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陕北与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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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蒋介石心情郁闷地下了峨眉山。
几十万国民党军追击了大半个中国，终于把红军逼进了必死无疑的蛮荒之地；但是，毛泽东走出了那片绝境，红军眼看离陕北苏区越来越近了。
在峨眉山下，蒋介石抬头看了看被云雾缠绕的山巅，对身边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说：“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蒋介石给在武汉的张学良发电报，让他到成都来见他。
蒋介石和张学良，中国两个最著名的军阀巨头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涉及旧中国太多跌宕起伏的重大历史事件。
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中国北方的最高统治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后，刚满二十七岁的张学良就成了奉系军队的最高统帅。与他的父亲“张大帅”的称呼相对应，直到他百岁之时国人依旧称他为“少帅”。这个如此年轻便支配着庞大军队和数省财富的青年可谓生不逢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发动了旨在侵吞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因其麾下的东北军丧失家园而成为全国民众泄愤的目标。及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东北军驻防的热河失守，张学良在一片同仇敌忾的谴责声中被迫辞职“以示惩儆”。
无论舆论对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那个夜晚的“花边新闻”渲染得多么强烈，而历史的真实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奉蒋介石之命为回避与日本军队对抗而撤离东北的。张学良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然已听命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辞职后的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一再提示下准备出游欧洲。出国前，国仇家恨以及代人受过令张学良悲愤难耐，他在上海发誓戒除鸦片烟瘾。他让卫兵把他捆在床上，枕头边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然后让一位德国医生每日给他注射戒毒药物。他对身边的人说：“无论我怎么叫唤，谁也不准解开绳子，除了这个德国医生。谁靠近我，我就一枪崩了他！”如此长达半个月，张学良终于戒掉了鸦片烟瘾——如此性格的人在以后的历史中作出什么惊人之事都不为奇怪。
一九三四年一月，张学良回国。蒋介石没有让他率领军队打回东北，而是让他远离抗日前线，在武昌当了个行营主任的闲职。而这时候，张学良的东北军大多已被蒋介石调往了偏僻的西北地区，其中主力散布在陕西和甘肃一带。尽管东北军中的大多官兵有与张学良一样“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但是他们距离自己的家乡实在是太遥远了。
此时，红军从川北进入甘肃，并继续向陕西北进，蒋介石叫来了张学良，他赋予张学良的重任是“剿共”——让东北军与红军作战，这是蒋介石自认为“一箭双雕”的得意一笔。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十分清楚。
随着红军移动路线的变化，蒋介石将原来设立的行营进行了整顿，只留下三个指挥机关以对付红军：一、重庆行营，行营主任顾祝同，负责与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作战；二、宜昌行辕，行辕主任陈诚，负责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作战；而设立在西安的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是负责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作战的，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之职。蒋介石对张学良说：“等把毛泽东这股红军彻底消灭了，我和你一起去打日本。”
无论如何，可以和自己的东北军在一起了，这是张学良答应蒋介石出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重要原因。一年多以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这一任命，不但使他险些死于乱枪之中，而且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一个彻底改变政治格局的惊人事变，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向全国发布了他的上任通电，电文简单枯燥如同他的心绪：
案奉国民政府令开：
特派蒋中正兼西北剿匪总司令，特派张学良兼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此令。各等因。
奉此。遵于本月东日［一日］在西安成立总部开始办公，并即日启用关防，先行视事。除电呈备查暨分行外，特电知照，并饬属一体知照。
除了东北军的主力之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军阀部队，加之山西军阀的部分部队，张学良可以指挥的国民党军多达十万之众。
从哈达铺出发的红军连续行军两百余里，到达了渭河南岸。
红军离开哈达铺的时候，派出了小部队向天水方向佯动，于是国民党军纷纷聚集天水准备堵截红军。但是红军一天行军九十里，迅速从武山和漳县之间穿过。中央所在的三纵队当晚宿营在一个碉堡式的村庄里。这个村庄由几个巨大的围屋组成，红军到达的时候，民众站在围屋的墙上警惕地守卫着，经过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解释，他们才把大门打开。次日清晨，部队继续出发，目的地是一百三十多里外一个叫新寺的地方。一天的急行军中仅仅休息了三十分钟。天空中不断出现国民党军的飞机，飞机一出现红军部队就要隐蔽，因此天黑的时候才走了一半的路。红军官兵都已疲惫不堪，但司令部传来了命令：今天必须赶到新寺。官兵们喝了口井水、吃了点干粮继续走。大地一片漆黑，不准点火把，走着走着前后就失去了联络，掉队的人员不断增加，队伍到达新寺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但是大量的掉队人员和后面的收容队还没有上来。炊事员开始烧热水，想让走了一天一夜的官兵们烫烫脚，可是水还没有烧开，命令又到了：立即前进，目标是渭河南岸的鸳鸯嘴，行程四十里。
如此急切的行军，是为了安全地渡过渭河。
万幸的是，出现在眼前的渭河，河岸没有敌人的阻击，正值枯水期的河水深仅过膝。
过了渭河，前面响起了枪声。官兵们看见彭德怀站在一座小山包上，示意让队伍休息一会儿再走。毛泽东赶了上来，官兵们问是不是前面有封锁线，毛泽东说：“休息片刻，让他们打一下，把敌人吓跑就是了。”
前面的战斗果然很短暂。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官兵们突然发现路边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连草也没有，无法做防空伪装。向导说，前面的路全是这个样子。红军各部队的对空警戒员一下子紧张起来，把军号攥在手里，一刻不停地向天空瞭望，只要看见有飞机飞来，或者听见有飞机的声音，就赶快吹号，部队立即分散隐蔽。由于四周开阔便于观察，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两次都没有发现红军的行军队伍。新的宿营地是榜罗镇。
在榜罗镇，部队休息了一天。毛泽东又获得了一些近期的报纸，也许是离陕西更近了的缘故，报纸上对陕北的情况有了更详尽的描述。于是，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确定了陕甘支队前进的目标是陕北苏区。毛泽东后来说：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中央得到了新的消息，知道了陕北有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才改变决定，要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只想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的想法还没有。现在我们在榜罗镇会议上改变了，要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会议决定召开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
因为国民党军飞机频繁出动，因此会议的时间定在清晨五点。
会场是个露天的打麦场，四周有一圈低矮的土围墙，在一面围墙下放了一张桌子就是主席台，红军干部们全部坐在打成捆的麦草上。中央机关所在的三纵队和由第一军团组成的一纵队按时进了会场，由于行军和战斗的原因很长时间没见面的战友互相问候着。天空下起了小雨，有一点冷，会场出现了骚动，红军干部们纷纷披上了携带的雨布。直到六点钟的时候，由第三军团组成的二纵队才到达会场。他们是后卫部队，宿营地距离这里四十里，半夜两点就起床出发了，下雨路滑，走得很慢。二纵队进场的时候受到大家的议论，不仅因为他们迟到了，还因为他们的装束有点寒酸。二纵队的干部们解释说，第三军团总是担任后卫，你们走在前边把好东西都用光了。第三军团的很多红军还穿着过草地时的衣服——一种用藏民的“氆氇”做的军装或大衣。“氆氇”是羊毛粗编的，有白色的、黄色的和灰色的，纽扣是用布包着的铜元做的。还有的人穿着羊皮缝的上衣，脚下是牛皮做的“草鞋”。“这东西挡雨呢！”二纵队的干部们回击着嘲笑。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五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陕北可以成为新的根据地的理由和条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以求迅速到达陕北，还有整顿部队纪律的问题。毛泽东最后强调说：我们马上就要面临新的任务了，部队要有新的精神。从前“我们在藏人区域，因为没有油吃，每个同志都是成天觉得饥饿，成天在吃东西，坐了吃，睡了也吃，走路吃，甚至连上茅厕还在吃。脸上不是因为吃炒面弄得满嘴白胡子，就是因为吃炒青稞弄得满脸乌黑。现在环境不同了，要把纪律大大地整顿。要教育，要不怕麻烦，讲了一遍又一遍，干部自己先做出模范来”。
会议结束时已是中午，中央机关和红一军团的干部都争着请红三军团的人吃饭。
部队继续北上。向通渭县前进的时候，毛泽东、林彪和彭德怀三人破例走在了红军队伍的前面。沿途围观的百姓们不断地问：“又是徐老虎的队伍？”——一个月前红二十五军曾经路过这里。
通渭县城是一座古老的小城，城墙已经倒塌了，城内几乎看不见一座砖瓦房，全是土房。除了主要街道上有几家店铺外，居民不多，大多是农户。这里的守敌早在红军到达前就弃城跑了。红军顺利入城，百姓见怪不怪，县城内生活如常。在通渭县城，来自中国南方的红军官兵第一次住进了黄土窑洞，人人都感到十分新奇，因为睡在里面就不怕飞机轰炸了，而且很暖和，因此红军官兵们都很喜欢这种“房子”。
先头部队被派往西兰公路侦察，大部队在通渭县城里休息了两天。
这次，政治部又提出了“大家吃好”的要求，于是各伙食单位的后勤人员再次忙乱起来。部队的大会餐被安排在县城边的河滩上。为了布置这个巨大的会场，工兵营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搭起了一个临时舞台，河滩上摆上了无数张桌子，四周张贴了五颜六色的标语，会场中央还竖起了一根很高的旗杆，上面挂上了一面大红旗，沿着旗杆放射状地拉了绳索，绳索上面系着一面面小红旗。晚上六点以后，国民党军的飞机不会来了，各部队开始向会场聚集。各单位的后勤人员把各种菜肴挑来了，沿着河滩的桌子上摆满了鸡、羊肉、猪肉、牛肉、鸡蛋和各种新鲜的蔬菜。宣布开会后，全体唱《国际歌》，然后杨尚昆、邓发和叶剑英先后发表讲话。他们分别讲了北上抗日问题、陕北根据地问题和打国民党军骑兵的战术问题。最后宣布会餐开始。各单位的官兵不断邀请兄弟单位的同志尝自己单位的菜，红军各级指挥员拿着筷子游行似的到处走，这里夹一下，那里吃一口，河滩上到处是红军官兵欢乐的笑声。
吃饱了，红军官兵们一起唱歌：
我们本是工农政府有力的柱石，
完成中国革命就是我们的天职；
为红区发展巩固大家努力吧，
英勇红色战士！
我们永远站在最前头，
流着最后一滴鲜血；
为着保卫我们根据地，
拼最后一滴血！
通渭县的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支队伍，也从没听过这么多人一起在夜空下放声唱歌。他们远远地站在那里，听红军快乐的笑声，又听红军唱流尽“最后一滴血”。百姓们都不吭声，感觉天地骤然间变得十分异样。
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人一起来到了第一纵队一大队。大队长杨得志看来了这么多首长，对参谋长耿飚说：“首长都来了，咱们要好好招待一下。”耿飚说：“汇报工作你负责，招待首长我负责！”
耿飚在通渭县城里找到一家西北风味的小饭馆，让饭馆老板立即按照每桌五块大洋的标准置办两桌酒席。表情惊讶的老板说：在这里无论如何也做不出这么多钱的菜。耿飚把大洋拍在桌子上说：“尽管把好东西都弄来！菜量要大！盘子要干净！酒要足！多放辣子！”
这是自红军长征以来，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们第一次在饭馆聚餐。他们在通渭的这间简陋的饭馆里一坐下，都没客气就开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吃了没多一会儿，毛泽东觉得分成两张桌子不热闹，就喊：“合兵！合兵！”——当时红军内把两支部队的会合叫做“合兵”。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两张桌子合起来，然后再次举起了酒碗：“为胜利到达陕北苏区干杯！”
不喜喝酒的毛泽东有些醉意了。他把辣子、酱油和醋抹在一块西瓜上，说这是“五味俱全”，然后大口地吃起来，还热情地邀请大家也这么吃。
毛泽东一再邀请，张闻天便尝了一口，连说：“太辣，太辣。”
毛泽东说：“吃辣子的人最革命嘛。”
晚上，领导人都睡在了一大队的驻地，参谋长耿飚在屋子外面亲自担任警戒。半夜时分，毛泽东出了屋子，仰头看天上的星星。他看见了耿飚之后，说：“有一个大队在这里，敌人不敢来。”耿飚说：“说是一个大队，实际上只有四个连。”毛泽东甩着胳膊画了个大圆圈，说：“不要嫌少，等咱们站稳了脚，会猛烈地扩大，然后，再打出去！”
十月四日，分成三路行军的陕甘支队先后占领了西兰公路，控制了公路上十几公里的路段——一个月前，红二十五军在这里整整等待了他们十八天。
在控制西兰公路的过程中，红军各部队都与敌人发生了规模不大的战斗。战斗最激烈的是一纵队的一个先头连。这个连在占领了公路后没有发现敌情，于是在公路边生火做饭，做的是红烧猪肉。猪肉刚烧熟，不知从哪里冲出一股国民党兵，红军仓促阻击之后撤退了。已经烧好的香喷喷的猪肉留在了公路边。撤下来的红军官兵吃着干粮很是丧气，在身后跟着红军跑过来的百姓告诉他们，公路上的那些国民党兵不敢吃红军烧好的猪肉，怕里面下了毒，他们正在那里煮粥喝呢。
陕甘支队几乎沿着红二十五军走过的路，穿越西兰公路进入了回族区。红军的队伍在这里受到了回族民众的欢迎。经过红二十五军曾经驻扎过的兴隆镇附近时，路边摆满了茶水和面饼，红二十五军送给老阿訇的匾额还挂在大清真寺里。回民百姓对红二十五军的赞誉让毛泽东对从未见过面的徐海东有了难以磨灭的好印象，对北上陕北与那里的红军会合更是充满了强烈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心。
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主峰后，遇到了张学良东北军的骑兵。
部队停止了前进。
四大队的杨成武和黄开湘被叫到了最前边，他们看见一大队的杨得志和萧华也在那里，纵队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山头上用望远镜向山下观察，他们的身后站着拿着根木杖的毛泽东。
毛泽东对杨成武和黄开湘说：“山下隘口上的村庄叫青石嘴，那里有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要消灭他们，不然咱们过不去。”说着，毛泽东把警卫员递来的两张面饼掰成碎块，给山头上的每个人都分了一些：“大家都没吃午饭，咱们分而食之。打完了这一仗，下山再吃肉。”
一大队和五大队负责两翼迂回，四大队负责正面出击。
驻扎在六盘山下青石嘴村的骑兵，是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
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兵力四千三百多人，师长是两个月前刚在河南就任的中将门炳岳。新官上任，门师长热情高涨，军事训练抓得紧，政治洗脑也频繁，骑兵师每个星期都要集合官兵进行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第七师从河南陕县坐火车到西安，然后经过六天的骑马行军到达甘肃平凉，队伍补充休整后进至六盘山地域，任务是阻击毛泽东的红军进入陕西。第七师师部和二十一团驻扎瓦亭，二十团驻扎牛营子，十九团驻扎在六盘山下的要道上，其中的一连和三连驻扎在青石嘴。
一连和三连到达青石嘴仅两个小时，人和马身上的汗还未落，不但没有向四周派出警戒，而且把马鞍都卸了下来，马在村边的草地上悠闲地四处溜达吃草，官兵们则在村子里休息吃饭，一部分官兵因为行军疲倦就地裹着毛毯睡着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红军已经翻过六盘山的消息。
天刚黑下来，红军的攻击突然开始了。
一大队迅速从北面迂回，斜着插进了村庄。五大队在南面截断了公路，向村庄的后面包抄过去。四大队从正面直接向村庄扑了上去。正在吃晚饭的东北军还没反应过来，红军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饭碗边。战马都被拴在村边的树干上了，因此东北军仅仅抵抗了片刻，就开始四处逃散。三连连长陈钟岳在官兵的掩护下骑马跑了；一连连长杨士荣不敢去牵马，钻进打麦场里的一个草垛藏了起来；而一连和三连的其余官兵全部被红军俘虏了。
战斗仅仅进行了半个小时，缴获的物资让红军极其兴奋：十多辆马车上全是大箱子，里面全是簇新的子弹、军装和布匹，这是西北“剿总”送来的，都还没有开箱。子弹被分给了红军各部队，军装也让不少官兵换上了新衣服，布匹全都给了伤员，让他们做衣服和包扎伤口。而两个骑兵连的上百匹战马，匹匹壮硕，这使红军不但有了足够的马匹驮物资，而且各级指挥员和伤员们也都有了坐骑。就这样，还剩下不少马呢，毛泽东建议就此成立红军的骑兵部队。于是，赶快动员俘虏中的马夫、马掌兵和兽医等“技术人员”参加红军。中央红军中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在青石嘴诞生了，骑兵连第一任连长是那个不断给毛泽东送去“精神食粮”的梁兴初。
青石嘴战斗打消了红军对国民党军骑兵特别是对强悍的东北军骑兵的惧怕。其实，在青石嘴附近，还驻扎着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的一个师，这个师距离红军之近甚至可以听见青石嘴方向的枪声，但是他们借口与东北军联络不上，竟在明知道前面不远的地方发生了战斗的时候，下达了全师就地宿营的命令。而骑兵第七师的二十团和二十一团也采取了旁观态度，直到枪声平息很久才派人前去探听消息。探听消息的人小心翼翼地向青石嘴接近，路上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头对他们说：不用吓成这样，红军早就走了，把马都牵走了，队伍呼啦啦地过了很长时间，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兄弟部队之间如此无情无义，这让遭到重创的十九团团长胡竞先火冒三丈，他先是大骂那些天天在红军头顶上飞来飞去的飞行员定是在天上梦游呢，然后又大骂逃回来的三连连长陈钟岳，说仗打成这样还不如自杀死掉。
翻越了六盘山，意味着中央红军越过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大山。
高天空旷，西风长啸的陕北已经遥遥可见。
红军的旗帜在西风中漫卷，毛泽东的眼前天高云淡，大雁南飞。
而此时，在川西一个叫卓木碉的地方，红军另一支部队的领导者张国焘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共中央”。
卓木碉，位于马尔康县西北方向，今名为“脚木足”。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红四方面军部队分别从松潘草地东西两边的阿坝和包座开始南下，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九月底，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的红军在大金川北面的党坝与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军左路军会合。徐向前回忆那一刻他见到的朱德“面色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朱德的样子让一直郁闷不安的徐向前心里踏实了许多。徐向前后来一生都对朱德满怀敬重，晚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
十月五日晚，张国焘在卓木碉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五十余人，会址设在一座喇嘛庙里。
张国焘作了长篇发言。他从中共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讲起，说中央红军之所以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不是军事路线而是政治路线出了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是红四方面军终止了中央红军的一再退却。但是，中央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红四方面军犯了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南下是战略进攻，中央的北上是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是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只有坚持南下才能最后终止中央的退却。中央竟然发展到“私自率领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样的中央已经是一个“威信扫地”的中央，一个失去“领导全党资格”的中央。最后，张国焘说出了他这番长篇蛊惑的最终目的：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张国焘当众宣布了一个他自己拟出来的“临时中央”名单——张国焘承认这个名单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也没有和被列入名单的任何一个人交谈过。张国焘的理由是：“以免他们尴尬。”“临时中央”名单从来没有以组织的名义正式宣布过，它仅仅是封存在浩瀚档案史料中的一张纸。但是，这个名单确实在卓木碉的会议上宣读过，与会的五十多名红军军以上指挥员都听到了：
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二、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甦、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萧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组织中央委员会。
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
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织中央书记处。
五、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杨尚昆、叶剑英六人外，张国焘的名单保留了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大部分领导人，甚至还包括了远在莫斯科的王明［陈绍禹］。由于消息闭塞，红七军团的原中央代表、已于四个月前叛变的曾洪易，红二十五军政委、已于两个月前牺牲的吴焕先，五年前就离开中国去了苏联、目前在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当中文编辑的李立三，中央红军转移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一个月前被俘遇害的徐彦刚等，也被列在了名单之中。
至于“临时中央”的主席，自然是张国焘自己。
对于所有的与会者来讲，“临时中央”是突然而至的事件。参加会议的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上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
张国焘让朱德表态，朱德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中国和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无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陈昌浩对张国焘另立“临时中央”的举动不知所措。尽管一直对张国焘十分崇敬，但陈昌浩至少清醒地知道，党中央是由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并且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确认。在这样一个荒僻之地，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会议上，仅凭一个人的意志就企图推翻中央，这显然关乎一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许从这一刻开始，陈昌浩心中的政治天平出现了某些变化。而徐向前在会上既不发言也不举手表决。因为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张国焘不得不在会后找到他，小心地探询他的意见。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现在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亲者痛仇者快。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
在以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论内部的争执对立多么激烈，从来没有人试图另立一个中央。作为共产党内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张国焘不可能不知道他这一行为的严重性。因此，在他宣布成立“临时中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敢对外公开。直到两个月以后，在他认为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时，才把这件事用电报的形式正式“通知”中央，而且完全删除了开除并通缉毛泽东等人并重新制定组织名单的事。张国焘说他成立“临时中央”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伸张正义”，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机构和政治作用，“临时中央”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而已。但是，无论张国焘如何狡辩，他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另立“临时中央”的行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分裂事件。
朱德的警卫被撤掉了，康克清找到方面军的保卫部门，保卫干部说：只要总司令跟着张总政委一起活动，就不会有危险。康克清只好去找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董振堂派来的几个同志从此跟随在朱德身边，一直到到达陕北延安。后来，朱德和他的公务员连饭都吃不上了，伙房开饭的时候不通知他们。康克清生气了，说“革命革得连饭都没得吃了”。朱德说：“我们一顿半顿吃不上饭，还不是常事嘛。饿一顿怕什么？”但他还是亲自给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写了一封信。罗炳辉赶快派人送了一袋面来。从此，朱德和他身边的人的吃饭问题，就由第九军团负责了。再后来，又有传言说康克清是朱德的情报员，必须把他们分开。康克清被调到了方面军妇女运动委员会，那里离朱德所在的红军总司令部有二十里远。康克清对朱德说：“我打算一个人北上。”朱德摇了摇头：“你若单独一人行动，正好给他们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在你头上。这一点你没有想到吧？”于是，康克清去妇女委员会报到了。工作中，康克清的身边总有一位叫萧朝英的女红军。后来两个人亲如姐妹时，萧朝英才告诉康克清，她是组织上派来专门监视康克清的，上级还要求她在适当的时候把康克清的手枪缴了，但她听说康克清带过兵打过仗，所以一直没敢这么做。萧朝英问康克清：“如果我真要缴你的枪，你怎么办？”康克清把腰间的手枪一拍，说：“那这支枪可就不客气了！”萧朝英吐了吐舌头：“多亏我多了个心眼儿，要是傻里傻气地听他们的话，说不定会挨你一枪哩！”
刘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的“临时中央”，被撤销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当时他手里有一套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如想取得承认，必须首先和共产国际联系，而一旦让张国焘联系上，定会给中共中央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时刘伯承正在恋爱，他喜欢上了红四方面军中十九岁的女红军汪荣华。在安徽六安参加红军的汪荣华在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她与刘伯承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认识了。两个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汪荣华说：我是普通农家的女儿，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军，只上过一年的私塾和两年的学堂，无论在资历和学识方面都和总参谋长差得太远。刘伯承说：我家也是穷苦农民，因为祖父当过吹鼓手，当年我考秀才的时候还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苦，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文化水平低不怕，我帮助你！卓木碉会议后，痛苦万分的刘伯承找到了汪荣华。他说：张国焘软的硬的手段都使了，现在他不叫我率领部队了，叫我到红军大学当校长。我是带兵打仗的，敌人的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排斥打击和撤职吗？年轻的女红军汪荣华当即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与刘伯承生死相依。刘伯承把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烧了。许多年后他才说：“我告诉了总部秘书长刘少文，把密码烧了。这套密码藏在一本英文版的《鲁宾逊漂流记》里。这件事除了我二人外，谁也不知道。当时如果张国焘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世上谁人能想到，移动中的中国红军会把电报密码藏在一个举世闻名的漂流故事的字里行间？
十月七日，张国焘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
所谓绥、丹、崇、懋，指的是绥靖、丹巴、崇化和懋功。作战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采取“秘密迅雷的手段”，“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随即分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方面军南下夺取成都附近富庶地区的策源地。
具体的作战部署是：部队分成左、右两支纵队，分别由观音桥和党坝沿着大金川两岸南下。右纵队由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第五军共八个团组成，王树声为纵队司令员，詹才芳为政治委员，八日自观音桥出发，沿大金川右岸南下，于十二日占领绥靖，十六日占领丹巴。左纵队由第四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二军和第九军二十七师共十六个团组成，由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十日自党坝出发，沿大金川左岸南下，十三日占领崇化，十六日占领懋功。其中，右纵队的另一部向抚边前进，截断并消灭懋功和两河口之间的敌人，并控制达维一带的道路。同时，以第三十三军的两个团和第九军的一个团组成一个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张广才为政委，驻守在梦笔山和马塘一带，保护位于卓木碉的红军总部的安全。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二七七团以及红军大学留在阿坝，负责掩护后方。
原来红四方面军有五个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后，由于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两个军团被编到了左路军中，现在这里的部队比会合前还多了两个军团。
红四方面军突然掉头南下，完全出乎了川军的预料。
刘湘判断红军一定会在山区建立根据地，于是他开始在大小金川一线部署对红四方面军的防堵。其中，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的两个旅位于绥靖、丹巴和崇化一线，杨森第二十军的四个旅另一个团部署在懋功、抚边和达维一线，邓锡侯第二十八军的一个团扼守抚边以东的日隆关。
大小金川地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易守难攻，不利于大部队运动作战。
十月八日，右纵队的二十五师七十四团首先从观音桥乘船强渡大金川的支流卓斯甲河，但是强渡刚一开始就遇到了对岸川军的猛烈阻击。九日晚，七十四团变换了渡河地点，选择了对岸都是悬崖峭壁的地段偷渡，一举成功。然后红军官兵沿着河岸迅速袭击了位于卓斯甲河下游川军的据点。
由于右纵队出师不利，徐向前立即命令左纵队的第四军从党坝出发强渡大金川。同时，第三十军攻击崇化和懋功，二十七师攻击两河口和达维。第四军在军长许世友的指挥下迅速向南疾进，位于绥靖的刘文辉部的两个团没作抵抗就向南撤退了，第四军于十二日占领绥靖，十六日占领了丹巴。第三十军在李先念和程世才的率领下，于十一日渡过党坝河，十五日占领了崇化。第九军二十七师的推进尤其迅速，他们十五日攻击了驻守在两河口的川军第一混成旅，经过数小时战斗，将这个旅的敌人击溃。敌人逃跑后，二十七师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第二天，追到了抚边附近，歼灭了川军的两个营。抚边城内的川军第三混成旅拆毁了抚边河上的铁索桥，然后全旅望风而逃。二十七师官兵紧急架设浮桥，渡过抚边河后连夜袭击了达维县城。袭击开始的时候，由于红军动作神速，队伍摸进了街道时，守敌还在睡觉。川军第四混成旅旅长高德周从梦中惊醒，顾不得穿上衣服，仅仅穿了一条内裤就开始仓皇逃窜。二十七师穿过达维，继续向东南方向发展，攻克了日隆关、巴郎关等地。二十七师的红军官兵数日内连续奔袭了近五百里，一路出峡谷，渡急流，抢通路，攻县城，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在川军面前造就了红军“急风暴雨般的攻势”。
在川北地区驻防的川军主力部队是杨森的第二十军，下辖六个混成旅及其直属部队，共计二十二个团三万余兵力。而现在，他的第一、第三、第四三个混成旅都处在溃逃中。
二十日，红四方面军包围了懋功并发起了进攻。
懋功附近的制高点全部被红军控制住之后，从北面溃败下来的川军才到达这里。第二混成旅奉命占领后山高地准备收容，但是他们发现后山也被红军占领了。懋功城内的川军守敌一看大势已去，无心恋战，很快就和溃败下来的川军杂乱地混合在一起，逃往周围的大山里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第二天天黑下来以后，躲藏在大山里的川军听说懋功已经完全失守，于是急忙下山继续逃亡。川军下山的时候，用绑腿带连接起来从藏身的悬崖上往下溜，但是没溜下多少人绑腿就断了。第二混成旅六团副团长胡显荣从悬崖上摔了下来，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接着跑，结果跑错了方向，竟又一次看见了懋功县城。胡副团长不敢停下来喘口气，连夜开始往回跑，结果又跑进了大山，从此迷了路，流浪了半年之久才逃回成都。
第二混成旅六团进驻川北的时候，军长杨森亲自接见了团长李介立。在长时间的谈话中，杨军长特别嘱咐李团长：一、要筑起委员长特别看重的碉堡封锁线，以防红军趁夜间从侧后袭击；二、要严防民间妇孺装扮成小商小贩侦察我军情报，然后报告给红军。结果，红军进攻懋功的战斗打响不久，驻守在天全的李介立就看到了从北面垮下来的部队。第二天夜里，懋功四周已经没有了枪声。逃进山里的李团长从悬崖上下来后，跑了一夜，天亮时才看见路边到处躺着跑不动的川军士兵。他追上了旅部，问旅长李君实：“咱们该怎么办？”李旅长说：“红军突袭攻进了懋功，所有的部队都被打得七零八落。红军肯定还会追来，我看咱们还是赶快往后方跑吧。”旅长和团长一起继续往后跑，直到追上了也在逃跑的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才一同停下来喘了口气。两个旅收容了自己的队伍之后，接着开始翻越他们撤退的必经之地——夹金山。李团长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有以下回忆：
到了夹金山上时，荒无人烟，又值冬季严寒，天上大雪纷飞，地上积雪甚厚，官兵又冻又饿，疲惫不堪。特别是夜间，在雪山上集体露营，大雪仍不断地飞落，士兵们都未穿棉衣，通宵达旦只听着“妈呀，妈呀”的呻吟之声。第三天继续在雪山上行军，有的掉队被冻死，有的滚在路旁雪坑里湮没而死。在这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忽有旅部传来通报说：“接到后方军部来电，红军有一部由夹金山本道追来，要赶快通过山顶，才能脱离危险。”这才又鼓起逃命的勇气，加快速度往后跑。被打得惨败溃逃的第二十军已成惊弓之鸟。
至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红四方面军击溃川军六个旅，重创两个旅，毙俘川敌三千有余，“绥丹崇懋战役”胜利结束。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第一个战役目的已经实现，即顺利冲出滞留了数月之久的荒凉贫瘠的西康地区，占领了发动更大规模战役的出击地。接下来，只要翻过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大雪山，把战斗的目标转向东，就可以直接攻击成都盆地的边缘，然后奋不顾身地冲进那块富饶的盆地——那里翠竹滴雨，菜花繁盛，田畦如画，米香鱼肥；那里乡音亲切，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红军官兵决心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新的苏维埃共和国。
红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开始分兵南下的时候，北上的陕甘支队就要走进梦想中的天堂了。红军官兵已经看见了一望无际的黄土沟壑，干燥的西风卷着漫天的沙尘灌满了他们的衣袖。夜晚，官兵们听见归圈的羊群在呼啸的风中咩咩叫着；偶尔，一阵苍凉的唢呐声从很远的地方飘荡而来。所有这些都让来自中国南方的红军官兵们不由得神思凝重——毛泽东站在甘肃与陕西交界处的分水岭上，指着省界的界碑对红军官兵们说：“我们走了十个省，前边是第十一个，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
过了青石嘴，陕甘支队的行军速度明显加快了。尽管各部队都被通知尽量避免与敌人作战，但是，红军的先头部队还是和国民党军碰上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最怕的是红军进入宁夏，因为那里有他的一家老小和他积攒的全部财产，于是他命令他的骑兵团昼夜兼程赶往固原集中，马鸿宾试图把红军北进宁夏的通路堵死。同时，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奉命抽调两个团，自庆阳出发去加强东北军骑兵师的作战。就是这两个团，走到一半的时候，迎头与红军的先头部队撞上了。
红军的先头部队还是四大队。接到敌情报告后，黄开湘和杨成武立即登上一座小山观察，发现两山之间的一道川里，敌人拖着很长的队伍正在行进，看样子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和红军碰头了。黄开湘和杨成武很快制定了作战方案：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连占领右边阵地，另一个步兵连占领左边阵地，然后用两个步兵连和一个侦察连直接向敌人的队伍进行冲击。下达作战任务的时候，杨成武对身边的侦察连连长王友才说：“带着侦察连给我冲上去！”
王友才咧开嘴笑了，答道：“是！”
侦察连连长王友才前几天刚被撤了职。这个二十四岁的广东人，黑黝黝的小个子，入伍前当过海员，经历十分丰富，后来不堪船主的压迫参加了红军。在四大队，王友才是个小“名人”，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他作战勇敢，尤其是战斗经验丰富，只要他在阵地前一看，就八九不离十地知道敌人的薄弱点在哪儿，准确程度简直神了。在中央红军长征路上，他曾率领特务连、三连、侦察连在突破乌江、智取遵义、飞夺泸定和攻打腊子口的战斗中一马当先，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王友才脾气暴躁，最大的缺点是发火的时候不但开口骂人，还常动手打人，因此战士们都很怕他。前几天，部队过回民区的时候，上级下达了“不准吃猪肉”的书面命令，王友才因为识字不多，就让连队的文书念给他听。文书是南方人，浓重的乡音加上一时马虎，把“不准吃”念成“准吃”了。王友才一听可以吃肉了，高兴得跳了起来，马上弄来了一头猪让全连改善了一下伙食。结果侦察连受到了团长黄开湘的严厉批评。团长一走，文书来了，向连长承认是他念错了上级的命令，王友才竟劈头给了文书一巴掌。在红军队伍里，干部打战士是一件很严重的事。王友才因此被撤了职，下放到团部通信排。在通信排里行军的时候他一路念叨着：“只要有仗打，我还是连长！”
杨成武政委听说了这件事，在部队翻越六盘山后，专门找王友才谈了一晚上。直谈得王友才一个劲儿地承认打人不对，以后一定改正，请政委看他的行动表现。
现在，政委又让他带领连队冲锋了，王友才的美好感觉又回来了。
发起攻击的枪声一响，王友才就大叫一声，第一个冲了上去。侦察连的官兵跟着他个个热血沸腾，顺着川道向敌人压了过去。王友才见一个打倒一个，见两个打倒一双，红军密集的枪声再加上铺天盖地的喊声，令敌人顿时团团乱转。四面都是冲下来的红军，一条狭窄的川道，敌人跑都没有地方跑。战斗仅仅持续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王友才红着眼睛在尘土中四处打转，好像仗还没打过瘾似的。
四大队继续前进的时候，恢复了连长职务的王友才走在侦察连的最前面，军帽都推到天灵盖上去了。
杨成武政委看见后对他说：“王友才，打了胜仗，可不准翘尾巴。”
队伍走到一个叫白杨城的地方，看见了几家店铺卖香烟、杂货和馒头。刚接到原地休息的命令，跟踪红军的国民党军飞机又来了。空旷的黄土高原上没有可以隐蔽的地方，敌人的十几颗炸弹丢下来，一些红军官兵负了伤。本来计划要在这里宿营的，但是因为敌机的轰炸，上级的命令改为连夜行军。
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连续不断的黄土沟壑，红军官兵要顺着很陡峭的沟壁溜下去，然后再爬上来。本以为过了这道沟就可以走平路了，谁知道紧接着又是一道巨大的沟壑。红军官兵都说“这比过河还费力气”。
直到又出现了一个村庄，队伍才停了下来休息。这里叫杨家园子，红军官兵发现这里没有水喝。以前都是没有粮食，自从离开江西苏区，这还是头一回没有水喝。红军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去很远的沟壑中弄水，半天才弄回来一桶黄水。村庄里没有粮食，只有土豆可以卖给红军。来自南方的红军官兵没有吃过蒸土豆，土豆蒸之前也没有水洗，因此个个都吃得满嘴是泥。毛泽东也在吃蒸土豆。土豆盛在一只大茶缸里，毛泽东用手抓着吃，边吃边对身边的人说：“吃不饱没关系，供给部已经出发到前面办粮食去了，走到孟家园就有饭吃了。”
杨家园子到孟家园三十里，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各部队相继到达，散布在这个村庄的四周宿营。孟家园附近有条小河，村子较大，村里还有一座教堂。先头部队没收了当地一家地主的一百多只羊，又筹集了一部分小米和面粉，于是各部队开始做饭。热情的百姓帮助红军杀羊，官兵们吃了一顿羊肉和小米饭，人人都吃得很饱。面粉被做成馍馍带上作为干粮。上级决定在这里多休息一天，为的是让各单位分批去河里洗澡和洗衣服。但是，红军官兵洗着洗着，敌人就来了。
枪声从环县曲子镇方向传来——国民党军大约一个师已经从那个方向悄悄迂回了过来。红军两个连的警戒部队顽强阻击，把敌人死死顶住，身后各部队宿营地紧急集合的号声此起彼伏。巨大的黄土沟壑起了作用，红军部队都下到了沟里，然后绕道向河连湾方向转移。为了摆脱敌人，部队连续行军，不能吃饭更不能休息，一个昼夜之后，在接近河连湾的时候，行军突然停止了。前面传来消息说，先头部队遇到了一座堡垒式的村庄，有地方民团守着，正在攻打。
疲惫不堪的红军官兵纷纷坐在路边开始吃干粮。
不久，消息又传来了：一连连长毛振华牺牲了。
所有在吃干粮的红军都停了下来。
毛振华，中央红军中著名的战斗英雄。
四大队的先头连攻打的是一个土围子，相当于一个营兵力的一股民团和地主武装藏在里面向过路的红军打冷枪。
等杨成武到达那里的时候，毛振华一动不动地躺在一间土屋的门口，脸上全是血——子弹是从他的额骨打进去的。
杨成武把手伸进他的军衣里，毛振华的身体还是暖的，但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杨成武对指导员喊：“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指导员哽咽着说：“战斗一打响，他就要上去……”
杨成武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这个仗完全可以不打，把敌人围起来用火力一压制，部队就可以过去了！”
毛振华，红军强渡乌江的时候，他是突击队队长，带领突击队率先偷渡过去，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了一夜；红军攻打腊子口的时候，他率领一连官兵攀上绝壁，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发起了攻击。他是上了红军《红星报》的战斗英雄，中央红军中没有人不知道他。他原是红一军团四团一营三连连长，红军突破乌江后，他成为四团一营一连连长，由于四团总是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因此四团一营一连连长毛振华可以说是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前锋。
卫生队军医范英武和李智广小心地为毛振华擦去了脸上的血，把他被鲜血染红了的军衣脱了下来，换上了一套干净的军衣。这套军衣是从毛振华还挎着的小包袱里拿出来的，军衣在小包袱里叠得很整齐。官兵们知道打腊子口的时候毛连长穿的就是这套军衣，因为那上面还有攀绝壁时磨出的窟窿，几天前毛振华刚刚把这套军衣洗干净收起来——走过了千山万水的红军连长毛振华，倒在了距离革命根据地仅仅还有几天路程的地方。这一年，他刚刚二十岁。
风沙漫卷，月光黯淡。一连的官兵全来了，其他连队的官兵也来了。毛振华被安葬在这里最高处的黄土坡上。黄开湘说：“我们谁也不要忘了毛连长，胜利的时候我们都来给他上坟！”
黄开湘和杨成武共同在那堆隆起的黄土前立了个木牌，木牌上写着：毛振华同志之墓。
拂晓时分，部队继续上路。
所有路过这里的红军官兵都会朝那块木牌望一眼。
国民党军骑兵部队始终是红军的一个威胁。
连续行军的红军没有力量与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骑兵不断作战。毛泽东说：“没有作战要求，避免和敌人发生战斗。”——这是这支接近了最后目的地的万分疲惫的队伍最明智的选择。
红军官兵们不断地问：“陕北到了吗？陕北苏区在哪里？”
红军队伍前进，东北军的骑兵也前进；红军的队伍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在经过一个叫铁脚城的村庄后，红军的队伍上了山，竟然看见东北军的骑兵与他们只相隔一个山头并行着走。两军互相戒备，但谁也不开枪。彭德怀和叶剑英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红军部队就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观察了好一会儿，彭德怀对红军官兵说：“快走吧，天快黑了。骑兵不会靠近我们。他们的马没水喝，走不动了。”彭德怀的话很快被传给了每一个担心敌人骑兵的红军，官兵们一下放心了，因为这是彭老总说的。
果然，东北军的骑兵没有靠近，也没有跟上来。
部队上了山。
这座山就是甘肃与陕西交界处的分水岭，当地人叫老爷山。
这里也是白区和苏区的分界。
这时，一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红军便衣侦察员遇到了几个可疑的人。狭路相逢，那几个人首先拦住了红军侦察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侦察员回答的时候江西口音很重：“做买卖的。”“听口音你们是从南方过来的。”“是的，那又怎么样？”双方小心地互相打量着，拐弯抹角地问些无关紧要的话，最后，红军侦察员突然说：“你们是陕北红军？”对方脱口而出：“你们是中央红军？”
这是徐海东派出来寻找中央红军的手枪团的官兵。
后来双方都说，一看就知道对方已经走了很长的路，面黄肌瘦的。
双方握了一下手，交换了些情况后，匆忙分开，各自返回了。
老爷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古老的庙宇，里面有三个和尚。这座庙在甘肃、陕西和宁夏很有名，春天的时候，三省的善男信女都爬上山来烧香。现在，老爷山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官兵，供三个和尚吃水的一个小小的储存雨水的水池显然不够用，于是红军在水池边加了岗哨，每个连队只给两担水，每个战士只分到一茶杯水。因为长途行军，口干舌燥的官兵一下子就把水喝光了，结果做饭没水了，只好派人到很远的山沟里去做饭，因为那里有水，饭做好了再挑上山来。官兵们吃完饭已经半夜了，全部露营在庙宇外面。司令部和电台人员住在殿内，叶剑英和蔡树藩等人就睡在佛像的脚下。
第二天，下了老爷山就进入了陕西境内。
五匹快马带来了令红军官兵万分喜悦的消息。马上的青年个个身强体壮，挎着驳壳枪，头缠白毛巾，下马便问毛泽东在哪里。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回答：“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一封信。”
“老刘”就是刘志丹！
看了信的毛泽东对红军官兵们说：“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同志来迎接我们了。”
接下来的行军情绪激昂。各路纵队靠得很近，最后就都走到一条路上来了，因此队伍拉得很长，黄土大道上烟尘飞扬。
由于队伍拉得太长，前边还在唱歌，后面却出了事：一队东北军骑兵突然横着冲过来，把走在最后面的干部团的两个连和收容队截断了。干部团里多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连排长，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命令他们打上一仗，把这条讨厌的尾巴彻底割掉。他们利用骑兵不能下沟的弱点与敌人周旋，双方的射击都很猛烈，骑兵在沟上，干部团在沟里，红军在纵横的沟壑中转来转去，射出的子弹每每出其不意。天黑了下来，干部团终于把东北军的骑兵队打跑了，战斗中一位排长和十几名战士牺牲。等到干部团归队之后，三纵队因为宿营地距离敌人的骑兵太近而临时作了移动，全体红军官兵露营在山坡上。半夜里下起了雨，山坡上的红军官兵在雨里坐了一夜——这是他们万里长征到达目的地前的最后一夜。
行军命令：宿营地吴起镇。
吴起镇，注定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名字的一个陕北小城。
天亮的时候开始行军，在晴朗的天气中走了大半天，红军在一个小村庄稍事休息，然后命令来了：继续前进，吴起镇距此二十里。
那二十里路令所有历尽千难万险活下来的红军官兵永生难忘。
成仿吾回忆道：“我们高兴极了，像小孩子一样向吴起镇跑去。”
尘土飞扬中，那个小镇在红军官兵的视线里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