依然单刀直入：国民党军在这一带是怎么部署的？少将参议回答说：胡宗南的第一师、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王钧的第三军、邓宝珊的新编第一军以及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分别部署在川西北、甘南一线，渭河沿线和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一线。
红军在滑竿上又发现了一张七月二十二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红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进……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迹象。”
红二十五军领导拿着那张报纸立即开会，会议决定：部队进入甘肃南部，威胁天水等城市，在敌人防线的后方大造声势，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把陕甘的国民党军队拖住，以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不惜一切配合主力红军北进。
八月三日，红二十五军自陕西凤县越过省界，手枪团和军部交通队一部化装潜入了甘肃两当县，策应随后开来的先头部队迅速攻占了县城。两当县县长朱志和声称自己率县保安队“奋勇抵御七小时之久”，而实际上红军杀声一起，他已逃出县城十里远了。红军俘虏了县城保安队数十人，处决了保安队副队长乔玉亮和第三分队队长朱玉川，把县政府里的文件档案搜集了之后，迅速穿城而过。红军的队伍出县城北门径直向北，翻越了麦积山，直逼天水城下。
攻击天水的行动是佯动。这座县城一共有五座城门，要打下来并不容易，红军攻击的目的是要把西面的敌人调回来，然后乘虚西进。九日晚，红军主力沿着天水城南边的一条小河悄然向西，而副军长徐海东亲自率领二二三团二营猛攻天水城的北关，在占领了北关之后，他们放火点燃了一座造币厂，大火熊熊燃烧之后，二营的红军官兵迅速撤离。天亮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的地方吃早饭了。红军攻击天水的行动令国民党军大为吃惊，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的一个旅奉命紧急回援，结果被红军袭击了后卫部队。
绕过天水向北，就是那条横贯陕甘的渭河了。此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滞留在天水东北面的清水县附近，始终踌躇不前，与红二十五军隔河对峙。红二十五军遂决定从天水西面的新阳镇附近渡过渭河，以避免与牟中珩的第一一四师交火，同时还可以把身后追击的敌人甩开。
在渭河边，军部一面派人去筹集粮食，一面向当地百姓打听过河的事。当地的一位老人告诉徐海东，这里就是当年诸葛亮收姜维的天水关。徐海东看了地形后，决定先派一个连渡河，占领对岸的一座小庙，以掩护主力的渡河行动。由于只找到了一条小船，红军官兵们就弄来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绳子，待小船到达河对岸后，再利用河两岸的大树把绳子固定好，然后官兵们头顶着枪支弹药沿着绳子溜过去。但筹集粮食的工作却没这么顺利。河边的镇子四周都有围寨，镇子里的地主武装不敢出击，但是民团也不让红军进去，筹粮干部无论怎么做工作，寨门就是不开。红军官兵想出个办法，他们把连队的水压机枪弄来了，用布包上，伪装成一门大炮，声言如果再不开寨门就用炮轰。结果，镇子里的地主武装吓坏了，乖乖地把寨门打开。等筹粮的红军背着粮食返回渡口时，大部分官兵已经渡过河了，他们看见那条唯一的小船上坐着红二十五军的七名女红军和几名重伤员，船上的女红军们直朝他们喊：“你们也上来吧！”
红二十五军“七仙女”渡过渭河时的情形，恰巧被两当县城里的一位照相师傅拍了下来，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红军渡过了渭河，蒋介石焦急万分，他不断地发出电报，命河南、河北等地的国民党军向天水方向增援。八月十日，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匪。”蒋介石的这番话，足以证明红二十五军牵制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主力红军军事压力的意图已经初显成效。
渡过了渭河的徐海东心里有点不踏实。
应该说，部队没有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顺利地渡过了渭河，这是有很大侥幸成分的。可是，一旦过了河发展不顺，想走回头路，在军事上就十分危险了。吃了晚饭，徐海东找到吴焕先说：“我们能接到中央更好，接不到，这条水是个大害。往回走准带尾巴，就是背水作战，搞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吴焕先说：“我对渭水也有考虑。假如遇到敌人，怎么过好？不打死些，也要淹死些。”
渡过渭河之后的行动让吴焕先和徐海东思量了一夜。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攻击并占领了秦安县城。
得知红军攻击两当县城后一路西进，接着又渡过了渭河开始北上，秦安县县长杨天柱已经有好几天寝食不宁了。他向上级请求派部队前来守城，但是请求没有任何回音。他知道红军一旦攻城定会凶多吉少，于是命令全城三千多家商户百姓将财物粮食设法藏匿，男女老幼一律出城躲避。藏匿财物和争相出城的举动持续了好几天，秦安县城终于成了一座空城。上午十点，红军到了，攻击县城的第一枪跟着就打响了。此刻，防守秦安县城的只有县保安队，一共五十四个保安员，除了放哨和担任其他任务的之外，实际守城的只有三十一人。秦安是一个大县城，由一座老城和三座边城组成，仅城门就有十二座。每座城门的防守兵力还不足三人。红军的枪声一响，保安队队员立即跑了。红军分三路攀城而上，打死了几个保安队队员后，秦安县城落在了红军手中。杨天柱看见红军来了才跑的，由于过度惊恐，他在事后写给“上级”的报告中居然说他看见红军官兵“额前系以红花”：
先至城下者，约八九百人，均持短枪，并有少数自动步枪、手提机关枪，马数十匹，行动敏捷，剽悍无比，身着蓝衣，两袖围以约五分宽之红布，头戴八角帽，额前系以红花，口音混杂，各省人均有，似南方人最多。陆续至者，有两千人，枪支不全，服装褴褛。
秦安县县长也许此前从没见过红军，他虽不敢与红军作战，却将红军个个看得十分仔细，只是将红军八角帽上的红星看走了眼。至于县城的丢失，他是这样向“上级”报告的：“职本与城共存亡之决心，引枪自殉，奈被左右拦阻，不得已率队分头冲出。”
红军进入了秦安县城，县政府确实转移了物资，整个金库里只剩了零钱，红军数了数一共八百三十五元。
红二十五军穿过秦安县城继续向北。一支不知番号的国民党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徐海东被吴焕先叫了去，吴焕先说：“还不作出决定的话，我又得一夜不睡。现在不需要省委开会，咱们两个下决心就行。眼前的问题是，如果接不到中央怎么办？”徐海东说：“能接到最好。接不到咱们就进陕北，去找刘志丹。我们不是不要陕南了，是敌人的封锁和渭河让我们回不去了，天上的牛郎织女也不愿意隔开嘛，咱们在哪里都是革命。”吴焕先说：“这个渭水很讨厌，越往下游水越大，根本不能徒涉。我同意你的意见，继续向北，接到中央更好；万一接不到，咱们就朝着陕北走！”
八月十四日，红二十五军逼近了秦安以北七十公里处的静宁县城。部队从县城的西面穿过了西兰公路，很快就越过甘肃省界进入宁夏，到达了一个叫兴隆的小镇。
这里是回民区。许多红军都听说过回民的强悍，历史上远到左宗棠近到冯玉祥都曾兵败于回民。红二十五军领导一致认为，绝不能与回民发生任何冲突。吴焕先集合部队讲了话，要求全体官兵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红二十五军为此作出了很多规定：绝对不准食用猪油，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民的经典，回避回族妇女，买卖要公平，甚至还规定即使从井里打水也不准使用自己的水桶。部队在进入回民区之前，以手枪团为先导，先把红军的民族政策向回民解释清楚，再把标语和口号张贴起来。
这是一个仅有数百户人家的小镇，小镇里有一条小街，街南有一座很大的清真寺。
部队开进的时候，镇子里的回民百姓都躲在屋子里，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红军。
红二十五军在这里休整了三天，由于和回民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官兵们不但没有受到排斥，反而受到了优厚的款待。吴焕先亲自召集当地的知名人士座谈，讲明红军是北上抗日去，不对回民群众征集粮款，也不拉夫派夫。军领导还吹打着洋鼓洋号去清真寺拜访了当地的阿訇，十二张桌子抬着四块银子、六只肥羊和一块写有“德高望重”的额匾。清真寺的阿訇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军领导，还赶着一群染成红色的羊送到军部作为回拜。他们也给红军送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劳苦功高”。红军官兵把镇子里的那条小街打扫得干干净净。
红二十五军离开的时候，镇子里的百姓都出来欢送红军，小街的两边摆满了香案和点心，并有向导在红军队伍的前边带路。这些向导都是回民自己安排的，而且一站接一站地传递，红军的队伍每走出数十里，前边的向导一声呼哨，立即就出现了新的向导接着给红军带路。
在兴隆镇，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召开会议。与会者综合了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和消息，认真分析了主力红军可能的走向，最后一致认为：主力红军如果北进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而且必然要跨越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于是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在西兰公路附近牵制敌人，并尽一切可能控制公路，等待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
红二十五军的官兵认为，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他们预期的等待时间是半个月。
八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从兴隆镇向东，沿着西兰公路，向卡在公路上的隆德县城扑了过去。
隆德县城不但有县保安队防守，而且还驻扎着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二团一营。红军发起的进攻十分猛烈。红军从北面攻城，县城里的土豪们从南城墙上往外爬，县长林培霖和公安局局长温葆鑫混杂其间。林培霖事后对他此番举动的解释是：民众的“扶掖推挽”——“约下午二钟，匪共已用迫炮机枪攻至北山。北山碉楼驻军稍抗即退。山上弹如雨落，旋由北山一带包围而下，势甚猛烈。驻军、团队复稍抵抗，攻愈急。驻军慌乱退却。时已到下午三钟，民众因手无利器，亦各纷纷爬城而下。职与公安局长温葆鑫极力约束无效，只拼一命，与城俱尽，以尽守土之责。经左右民众扶掖推挽，缒下南城，藏身山谷禾苗深处得以脱。城遂陷。”占领了隆德县城的红军照例搜缴了县政府的文件，处决了几个被抓获的民团、甲长，张贴了宣传标语和布告，然后迅速撤离了县城。这时，沿着西兰公路，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的七十多辆汽车正从兰州方向增援而来，车上的国民党兵胡乱向天上发射信号弹用以壮胆。红军官兵中不少人第一次见到信号弹，都很惊奇地朝天上看着。
第二天，丢失了隆德县城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给军长邓宝珊写了战斗报告：
一、于八月十七日，有前窜踞静宁县属单家集徐海东股匪三千余人，由该集向东窜，于下午二时窜至隆德县南、北两山，以高临下，用机枪猛射扑城。我南、北两山守御部队，以寡众悬殊，故被击溃，伤亡极重。
二、查隆德城墙经久未修，墙垣倾颓，几如平地，不能掩蔽，且居民稀少，县城面积甚大，仅驻职旅一营，兵力薄弱，布防为艰。
三、职遵照前令，依着依险固守待援。
四、第六师丁［丁友松］旅奉令乘汽车七十余辆驰援，中途被匪所阻，迨至下午五时未至。该营与匪激战四小时，每兵所带子弹不过十粒，且该匪攻击甚烈，城墙高不过三尺，行不并肩，无险可守。我兵子弹已尽，匪蜂拥而至。于下午五时三十分，我官兵奋勇白刃肉搏，终以寡众悬殊，援兵绝望，向庄浪县方向撤退。
五、此役我消耗七九步弹四千余粒，自来得［驳壳枪］弹一千二百余粒、手掷弹五百余颗，辎重、被服均被匪分给贫民，公文均被焚烧无遗。
六、此役职旅第二团第一营官兵重伤二十二名，阵亡二十五名，被俘二十一名，损失七九步枪四十五支。
七、据探报，第六师丁旅于下午九时克复隆德，匪向东窜。职饬第二团第一营仍回隆德原防整理，听候丁旅长指挥，待令追剿。
从隆德县城撤离的红二十五军，连夜翻越六盘山，接近了平凉县城。
红二十五军始终沿着西兰公路不断袭击县城的行动是危险的。
他们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和实力，每到一处便大量地张贴标语和布告，几乎是在故意告诉敌人他们在哪里和将要干什么。红二十五军希望向他们围过来的敌人越多越好，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牵制敌人。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种一反常规的举动是危险的，特别是他们的兵力和火力十分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危险的因素在逐渐积累，如果他们还不迅速离开西兰公路，待敌人大批增援部队一旦到位，残酷的战斗就会来临。
接近平凉的红二十五军进入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防区。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这支部队是以凶悍著称的“马家军”中的一支。
两年前，红二十五军与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交过手，但是当时的第三十五师并不是现在的这支部队。第三十五师原隶属于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一九三二年六月奉蒋介石之命进入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当时的师长是马腾蛟。一九三三年三月，这个师乘火车被调往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寻找刚刚组建的红二十五军作战。三月六日拂晓，在一个叫郭家集的地方，第三十五师遭到了红二十五军的突然袭击。当时郭家集四周的山顶上，游击队和民众摇旗呐喊，战场气氛令该师官兵胆战心惊。最终，该师的两个团被红军压缩在一片狭窄的洼地里，一百多名官兵被打死，两千多名官兵被俘，逃亡的官兵大部分被游击队和手持镰刀扁担的群众打死或俘获。遭遇重创的第三十五师残余人马撤到了河南开封，随即被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吞并。第三十五师名存实亡。后来，蒋介石为了拉拢回民将领马鸿宾，把这个师的番号送给了他，马鸿宾把自己的暂编第七师改成了第三十五师，下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师部直属炮兵、工兵、辎重和特务各一个营，全师共有官兵近九千人。
一九三四年冬，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奉命从甘肃移防陇东。
八月十八日，马鸿宾在他设在平凉城内的师指挥部，得知了红二十五军已经接近的消息，当时平凉城里的守军仅仅有第一〇四旅二〇八团的一个营。为了平凉的安全，他立即命令驻扎在平凉以北固原的第一〇五旅副旅长马应图率该旅的两个步兵营和两个迫击炮连增援，同时抽调二〇五团的一个营也归马应图指挥。之后，马鸿宾又命令驻扎在西峰镇的骑兵团一营副营长卡得云率部向平凉靠近。
马应图率领三个步兵营到达瓦亭的时候，与红二十五军遭遇。红军迅速占领了几个山头，马应图部逐渐处于不利地位。这时，卡得云的骑兵营赶到了，战斗骤然激烈起来。红军官兵顽强防守着几个重要的高地，战斗虽然短暂，但是双方损失都很大，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团长阵亡，而马应图部也伤亡十余人，卡得云的骑兵营两人负伤、五人被俘。被俘的五名士兵很快就被红军释放了，释放回来的士兵都说红军好，因为红军说话和气，还给他们鸡肉吃。
红二十五军继续向平凉逼近。在占领了西兰公路上一个叫三关口的要点后，红军切断了公路，使平凉城的对外联络中断。
为了打通去平凉的通道，马应图决定强行闯过三关口，当两个步兵营营长王凤云和白效禹显出惧怕情绪的时候，骑兵一营副营长卡得云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险闯关。凌晨，在步兵的掩护下，卡得云率领骑兵一营向红二十五军防守的三关口猛烈冲击，已经决定放弃威胁平凉的红军仅仅留下了一个排边阻击边撤退，因此卡得云的骑兵营得以顺利地冲过了三关口。
平凉城里的马鸿宾一见卡得云，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向卡得云询问红军的情况。卡得云说，红军身体都很瘦小，而且很多是小孩子，并不可怕。卡得云的描述加上他顺利闯关的事实，使马鸿宾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他认为瓦亭遭遇战的损失完全是马应图怯战的缘故，第三十五师只要主动扑上去就能把红军吃掉。马鸿宾当即命令骑兵团和第一〇四旅的二〇八团迅速向泾川县城集中，准备竭尽全力把红二十五军逐出他的陇东防区。同时，根据红二十五军绕过平凉东去白水镇的动向，马鸿宾命令马应图率领三个步兵营迅速追击，命令炮兵集中火力向移动中的红军轰击。
八月二十日，红二十五军到达了白水镇附近。马鸿宾得知消息后，命令卡得云率领骑兵一营、马钟选率领辎重营东出平凉城追击。部队出发后，决心彻底消灭红二十五军的马鸿宾在第一〇四旅旅长马献文的陪同下，带领二十多名警卫员和传令兵也跟随出击到达了四十里铺。在这里，马鸿宾见到了马应图，他立即拉下脸来质问他在瓦亭为什么怯战，马鸿宾身后的马献文也帮腔说怎么连娃娃兵都不敢打。马应图回敬马献文道：“你站在后头好说话。你们敢打你就上去吧！”说完掉头走了。
这时，乘坐卡车前进的辎重营到了，车上坐着该营的一百多名枪手。马鸿宾让枪手们下来步行，然后自己和马献文、警卫员、传令兵一起爬上了汽车。马鸿宾命令汽车往东追击。马献文提醒马鸿宾，卡得云的骑兵营还在后面，是不是再等一等。胆子大了的马鸿宾没有搭理马献文，一个劲儿地催促汽车快开。
下大雨了。
陇东地区很少下雨，即使下雨也没大雨，而这天下的却是罕见的暴雨，这场暴雨竟然持续了两天。
红二十五军即将遭遇的巨大创伤与这场罕见的暴雨密切相关。
下午六时，马鸿宾乘坐的汽车顺着西兰公路到达了马莲铺，汽车在村西口停了下来。
山野在大雨中一片迷蒙。
突然，前方传来了剧烈的枪声。
马应图一听就知道这是红军的枪声。他再不能在马鸿宾面前怯战了，于是打马向前奔去。
在马莲铺东面的打虎沟，红二十五军占领了公路两侧的有利位置，机枪阵地设在山顶上的一座小庙里。急需洗刷怯战罪名的马应图严令他的三个步兵营立即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猛攻。在正面反复攻击始终没有得手后，他又派出两个连迂回到打虎沟的西面往山上爬。国民党兵快要爬到山顶小庙时，红军的机枪子弹穿过雨雾射来，马应图的两个连即刻伤亡惨重。瓢泼大雨中，红军官兵趁势冲出了阻击阵地。军号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与大雨倾泻的声音混杂在一起，马应图的三个步兵营顿时陷入了混乱，官兵们开始疯狂溃逃。红军很快冲上了公路，马应图身边的卫队瞬间跑了个精光。马应图不敢骑马，跌跌撞撞地在泥水中跑进了公路边的一间民居藏了起来。
在马莲铺村西口的马鸿宾不知道前面的战斗进行得如何，只听见枪声越来越激烈。已经认定红军是群娃娃的马鸿宾让马献文留在原地，自己则带着他的六儿子马定国和几个警卫员拍马向战场方向冲了过去。刚冲到村东口，迎面就遭到了手榴弹的袭击，马鸿宾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发生了误会，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冲过来的是红军。马鸿宾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命令身边的卫兵抵抗。在警卫人员抵抗的时候，他带着儿子跳下马，爬进了公路边的一个院子。红军隔着院墙往里面扔手榴弹，并且把院子团团围住了。
就在这时，卡得云的骑兵一营和辎重营的一百多枪手赶到了战场。卡得云率领骑兵拼死向包围院子的红军冲击，同时命令士兵用刺刀在院墙上挖洞。经过反复的冲杀，红军撤退了。险些成了俘虏的马鸿宾被卡得云的骑兵连拖带拉才逃出了那座破败的院子。
接近午夜的时候，第三十五师的炮兵营赶到了战场。
红二十五军的攻击停止了。
大雨依旧在下。
受到惊吓的马鸿宾甚至都不敢回马莲铺了，师部就在村外一片黑乎乎的树林里休息。大雨把所有人的衣服全浇透了，马鸿宾浑身发抖，一个劲儿地说：“太厉害！太厉害！”
平静之后，马鸿宾首先想起来的是：在战场上怎么还是没见着那个该死的马应图？于是命令去找马应图。卡得云在黑暗的大雨中四处叫喊，就是没有人答应。其实马应图听见了，但是他怕卡得云被红军捉住，喊话引诱他出来，所以一直不敢应声。卡得云喊了很久，马应图才从他躲藏的那间民房悄悄爬出来。大雨倾盆，他竟然不知道红军已经撤了。见到马鸿宾，马应图连哭带闹地说：“我当团长当得好好的，让我当副旅长，什么副旅长，只有三个营，还指挥不动，身边连个护身的卫兵连都没有！你说红军尽是些娃娃，还让我活捉他们，你现在干脆杀了我吧！”
马鸿宾说：“你把三个营都丢了，我不问你罪，你倒倒打一耙！”
第二天，马鸿宾回到平凉城里，立即给马应图记了一大过。
经历了激烈战斗的红二十五军决定继续沿着西兰公路向东。
连日的暴雨使公路北侧的泾河河水猛涨，部队要渡过泾河几乎是不可能了；而公路的南面是一道数十里宽的高塬台地，回旋的余地很小。于是，红二十五军决定暂时离开公路，南渡泾河的支流汭河，佯攻灵台县城，摆出进入陕西的态势，而实际部队回击崇信县城，坚持切断西兰公路，顺着公路再往回走，继续探听主力红军的消息。
大雨仍未停止。
红二十五军离开白水镇向东，在王村附近翻越王母宫塬，然后徒涉汭河。
部队渡到一半的时候，这条平时并不湍急的河流河水迅速上涨。
山洪暴发了！
正在渡河的红军官兵立即被突然而至的洪水卷走。
先头部队二二五团基本渡河完毕。一营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已经在汭河南岸了，他们在大雨中开辟了阵地，准备掩护二二三团、军部机关和军直属队渡河。
突然暴涨的洪水令两岸的红军顿时焦急起来。
韩先楚和刘震，这对红二十五军营级军政搭档，作为红军中的中层指挥员，他们能够活下来看到革命胜利无疑是一个奇迹，因为绝大多数红军中层指挥员都在残酷的转战中牺牲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在陇东罕见的大雨中，浑身湿透的韩先楚和刘震非常紧张。军事常识是，一支部队在渡江河时，被天然的河流截成两半，这正是这支部队最脆弱和最危险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遭遇敌人袭击，就是中国兵法上所说的“半渡而击”了——半渡而击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跟随先头部队渡过了汭河的吴焕先已经强烈地意识到部队处在危险中了。
而被隔在汭河北岸的徐海东在大雨中来回走着，他始终没有离开河边，希望看见疯狂上涨的河水在某个时刻会突然平静下来。
没能过河的二二三团在塬上展开了警戒，军部机关、大量驮着物资的骡马、行李担子、医疗药品、军械修理器材以及跟随医院行军的伤病员，此刻都混乱地拥挤在大雨中的北岸。
军衣湿淋淋地裹在吴焕先细瘦的身体上。
二二三团必须赶快渡河！尽管事先得到的情报是泾河一带无大敌，但是，万一呢……
下午，枪声响了。
枪声是从徐海东身后的雨雾中传出来的。
在大雨中向红二十五军冲来的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四旅。
先头部队是骑兵，后面紧跟着步兵。
对于红二十五军来讲，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奉命到达了泾川县城。骑兵团团长马培清不愿意继续追击了，因为一方面骑兵团在大雨中行军十分辛苦，另一方面他已经得知了在马莲铺战斗中马应图旅的不幸遭遇。但是，师长马鸿宾的命令到了，命令他立即出发追击红军，并说红军都是些娃娃和女兵，如果让红军跑了唯骑兵团是问。同时，调步兵二〇八团和二一〇团三营归骑兵团指挥。下午，马培清把二〇八团团长马开基请来商量，开口就说红军不是那么好打的，这次一定要稳扎稳打，不可轻易出击。谁知，马开基团长当场就顶了马培清一句：“怕死别打仗！”原来，泾川是马开基的防区，马培清的骑兵团是奉命到他的防区来增援的，理应接受他的指挥，可是马鸿宾师长竟然命令他接受骑兵团的指挥，这让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商量没能进行下去，因此也就没有战斗部署。马开基命令他的副团长张海禄留下来坚守泾川县城，自己带着步兵一营、二营各两个连和团直属队，还向马培清要了一个排的骑兵，冒着大雨出发了。马开基出发的时候，根本就没通知奉马鸿宾之命前来参加追击的二一〇团三营。在他出发后，三营营长马维麟自动担负起了县城的防守任务。而马培清不愿意跟着马开基走，又不能不出击，于是率领着他的骑兵团向南出发了，说是去迂回红军的侧翼。
二十一日下午六时，马开基的部队到达王母宫塬，发现塬上已经被红军占领，但是汭河边正聚集着大量的红军。马开基意识到这是突然出击的大好时机。身边的军官说，红军人多，也没有攻击咱们的意思，天色已晚，又下着大雨，不利于战斗，不如先建立阵地再说。马开基还是那句话：“怕死别打仗！”然后命令部队立即向汭河北岸的红军发动攻击。
红二十五军自从在报纸上获得了主力红军的消息，就以正常的行军速度计算着主力红军的行进路程。按照他们的预想，主力红军应该能够进入陇东地区了，所以他们一直冒险徘徊在西兰公路的两侧，以期迎接主力红军。但是，他们不知道主力红军在北进的路途中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停留，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解决尖锐对立的政治与军事问题。此时此刻，张国焘率领的左路红军仍滞留在川北马尔康附近的卓克基，而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右路军刚刚进入松潘大草地。
红二十五军最危险的时刻来临了。
首先接敌的是二二三团三营。三营利用塬上一个小村庄的房屋、土墙和窑洞，与最先冲击来的敌人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敌人分散成班和排，一波接一波地轮流向前顶，那些被红军砍断了腿的战马在大雨中嘶鸣着。二二三团机枪连连长戴德归率领几个战士抬着一挺重机枪上了一孔窑洞的顶部，用猛烈的扫射压住了敌人冲击的势头。这时，渡过河去的二二五团无法回援，战斗力较弱的军机关和后勤人员被迫开始在上涨的河水中拼命渡河，形势危在旦夕……
军政委吴焕先在枪声响起的那个瞬间，纵身扑进了水流湍急的汭河中，奋力往敌人发起冲击的北岸游来。汹涌的河水将他冲出了很远，他上岸后拼命朝渡口的方向猛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把敌人顶住”。徐海东也迎着吴焕先跑去，两人紧急商量了一下，就一起向三营所在的塬上跑，那里现在是整个北岸战斗的最前沿。徐海东的腿受过四次伤，跑起来跟不上吴焕先，吴焕先在剧烈的喘息中回头对徐海东说了句：“来呀，咱俩比赛。”
吴焕先冲到了塬上，立即组织军部交通队和学员连直接插向敌人的侧后。他跑在这支队伍的最前边，边冲边喊：“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要坚决地打！”
二二三团一营、二营冒着横飞的子弹，迅速占领了塬上的制高点，从侧翼向敌人发动了进攻。
敌人的冲击受到两翼的压力，力度和速度缓慢下来。
在双方接触的前沿，仍听得见肉搏战的厮杀声。
大雨如注。
红二十五军绝不能让敌人拖在这里直至消耗殆尽。
吴焕先一声呐喊，红军官兵开始了反击，他们必须把这股敌人打跑。
跟随着吴焕先冲击的交通队的战士看见他们的军政委在大雨中直起了细瘦的身体，回过头来对他们喊了一句“冲啊”，然后就直挺挺地栽倒在大雨中了。
敌人的数粒子弹射中了二十八岁的红军军政委吴焕先的胸口。
战场上突然没有了他那军号般的呐喊声。
吴焕先，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他留下来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组建了红二十五军，先任军长，后任政委。对于红二十五军的官兵来说，无论进行的是多么残酷的战斗，只要吴焕先在前面大刀一挥，他们就会拼死争相跟随。在红二十五军官兵的心中，身先士卒的吴焕先永远是一面大旗，他们在这面大旗上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光荣，什么是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官兵的怒火喷发了。
他们向敌人迎面扑去。
他们愿意跟随他们的军政委去死。
国民党军二〇八团官兵几乎无一漏网全部被红军压在一条烂泥沟里。
这条烂泥沟最终成了国民党军二〇八团的坟墓。
红军官兵往沟里扔手榴弹，开枪射击，最后扑进去，用大刀砍，用拳头打。敌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红军干部在一边喊：红军优待俘虏！把他们押出来！但是，红军官兵仍继续射击、砍杀、撕咬。
二二三团二营通信班班长周世宗看见一个似乎是敌人指挥官的人要骑马逃跑，于是他开枪了。他连续开了四枪，把那个军官的马打伤了。他跑上前去，命令马背上的那个军官下马投降，但那个军官不肯。于是，周世宗朝着他再次连续开枪，直到他重重地跌下马来。
团长张绍东跑过来说：“立功了！奖励大洋三块！”
被红军通信班班长周世宗打死的军官，就是声称“怕死别打仗”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四旅二〇八团团长马开基。
但是，无论消灭了多少敌人，都不能让红二十五军官兵感受到胜利的滋味。
副军长徐海东说：“一定要想办法，给政委买一口好棺材。”
天黑下来的时候，先是大雨停了，接着汭河河水开始回落。
徐海东亲自牵着骡子，把吴焕先的遗体运过汭河。宣传队队员们到处寻找棺材，最后把当地大地主郑庭顺家的一口还没上漆的柏木棺材抬来了。吴焕先穿上了他一直舍不得穿的那件旧呢子大衣，被安葬在汭河北岸宝盒山的山脚下。
第二天，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泾川地区，沿着西兰公路继续向南，逼近了崇信县城。
惨烈的王母宫塬之战使国民党军暂时不敢靠近红二十五军了。为了继续钳制敌人，红二十五军开始在崇信、灵台地域长久地徘徊转战。他们每天都派出大量的侦察员四处打探主力红军的消息，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这时，由兰州方向增援而来的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已经到达泾川县城，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也开始向崇信方向靠近，从陕甘方向调来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也已经向北推进到陇县，而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逼近了距离崇信只有二十多公里的华亭。红二十五军已经处在被四面包围的境地。
连日行军作战，伤员无法安置，官兵极度疲惫，这种没有后方的移动作战，会使部队的战斗力逐渐消耗。
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终于下了决心，不再等待主力红军了，离开西兰公路，直接往北去寻找陕北红军。
从八月十四日到三十一日，红二十五军在西安通往兰州的公路两侧，以接连不断的战斗整整等待了十八天。无论多么艰难，多么危险，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这条他们认为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必定要过的公路。他们希望在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通过这条公路的时候，这一军事要地处在被红二十五军占领的安全状态中。他们奋不顾身的移动与作战，钳制了陕甘境内的国民党军，配合了即将北上的主力红军的行动。现在，即使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还是无法在危机四伏的西兰公路上继续等待下去了。而他们此刻作出的北上决定，事后证明是极其正确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对此评价为：“胸怀全局和远见卓识。”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晚，红二十五军自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离开了西兰公路，向东北方向而去。
红军官兵跨过西兰公路以后，不少人纷纷回头张望了一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此时，毛泽东刚刚到达松潘大草地北沿的班佑，前锋红军正在包座与国民党军血战，试图打开北进陕甘的通道；而张国焘借口嘎曲河水上涨已经不再继续向北前进了。
渡过了泾河，昼夜兼程前进的红二十五军依旧被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追击着。九月三日，红军渡过马莲河到达了合水县的板桥镇。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紧随着红军也到了。为了使部队能够顺利通过，徐海东率二二三团前去包围合水县城，命二二五团为后卫掩护军部机关。二二五团在板桥镇内短暂休息后，凌晨四时部队准备出发。这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骑兵来了，立即与二二五团的后卫部队三营交了火。
二二五团三营的七、八两个连是由游击队改编的，官兵们的战斗经验不多。
突然攻击三营的又是马培清的骑兵团。这个团在王母宫塬战斗后一直尾随着红二十五军。追到泾川与合水之间的西峰镇时，团长马培清接到了师长马鸿宾的电话。马鸿宾在电话里命令骑兵团要与红军“好好打上一仗”，并把二一〇团也调来归马培清指挥了。马培清知道马开基的二〇八团是怎么覆没的，为了避免与红军硬拼，又不承担任何责任，他对马鸿宾说自己一个人怕是指挥不了六个营，要求派第一〇四旅旅长马献文来西峰镇。马鸿宾说：“红军现在很容易捉，你就不要推辞了。”
马培清对骑兵团下达的作战原则是：采取守势，谨慎出击。在西峰镇到合水县的路上，骑兵团两次和红军接触，都采取了这个策略，因此部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马鸿宾的电话又打来了，说他看出来马培清在消极作战，如果贻误大局，军法从事。这一下，过了马莲河后，骑兵团的追击速度加快了。
九月四日凌晨，黎明前天色漆黑，马培清的先头部队一头进入了红二十五军后卫部队的阻击阵地中。
红军二二五团三营和多达六个营的敌人展开了激战。对于红军官兵来讲，马鸿宾的骑兵是很强硬的对手。当这些骑着高头大马的国民党兵呐喊着冲过来的时候，红军的阻击阵地上显出了将要顶不住的迹象。前去包围合水县城的徐海东听见板桥镇方向响起了枪声，立即返回来，发现二二五团参谋长戴季英还在军部机关的队列面前讲话，据说他已经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了。徐海东立即率二二五团二营投入了战斗，以掩护三营突围。但是敌人的兵力过于强大，连同徐海东在内，二二五团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马培清似乎看出了红军阻击阵地的脆弱，他立即命令骑兵团一、三两个营从正面冲击，两个步兵营从右翼包抄，自己则率领一个骑兵营向左翼插了过去。骑兵的冲击给红军的阻击阵地带来很大的混乱。危急时刻，二二五团一营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率领部队迅速占领了左翼的一座山头，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敌人，掩护徐海东率部冲出了重围。
刘震在枪林弹雨中寻找着徐海东。
吴焕先政委刚刚牺牲，红二十五军绝不能再失去徐海东。在望远镜里，刘震发现了徐海东的身影，他骑在一匹白马上，白马正沿着一道土梁奔跑，敌人的骑兵已经距离他只有几十米了。刘震立刻命令所有的机枪向敌人的骑兵扫射。
已经认出白马上的人就是徐海东，骑兵团长马培清顿时兴奋起来，因为蒋委员长悬赏“徐匪”的价格是十万大洋。马培清的副官马长清却极端懊悔，因为徐海东是从他的眼皮底下跑过去的。那一刻，他看见一匹白马跑到了他的跟前，马上的人一身蓝衣没有拿枪，马长清以为是位师爷，慌忙中还敬了个礼。白马跑远的时候，马长清才回过神来，他惊叫了一声，立即命令骑兵去追。跑得最快的两名骑兵追上了在徐海东后面掩护的警卫员，他们把这个小红军拉下了马，接着，两个国民党兵为了谁占有小红军身上的驳壳枪争执起来。徐海东继续纵马飞奔，白马绕过了一片高粱地，等马培清的骑兵追上来时，高粱地里突然飞出了一片密集的子弹。
这是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后移动作战的最后一战。
二二五团刚刚接任团长的方炳仁在突围中阵亡。
红二十五军军医院院长钱信忠突围时还带着十几名伤员。这位十几年后成为新中国卫生部部长的老红军，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在陇东的板桥镇经历了他人生中最危难的时刻。三年前，钱信忠还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军医。一九三二年六月在湖北黄安的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国民党军第十师中了红军的埋伏。当国民党兵开始溃退的时候，他藏在稻田里没有走。看见红军的部队上来了，他从稻田中走了出来。红军战士看见的是一个穿戴整齐的军官：黄斜纹布军衣，皮鞋很亮，全副武装，胖胖的身体，看样子官一定不小。红军战士把他围起来，你一拳他一脚要把他绑起来。钱信忠连忙说：“不要打，也不要捆，我是医官，没有逃跑就是因为想当红军。你们把我送到你们的司令部去吧。”参加了红军之后，红军官兵问他为什么主动过来，他说在上海宝隆医院学习的时候读了几本马列的书。在红军队伍里，钱信忠经受了艰苦生活和残酷战斗的考验，他把他的全部医术都献给了红军，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干部。过去他穿的是皮鞋，参加红军后，官兵们要他穿草鞋，但是他不会打草鞋，他说：“我打赤脚也要革命！”
在板桥镇，当二二五团遭遇突袭的时候，钱信忠首先想到的是救护红军伤员。他跟在徐海东的身后冲上了战斗前沿。部队被敌人的骑兵冲散了，他带领他抢救下来的伤员形成了一个小集体，他说：“现在，我们能否安全归队成了问题。我们要接过牺牲同志的枪，准备打游击，追部队去！”钱信忠带领伤员晚上走路，摸着地上草的倒伏方向来判断部队转移的路线，最终他们真的追上了红二十五军的大部队。那个时刻，红军伤员包括钱信忠都哭了，他们为重新回到生死相依的红军队伍中感到万分庆幸。
板桥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军进入了甘肃与陕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这里人烟稀少，沿途没有可以获得粮食的村落，部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但是他们依然没有间断行军，因为前面就要进入陕甘苏区了。
九月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合水县东北方向的豹子川。在这里部队做了短暂的休整，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由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接替吴焕先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红二十五军终于走出了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山区。在接近洛河的时候，部队遇到了几百头羊迎面而来。饥饿的红军把羊群拦了下来，后面赶羊的人急忙走上前来，拿出了国民党的护照，说他们是做生意的，于是红军官兵说必须要没收这些羊。赶羊的人赶紧问：“你们是红军吧？”当听到确实是红军的部队时，他们又拿出了苏维埃政府的证明，说这些羊都是苏区的，准备赶到白区卖了之后买布。红二十五军的供给干部问这些羊要卖多少钱，赶羊人说最少要四百二十块，供给干部给了他们五百块大洋，赶羊人丢下羊兴高采烈地走了。几百只羊，让红二十五军所有官兵都扎扎实实地吃饱了。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终于到达了他们长征的终点——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合了。
此刻，红二十五军全军人数为三千四百多人。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在永坪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合编成为第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兵力七千余人。红军第十五军团组建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军事基础——《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波四表！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往陕北的途径。”
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之后留下的一支红军武装，几乎与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央红军同时开始了军事转移，经过了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所有红色武装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红二十五军从河南进入湖北，从湖北又入河南，从河南进入陕西，从陕西进入甘肃，从甘肃进入宁夏，从宁夏再入甘肃，从甘肃又入陕西，红军官兵一路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八千人，最少时兵力只有一千多人。然而，这支小小的红军武装最终摆脱了生存危机，寻找到了可以发展壮大的立足点。更为重要的是，红二十五军用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精神，在中国的腹地传播了创建新中国的革命理想。在他们经过的每一座城镇和村庄中，百姓因为他们知道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
那些牺牲在征途上的红二十五军的官兵，他们的鲜血日复一日地润泽着中国辽阔的腹地，使那里的高山得以葱茏，河水得以奔流，使那里的每一块田野得以丰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将永远分享着人类最壮丽的史诗——长征——的光荣。
红二十五军已经走在陕甘苏区的境内了，官兵们享受着欢迎的口号、金黄色的小米和肥美的羊肉。而在同一时刻，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正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和不断袭来的饥饿行进于中国西南部蛮荒的原始密林中。
距离从草地边缘分出去的那部分红军越来越远了，被冷雨淋湿的毛泽东万分痛苦，他并不知道此刻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中央红军前景不明的北进之路实际上已经敞开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无形中支持着这个信仰坚定的红军领袖。
九月十一日，从万分危险的情况下脱身而出的红军陆续到达了甘南与川北交界处的俄界。俄界，今迭部县境内的高吉村。毛泽东在这里与一直等候着他们的红一军团会合了。
俄界是由一位杨姓藏族土司统治的小小村落，由于国民党军队无法在这里立足，到达这里的红军相对安全了。据说这个杨姓土司自清至今已经是第十九代，他们每年向国民党当局纳税之后便平安无事了。他们对红军也没有什么敌意，土司甚至把粮食仓库向红军敞开，让红军用一些枪支换取他的粮食。杨姓土司知道，这支军队只不过是过路客而已。
与红一军团会合的时候，红军官兵悲喜交加。悲的是，红军居然分成了两部分，而且大部分在很远的地方，这使红军的前途和命运陡增了令人不安的因素；喜的是，自那个充满危险的夜晚匆忙北进之后，至今除了行军的艰辛之外，一路没有发生大的险情，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第三军团终于会合在一起了。
当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口气严峻了许多：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周副主席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中央
九月十一日二十二时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史称“俄界会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以及红一、红三军团的主要指挥员都出席了这个重要的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周恩来由于病情再次恶化没有出席。
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和今后红军的战略方针的报告。虽然在现存的档案史料中，毛泽东的发言记录已有残缺，但是这一发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史料。毛泽东在其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将对未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是解释中国革命史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起始缘由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