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在两河口一、四方面军会合，中央六月十八日决议，现在中央坚持这个方针。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陈昌浩……四方面军起初是按兵不动，七月十七日要集中第一地点未实现。张到芦花，政治局决定他为总政委，张才把四方面军调动，但未到毛儿盖即动摇，一到毛又完全推翻这一决定，而把主力去阿坝、右路去班佑。张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电张国焘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政治局说四方面军的领导一般是正确的，是说他在鄂豫皖、通南巴时期，从通南巴出来便不正确了，他退出通南巴，是在中央区红军退出中央区之后，那时他觉得通南巴孤立，决定到宁夏，又觉得宁夏有敌人骑兵，所以决定到西藏。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不正确的，打了胜仗为什么要退出？有什么理由呢？……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无出路，背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的决议是不对的。

……

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补充决议上说的向黄河以东……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

这个方针是否可能？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是可能的……我们由现地到苏联边境只有五千里……我们估计到运动战的可能还是有，但相应受限制，所以我们应该准备这些阵地战、堡垒战的工具——飞机、大炮，使运动战与阵地战配合，这一问题，很尖锐地提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总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出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我们就永远打游击战争……中央不能打到箭庐去，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而且我们估计，经过游击战争，我们可以打通国际关系，可以得到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

……

目前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是党内斗争，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今天说来，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来或者是拥护中央，或者是反对中央，最后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否马上作组织结论……不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工作，争取他们，将来是不可避免重作组织结论的。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用党中央名义打电报，要他们来，因为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

毛泽东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现在已无法实现，因为“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了，所以出路是继续向北“打通国际联系”，“在苏联边境创造出一个根据地”，途径是“经过游击战争”——此时，毛泽东没有关于陕北苏区的任何消息。他在客观地衡量了目前红一方面军的实力之后，提出了打游击这样一个低调的军事策略；而“打通国际联系”的方针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成为红军在陕北和甘肃一带继续移动作战的主要指导原则，并由此可以解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这一时期作出的所有决策的内在原因。

俄界会议进行当中，张国焘的回电到了。

张国焘连续发出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中央的，竟然说中央有人“通敌”：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杖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有番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须［？］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趁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需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

九月十二日十时

张国焘的另一封电报是给红一、红三军团指挥员的，预言北进“不拖死也会冻死”：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并报徐、陈

国焘亲笔

十二日二十二时

可以肯定，毛泽东两封电报都看到了。

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表示反对。毛泽东说：“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后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俄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文件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从俄界出发向东北方向，至腊子口三百八十里。

红军出发的第一天就进入了原始森林中的白龙江河谷。白龙江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岷山的主峰，流经甘肃和四川交界处的河段是其最险要的地段，江水在乱石中奔涌，两岸绝壁如削，一条古老的栈道高悬于绝壁之上。栈道是在绝壁上打孔架设而成的，上面铺有木板，高悬于距江面一二十丈的半空，仅容单人通过。

为了阻止红军进入甘南，当地的反动武装对栈道进行了破坏，有的地方木板被拆下来扔到了白龙江里，有的地方横插在悬崖上的木桩被拔掉了。红军官兵一路走过来，还没见过如此危险的栈道，队伍小心地贴着悬崖向前蠕动。走到栈道被破坏的地方，红军停止了前进。悬崖对面的森林中不断地打来冷枪，栈道上没有地方可以隐蔽，想还击，满眼林木寻不到目标，队伍中不断有人负伤和牺牲，被子弹打中的官兵摇晃着跌下河谷，在湍急的江水中瞬间没了踪影。必须寻找木材修栈道！于是，从栈道被破坏的地方开始，口令被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下去：“可以砍树的地方赶快砍树，能够买到木板的地方用现洋购买。”就这样，口令一直被传到还没有走上栈道的红军那里。等了大半天，木材和木板被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过来了。队伍在栈道上停留的时间太久，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官兵们只能往干渴的嘴里塞点炒麦子。

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耿飚的马在栈道上嘶鸣不已，因为害怕，马不但不走还乱蹦乱跳，这样一来随时可能掉下深渊。马夫老谢想尽了办法哄着这匹马，抚摩它，跟它说话，给它麦子吃，但是哄着哄着，他身子一歪，从栈道上掉了下去，前后的战友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老谢已经不见了。老谢是福建建宁人，却有一脸北方人的络腮胡子，憨厚的性格深得红军官兵的喜爱和尊敬。从苏区出发的时候，他负责的是一头大黑骡子，一路上无论多么危急的关头，他始终拉着大黑骡子，无论骡子还是物资没有一点损失。部队到两河口的时候，大黑骡子突然丢了，难过得老谢好多天不吃饭，只是闷着头吸旱烟。上级重新给了他一匹马后，老谢对马的照顾更加精心了。红军队伍过草地时，他把身上的干粮全给马吃了，自己一个劲儿地掏棉衣里的棉絮往嘴里塞。一师走出草地的时候，老谢身上的棉衣里面都掏空了。

直到晚上十一点，红军的队伍才陆续从栈道中走出。

摩牙寺是一座有四百多名喇嘛的洁净寺院，红军路过的时候，开阔的寺院院子里鹅黄色的菊花正在盛开。

红军沿着白龙江继续向东北方向走，队伍里有干部说：“前面有一道险要的关口，一军团正在那里抢关呢。”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并特意要求“此电必须转达“朱德与刘伯承”，电报的口气愈加严厉了：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词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地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

中央

九月十四日

中央的电报发出的时候，红一军团正向腊子口全速前进。

国民党军飞行员的侦察报告被送到了成都。报告说，在腊子口附近发现“赤匪不足万人，没有后续部队”。

情报让蒋介石火冒三丈。看来把红军围困在草地里的计划算是落空了。但是，出了草地的红军为什么又分开了呢？蒋介石左思右想就是理不出头绪。情报说即将到达腊子口的那股红军是林彪的部队。这是一支极具大规模运动能力的红军，他们一进入甘南就径直向东北方向而去，蒋介石在地图前站立了很久，他把目光沿着甘南朝东北方向一路看去，最后看见的是中国西北那片被黄土覆盖的土地，那里是陕北。

蒋介石立即给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发出了一个“赏格令”，朱绍良随即把这个最新的“赏格令”转发给了他认为红军可能路过的各县：

特急。

岷县、临洮、陇西刘县长并转渭源赵县长，天水、武都孔县长：

奉委员长蒋阳［七日］亥［九至十一时］蓉行参战电开：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不难消灭。兹再申擒斩匪首赏格如下：

1、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

2、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

3、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4、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5、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献首级者，仍照前颁赏格各给0172［原件电码，未译］。希通饬各县及地方军民人等，一体知照。等因。

特电遵照。

朱绍良。覃［十三日］午总参池。

刚刚还是晴天，突然就下起了暴雨。晚上，大雨中向导迷失了方向，红军的行军被迫停下来。毛泽东和官兵们一起在大雨中坐到了天明。

九月十日那个夜晚，毛泽东率领一部分红军果断北上，这一举动对那些没能跟随北进的红军官兵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红一方面军交流到红四方面军出任第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至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九月十一日早晨，徐向前在前敌指挥部听说叶剑英走了，军用地图也被带走了，他一下子想起了头天晚上毛泽东来到院子里问他的那些话，想起了毛泽东告辞后渐渐远去的高大而消瘦的背影，徐向前这才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了。他愣在乱哄哄的前敌指挥部里，任凭陈昌浩来来往往地叫喊，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晚年，徐向前忆及此夜，依然痛心不已：

……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果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阿坝额尔登寺院的大殿里光线很暗。出席川康省委扩大会的省委委员，红军总部、工会、青年团、妇女部、儿童团的干部约一百多人。

张国焘开始了他几乎持续了一整天的长篇讲话。

他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目前中国红军所面临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之后，他全面阐述了南下的正确和北上的错误。张国焘深知现在他迫切需要得到广大红军干部的认同，为此他不断地挑拨红四方面军反对中央的情绪，说中央利用红四方面军用牺牲打开的北进通道自己溜了；说他们的秘密出走让蒋介石以为红军的中心仍然在毛儿盖，因此不会去追击进攻他们的队伍；说毛泽东走的时候把缴获的粮食等重要物资都烧毁了，为的是给红四方面军官兵造成更大的困难等等。张国焘煽动性的讲话获得了强烈的会场效果，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竟然伤心得哭出了声——从警卫员开始就一直跟随张国焘直至成为内卫排排长的何福圣回忆说：“在四方面军里，只知道有张国焘，不知有毛泽东，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那个勇气，也缺乏那样的觉悟。”

红四方面军官兵大多是四川人，因此对于自己坚持的南下计划，张国焘给他们描绘出一幅光明美丽的前景：“明知道北上是一条死路，还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着他们走，其用心不是想断送四方面军吗？他们已经把十万红军拖垮了，难道还要把四方面军葬送吗？他们走了也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南下英勇作战，咱们打到成都吃大米去！到成都过新年去！”

会场上一片欢呼。

张国焘请朱德讲话，被朱德当场拒绝。朱德的态度激起了会场上的愤怒情绪。朱德很沉着，任你怎么说，怎么喊，就是一言不发，等所有的人都不吭声了，他才不慌不忙地说：“中央的北进战略是正确的。在川陕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的。对中央的决定，我举过手表示拥护，现在依然是这个态度。至于要我和毛泽东划清界限，我和毛泽东从井冈山就在一起，国内外都知朱毛，朱毛是不可分的。你们可以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但是不能把朱毛分开，更不可能要朱来反毛。”

张国焘说：“你说北上好，你就一个人走吧，我们决不留你。”

朱德说：“我是红军总司令，党中央和军委派我带领左路军北上。现在你们不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硬要南下，我只能跟着你们。你们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我一定要执行党中央、军委交给我的任务，带领左路军北上。”

会后，朱德伤感地对康克清说：“会议开得一团糟，糟透了。”

阿坝会议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计划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

这之后，红四方面军中开始流传一首歌，歌名叫《红军南下歌》：“亲爱的工农同志们啦，亲爱哎哎哟；红军的南下胜利大得很，我唱你来听，亲爱哎哎哟；伟大的胜利，我们打垮刘湘兵，亲爱哎哎哟；一、二、三、四消灭尽，占领懋功城，亲爱哎哎哟；红旗插遍了宝兴，亲爱哎哎哟；天全打垮了刘文辉，芦山来占领，亲爱哎哎哟；乘胜追下雅安去，亲爱哎哎哟；机关枪扫得满天钻，敌人吓破胆，亲爱哎哎哟。”

红军情报部门很快就获得了蒋介石最新公布的“赏格令”，毛泽东身边的红军干部们一看不禁回想起在中央苏区时候，红军剧团上演的一出官兵们百看不厌的活报剧。活报剧是时任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参谋长张爱萍编的，内容是罗瑞卿给蒋介石打电话要“赏钱”。在张爱萍的要求下，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扮演他自己，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扮演蒋介石。其中的一段台词红军官兵们现在还能背出来：

罗瑞卿：［拿着电话］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介石：哪个老罗？

罗瑞卿：老子就是罗瑞卿！

蒋介石：［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对电话］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了！

罗瑞卿：你们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几次了，可赏钱一分也没发，我至今还保留着脑壳，等钱用哩！

每次看到这里，台下的红军官兵都笑得前仰后合，纷纷喊道：“老蒋彻底交代！钱都上哪里去了？”

台上扮演蒋介石的耿飚就临时编词说：“钱都让我抽大烟啦。”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团政委杨成武面对眼前将要攻打的一道天堑惊讶不已：

我们来到前沿，用望远镜抬头一看，果然这里地形险峻极了。沿沟两边的山头，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型的大刀劈开了似的，既高又陡。周围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从下往上斜视山口只有三十来米宽，又像是一道由厚厚的石壁构成的长廊。两边绝壁峭立，腊子河从沟底流出，水流湍急，浪花激荡，汇成飞速转动的漩涡，水深虽不没顶，但不能徒涉。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要经过腊子口，除了通过这个小桥别无他路。桥东头顶端丈把高悬崖上筑着好几个碉堡。据俘虏称，这个工事里有一个机枪排防守，四挺机枪对着我们进攻必须经过的三四十米宽、百十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因为视距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射口里的枪管。这个重兵把守的碉堡，成了我们前进的拦路虎。石堡下面，还筑有工事，与石堡互为依托。透过两山之间三十米的空间，可以看到口子后面是一个三角形的谷地，山坡上筑有不少的工事。就在这两处方圆不过几百米的复杂地形上，敌人有两营之众，此外还有白天被我们击溃逃到这里的敌人。口子后面的腊子山，横空出世，山顶积着一层白雪，山脉纵横。据确切的情报，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三个团的重兵，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我们的去路。

腊子口，从川西进入甘肃唯一一条通道上的险要隘口。

九月十七日凌晨两点，四团的官兵被从睡梦中叫醒。他们是两天前在摩牙寺接到攻击腊子口的作战任务的，军团规定占领腊子口的限期是三天。从摩牙寺到腊子口至少有一百公里的路程。四团连夜出发了。十六日，他们穿过了白龙河谷，上山时大雪纷飞，下山却变成了倾盆大雨。到达距离腊子口不远的山脚下，官兵们休息了一下，炊事员连夜做饭，吃饭后四团继续赶路。在大雨中沿着泥泞的山路走了半夜，天亮的时候部队停了下来，给他们带路的六十多岁的向导说，他上次来这里是十多年前了，现在前边没有路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立即决定用指北针开路，刻不容缓地继续向腊子口前进。没走多一会儿，先头一营就遇到了敌人。

对手是国民党军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第一旅六团，团长朱显荣。

腊子口是这个团的防区，六团不但齐额满员，而且还得到了五团一个营的加强。朱显荣团长认为，在这样一个天然隘口配备六个营的兵力显得有点过于谨慎了，但是师长鲁大昌还是不放心。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驻扎在天水的第三军军长王钧都警告过他，如果让红军从腊子口突进甘肃腹地，其罪责不可饶恕。特别是蒋介石在电报中格外强调，如有重要防地失守，“唯各该防地军民主官是问，照失地纵匪论罪”！尽管鲁大昌也认为腊子口天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当得知红军已经向腊子口方向开进时，他立即命令一旅旅长梁应奎率一团的两个营，再加上旅直属部队，向腊子口方向紧急增援。梁应奎的增援部队也是沿着白龙江向腊子口行进的，沿途大雨不断，道路狭窄，给养困难，机枪、迫击炮和驮弹药物资的骡子均无法顺利前行。尽管鲁大昌数次来电催促，但是他们的行军速度依然十分缓慢。当他们终于接近腊子口的时候，不但听见了枪声，而且看到一群士兵正从山上溃败下来。一问，说是一支红军正向腊子口方向攻击前进。听到这个消息后，梁应奎带领官兵们沿着小路慌张地奔跑起来，到达腊子口时已是九月十六日晚。

梁应奎立即部署阻击阵地：一团的赵国华营在小桥的东侧修筑工事，在桥头堡上配备四挺重机枪，原来在这里防守的五团王世惠营负责封锁小开阔地。正在部署的时候，朱显荣带着几名卫兵跑来了，说红军到了腊子口附近，六团团部和预备队已经被红军打散，电台也丢了。梁应奎顿时大骂起来：“你指挥着六个营，还没打仗就成了这个样子，如何向鲁师长交代？赶快命令你的士兵上阵地！”朱显荣走了，谁知他这一走便不知去向，六团除了被红军打死和俘虏的之外，也全散了伙。后来才知道，领受了防御任务的朱显荣一直跑进渭源县城藏了起来。

四团先头部队一营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攻击腊子口的道路打开了。但是，在一鼓作气向腊子口攻击的时候却严重受挫。

腊子口的守敌决心利用天堑和红军决一死战。

一营的几次攻击都被猛烈的火力压了回来，不但没有任何进展，部队还出现了很大伤亡。

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对腊子口的地形反复观察，他们终于发现了敌人防守的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二是敌人所有的火力全部集中在正面，试图凭借隘口天然险要的地形进行封锁。

敌人防守的这两个弱点恰是由于地形造成的。这里是一个狭窄的山口，两边全是高耸的绝壁。绝壁几乎是笔直的，陡峭得根本无法攀登，因此敌人在绝壁的顶端没有设防，碉堡也用不着要顶盖。

黄开湘和杨成武同时意识到，如果能够从绝壁上攀上去，就可以直接往碉堡中扔手榴弹，还可以向东攻击那片从正面无法冲过去的小开阔地。但是，绝壁连看一眼都让人昏眩，如何上得去？

四团的营连指挥员们集中在距离口子两百米远的一片树林里开会研究。会议开得很艰难，谁都没有好办法。

下午四时，四团指挥所里挤满了人。军团和二师的领导都到了：林彪、聂荣臻、陈光、萧华，他们轮流用望远镜向腊子口方向观察，都对那里的险要惊叹不已：绝壁间仅仅三十米宽的一道口子，口子中还有一条水深流急的河，别说有几个营防守，正面只要架起一挺机枪，谁也别想过去。

毛泽东不断来电询问攻击情况。

红一军团的指战员明白，严格地说，红军现在已经处在绝路中了。别说不能南下，即使南下路也被堵死了。

必须冲过腊子口，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还是派人攀登绝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去。

四团召开了士兵大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这时，一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站了起来，他说：“我能从绝壁爬上去。只要我一个人爬上去了，就能扔下绳子，别说一个连，一个营也能上去。”

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吃惊地望着他。

史料没有留下这个苗族小战士的名字，只知道大家都叫他“云贵川”，因为他自参加红军之后已经走过了云贵川三省。

这个年仅十七岁的苗族小战士大眼睛，高颧骨，皮肤黝黑，汉话说得不够好。他从小就过苦日子，受过不少欺辱，脾气很倔，但参加红军后作战异常勇敢。

“云贵川”对黄开湘和杨成武说：“我在家经常爬绝壁采药。只要给我一根长竿子，竿头绑上个铁钩子，能钩住绝壁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什么的，我就能上去。”

黄开湘和杨成武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才好，两个人一个劲儿地点头。

四团立即确定了作战计划：由团长黄开湘带领一连、二连以及侦察组和信号组，攀登绝壁迂回，凌晨三时之前到达迂回地点，然后发出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之后政委杨成武率领二营正面强攻，六连担任主攻连，总攻击的信号是三颗信号弹。

杨成武还是对攀登绝壁不放心，他亲自带人用一匹高头大马把“云贵川”送到了绝壁下一个敌人看不见的死角。现在，红军突破腊子口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身子单薄的小战士身上了。杨成武低声对“云贵川”说：“你爬爬看。一定要小心。”“云贵川”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们的绑腿带连接起来的长绳，拿着长竿，先钩住了一棵小树的树根，往下拽了一下，似乎很结实，于是猛地向上一蹿，像只猴子一样登了上去。杨成武后来回忆说：“我和黄开湘同志、李英华同志，还有营、连干部，都屏住气仰视山顶，生怕惊动了‘云贵川’，好像是谁要咳嗽一声，他就会掉下来似的。”“云贵川”的身影越来越小，一会就不见了。绝壁下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出声，但都很焦急。“云贵川”能否攀上去，决定着整个腊子口战斗的胜负，甚至是决定着红军的生死。不一会儿，杨成武听见有人小声说：“他上去了！在上面招手呢！”又过了一会儿，“云贵川”居然从原路下来了。小战士站在杨成武面前说：“我说过，能上去嘛。”

天黑下来的时候，“云贵川”一个人先登上绝壁，在上面把绳子顺下来，上百名红军战士开始抓着绳子攀登绝壁。

为了麻痹敌人，二营的正面攻击也开始了。

二营六连，一个月前还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由红四方面军二九四团的一个营缩编而成，是一支能打硬仗的连队。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红一方面军给了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红四方面军为红一方面军补充了一些官兵，六连就是那时被补充到红一方面军的四团二营的。在二营里，六连和其他两个连的关系十分融洽，官兵之间相互亲密无间。六连连长杨信义和指导员胡炳云都是政治坚强的基层指挥员。在连队的战前动员会上，全连官兵的求战情绪十分高涨，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突击队，最后决定由连长和指导员亲自带领十二个人打前锋。

这是北上红军最急迫的求生之战。

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杨信义和胡炳云率领突击队队员手拿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地向隘口上的木桥移动。在隘口阻击阵地上的国民党兵并不着急射击，他们一直等到红军突击队队员接近了，才突然投出大量的手榴弹。突击队伤亡过半，退了下来。

六连如此反复多次，依旧无法接近隘口。

四团组织宣传队队员向隘口上的守敌喊话：“红军是北上抗日，你们不要受长官欺骗，让路吧，红军发大洋给你们回家！”

隘口碉堡里的国民党兵气焰嚣张，也喊过话来：“你们就是打到明年，也休想从鲁师长的防区过去！”

毛泽东派人来到前沿，问要不要增援。

午夜时分，正面攻击已经进行了四个小时。

杨成武对二营营长说，万不可在这里打成持久战。鲁大昌的主力部队在岷县县城，距离这里很近，只隔着一座大山，如果增援，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如果敌人增援了，打起来就会更困难。攀登绝壁的部队至今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定是遇到了事先没有想到的困难。我们不能消极地等，还要加强正面的攻击力量。

六连再次组织突击队发动冲锋，但是无论如何都接近不了桥头。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雨点一般，弹片铺满了桥头几十米的岩石路。

黑暗中，可以看见牺牲的红军官兵的遗体躺在那里，六连连把他们拖出战场的机会都没有。

炊事班送来了热腾腾的面饼和炖猪肉，心情不佳的六连官兵谁也不吃。

杨成武和连干部经过研究，为了在迂回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前尽量消耗敌人，决定改变攻击方式，由正面大规模进攻改为小组多点攻击。

六连决定组织三支敢死队。

当场有数十名党团员报名。

敢死队被分成两路突击：一路沿腊子河前进，接近木桥后顺着桥墩摸过河去；另一路直接向木桥运动，然后两组配合一起冲锋，夺取木桥。

敢死队队员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

已经接近凌晨两点，全团都已进入总攻的位置，但是还是没有看见绝壁上发出的信号。杨成武盯着表，又过去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正在着急，有人报告说：“敢死队冲到木桥下面了！”

杨成武立即跑上去观察，果然，几名敢死队的战士竟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涉水过河，到了对岸。

已经是下半夜，腊子口守敌实在是困倦了，红军也似乎停止了攻击，于是他们都缩在工事和碉堡里打起了瞌睡。

六连的敢死队队员顺着绝壁边缘一点点地靠近，其中四名战士已经到达了碉堡下面一块岩石的死角处。

一不小心，一名队员踩断了一棵小树。

敌人惊醒了，又开始了疯狂的扫射。

指导员胡炳云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带着一个排立即扑了上去。在敌人只注意桥下的时候，他们扔出了一排手榴弹，接着就冲进了桥头敌人的工事里。桥下的敢死队队员一听枪声响了，一齐呐喊着翻上桥面。狭窄的木桥上，双方官兵在黑暗中扭打在一起，红军的几十把大刀上下飞舞，木桥上血肉横飞。一个战士赤手抓住了正在射击的敌人的机枪，一使劲就连人带枪扯了过来。一排排长在砍杀中被子弹击中，他身体摇晃了一下，然后扶住桥栏喊：“同志们！敌人已经支持不住了，向前冲啊！”

杨成武急得手心都在冒汗。敢死队在木桥上已经短兵相接，急需后续部队冲上去增援。但是，迂回的部队依旧没有信号，如果破坏原定的总攻计划，很可能和迂回部队的作战脱节。可不命令部队发起冲锋，六连的官兵只能独自与敌人血拼，一旦让敌人反扑回来，攻击的努力将前功尽弃。

腊子口！

山风呼啸，河水怒号。

黎明前的黑暗中，峡谷里的肉搏声惊天动地。

突然，两颗信号弹从山后升起来了，一红一绿。

接着，三颗信号弹升空了！

这是总攻的信号。

在腊子口前沿阵地上，红军所有的武器，包括军团支援来的迫击炮，一起开火了。参加总攻的官兵从隐蔽处蜂拥而出，向腊子口隘口冲了过去，杀声在峡谷中回荡。

国民党军的碉堡上面突然出现了红军，扔下来的手榴弹如同暴雨。

腊子口上的木桥迅速被红军控制，红军官兵们从桥上冲过，向敌人的防御纵深席卷而去。

这是最后的时刻。

也许久攻不下聚集了太多的仇恨，四团的先头部队打疯了一样。突破了隘口的前沿以后，他们在敌人装满弹药和补给的仓库里或是抱起一堆手榴弹，或是抓起一挺机枪，一路猛追下去。在那片小开阔地上，红军没有遇到抵抗，一路冲到了敌人第二道阻击阵地前。迂回部队从一侧压下来，一个小时之后，敌人放弃了抵抗，在黑暗中溃退而去。

四团的三个营继续向岷县方向追击。山路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各种枪支物资。突然，敌人不知道从哪里向这里开炮了，炮弹没有任何目标地乱落。在隆隆炮声中，红军宣传队已经跟随着追击部队一路写满了红红的标语：“追到岷州去，活捉鲁大昌！”

毛泽东很快就得到了报告：腊子口已在我军手中。

一夜没合眼的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起来，对警卫员喊：“搞点吃的，吃饱了咱们上路！”

红军大部队通过腊子口向北翻越岷山。下了岷山就是大草滩，走到这里就走出了藏民聚居区。先头部队在占领了大草滩后，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盐巴，部队再也不饿肚子了。毛泽东很高兴，立即给担任后卫的彭德怀发去了电报：

彭及彭［彭雪枫］、李［李富春］：

一、岷敌守城，哈达铺无敌。第一纵队驻地回、汉民众已大发动，我军纪律尚好，没收敌粮数十万斤，盐二千斤。过大拉山［岷山］后已无高山隘路。现一纵队驻占扎路、麻子川，纵队部驻鹿原里。

二、明［十九］日你们全部开来此间。中央队一科、二科驻鹿原里，二纵队驻漩涡、大草滩，三纵队驻红土坡。

三、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请在明日行军休息时宣布。

四、缴获手提迫击炮三门、炮弹百余发，尚在大拉。请动员战士带来，可抛弃粮食拿炮弹。

毛

十八日二十时

走下岷山的红军官兵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九月和煦的阳光照耀着甘南辽阔的田野，将要成熟的庄稼散发着谷物特有的醇香，五彩缤纷的野花在田埂上蓬勃盛开。好客的百姓对红军没有丝毫敌意，他们很快就围了上来，好奇地向官兵们问这问那。官兵们就在原地坐下来，和百姓聊起了天。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忙乱起来，一方面不断地向部队官兵强调遵守群众纪律，一方面向当地群众耐心地解释红军的性质，同时也试探着问一句部队是否可以进村宿营。百姓竟没有人反对部队进村，于是各部队很快把宿营的房子确定下来，官兵们的和气态度马上就得到了房东的信任。大草滩四周的小贩们消息灵通，他们很快就聚集在了红军部队的驻地，贩卖的东西让红军官兵们惊奇不已，有糖、当地一种很大很厚的面饼、油炸的点心、瓜果和卷烟。红军部队派出专门的人统一买来，然后官兵们围坐在一起享用。红军派出采购的人全部使用现洋，而且从不和百姓讲价，这让这里的百姓很快就感到这支军队与他们以前见到的所有军队都不一样。民众对女红军们极其好奇，当地的妇女和老婆婆们把女红军拉进屋子，经过仔细“验身”确定她们真的是女人后，女红军们就被请到了土炕上吃饭，妇女和老婆婆们的热情令刚从死亡阴影中走出来的女红军眼泪不断。

毛泽东以彭德怀、李富春、林彪和聂荣臻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了一封电报：

朱、张、徐、陈及各首长：

一、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十七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迫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

二、此地物质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地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

三、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彭、李、林、聂

九月十八日

毛泽东知道电报对张国焘不起作用，他只是想告诉张国焘，中央率领的红军并没有被“拖死”、“冻死”，不但赢得了突破天险腊子口的胜利，而且还拥有了大量的物资。同时，毛泽东发出电报的另一个重要意图是，必须让朱德、刘伯承知道这支红军现在到了哪里。

无法知道这封电报到达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过这样一封电报。正如重病中的周恩来所担忧的，此刻，徐向前和陈昌浩正率领着第四军、第三十军和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走在去阿坝集结的路上，这条路使他们必须重新回头走进恐怖的松潘大草地。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那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恶劣的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

在草地行军中，依旧遇有土司武装的袭击。第四军十师师长陈锡联不幸被冷枪打中了腹部，伤势很重。军长许世友命令三十四团团长找几个身体强壮的战士不惜一切代价抬着陈师长走。三十四团团长为难了，因为他根本找不出有力气抬担架的战士了。十师前任师长王友钧在打包座的时候牺牲了，许世友不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再失去一个师长，他向陈锡联保证说：“就是我死了，也让你活着！”许世友又找到了三十五团团长，让他把一匹驮重机枪的马腾出来，把机枪拆成零件让战士分散携带，然后把陈锡联扶上了马。由于伤势太重，陈锡联在马上坐不住，许世友就用绳子把他绑在了马背上。之后，他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大米留给了陈锡联，嘱咐战士每天一定要给陈师长喝一点米汤。第四军走出草地的那一天，许世友站在大草地的边沿等着，一直看见驮着陈锡联的马从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走出来。他赶紧上前叫了一声，马背上的陈锡联答应了，许世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此时的松潘大草地已进入秋季，寒风像刀子一样掠过野草深潭，沿途牺牲的红军“有的一个趴在地上，背上还背着一个同志”；有的“死亡前仍保持着爬行的姿势，两手攥着泥土和青草”；“还有两个女红军抬着一名伤员一起牺牲”，死的时候“担架仍压在她们的肩上”……红四方面军的这支部队九月中旬进入松潘大草地，直到九月下旬才走出草地的南沿到达毛儿盖。部队损失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其中程世才和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走出草地后，不得不由原来的八个团缩编为六个团。

此刻的毛泽东在思索一个问题：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

毛泽东叫来了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毛泽东说，现在红军已经不再挨饿了，必须出去找点“精神食粮”来。梁兴初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过去在红军转战的路上，毛泽东经常对他这样说。毛泽东对精神食粮的解释是：无论是杂志还是报纸，只要是近期的和比较近期的，都要搞些来。

梁兴初，江西吉安人，二十二岁，是个胆大心细、作战勇敢的红军基层干部。在经历了无数残酷的战斗之后，他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这个外号“梁大牙”的军事指挥员，率领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无论是在解放战争中还是朝鲜战争中，所向披靡，战功卓著。

红一军团侦察连官兵装扮成一队国民党军，直接进入了还没有被红军占领的哈达铺。连长梁兴初穿的是国民党军中校的军服，指导员曹德连穿的是少校军服。哈达铺县城里的国民党党部书记、保安队队长和当地的士绅们赶忙出来接待。梁兴初正和这些人聊着天，想了解些情况，突然来了个真的国民党军官，是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的一个少校副官，从兰州来路过这里。梁兴初自然也和这位少校聊得火热，并在少校下榻的地方收集了不少报纸杂志。最后，梁兴初亮明了自己身份，然后把这个国民党军少校绑了起来，连同收集的报纸杂志一起给毛泽东送了过来。

毛泽东一页一页翻看着这些报纸杂志，终于看见了令他眼睛一亮的消息：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到达了陕北，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合了。毛泽东希望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消息。果然，一份杂志上刊登了一幅国民党当局绘制的陕北根据地略图。

这个晚上，毛泽东说他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哈达铺。这是一个富足的小镇，以盛产中药当归闻名。国民党县保安队被打跑了，百姓对红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毛泽东在哈达铺提出一个口号：“大家吃好！和百姓一块吃！”

洗澡、理发，红军官兵们近一年来第一次洗热水澡，人人洗得很彻底，个个红扑扑的像只胡萝卜。供给部给每人发了一块大洋，让官兵们上街买零食吃。当地的物价十分便宜，一头大肥猪才五块钱，一只大肥羊两块钱，一块钱至少可以买五只鸡，五毛钱可以买一担子蔬菜，一毛钱可以买十几个鸡蛋。鲁大昌的部队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大米、白面和盐，尤其是大米，让大部分来自南方的红军官兵吃起来格外香甜。为了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大家吃好”的指示，每个连队都忙着杀猪宰羊，杀鸡杀鸭，每天三顿，顿顿五个菜以上，而且保证三个菜都是荤的。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红军官兵个个吃得肚子胀胀的，互相一见面就笑容满面地说：“真跟过年一样啊！”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官兵交谈的都是自己的连队今天吃的是什么，都说在家过年的时候也吃不到这么多的肉。每个连队每天还特地摆上几桌酒席，邀请当地的百姓来做客，被邀请的有老人和孩子，还有妇女和婆婆们。四团在招待百姓的时候，一位老大爷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一坛老酒抱来了，说他要提前过七十岁的生日。哈达铺的百姓边吃边说：“鲁大昌在这里这么多年，不但不请我们吃，还要吃我们呢！”

在哈达铺，梁兴初又给毛泽东收集到了大量的《大公报》。其中一张《大公报》被贴在耿飚住的那家房东的墙上，耿飚在付给房东一块大洋之后，小心地将报纸揭了下来。国民党当局在报纸上刊登的军情分析，等同于在给红军传递情报，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一张报纸透露出的消息，能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终于确切地知道：在陕北，红军活动之剧烈犹如当年的江西苏区；而且，在陕北，存在着一块几乎与江西的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红色根据地！

七月二十三日《大公报》报道：

山西军阀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在绥靖公署省府纪念周报告上说：“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