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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他困得支持不住了。凌晨三点他就醒了,九点钟来到这所恢复治疗中心,一直待到现在。科勒带领病人们做早饭、洗碗碟。十点钟,他打发四个病人做些零工,和员工讨论病患,以及调解病人之间的小纠纷。
剩下的时间他得照料另五名病人,他们有的没被雇作帮工,有的在休息——今天是星期天。科勒和这几个年轻的男女病人分别进行心理治疗谈话,然后分派他们进行日常家务事。他们分成小组去做对正常人来说极为简单的工作:削马铃薯,洗生菜,打扫门窗、洗手间,将垃圾分类处理,互相大声朗读。病人们有的低头皱眉一本正经地完成了任务,有的咬嘴唇、揪眉毛,哭着喊着不肯干。但是最后都把事情做完了。
后来就出事了。
吃晚饭前,罗尼犯病了。他旁边的一个病人用电动罐头刀打开一个金枪鱼罐头,罗尼惊叫着逃出厨房,引起连锁反应——好几个病人都歇斯底里发作。科勒医生终于维持住秩序,让他们坐下来,跟他们一道吃饭。吃完饭,洗了碗碟,收拾好房间,做完游戏,又经过详细商量决定该看什么电视节目。最后病人就着果汁吃药片,或是喝下柑橘味道的氯普马嗪。这就该睡觉了。
科勒顺着一层楼的过道走去,跟还没睡觉的病人道晚安——他们正和在休息室看电视的夜班护理员聊天。
从打开的窗子吹进来一阵微风,科勒不由得信步走到户外。已经十一月了,今晚天气却暖和得出奇。这使他想起在杜克大学医学院就读高年级时的一个秋夜,他从联合航空公司波音七三七客机上走下来。那一年他经常往返于拉瓜地亚机场和罗利—杜拉姆机场之间。那一夜他从纽约度完感恩节回来。假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曼哈顿的玛瑞山精神病院度过的。接下来是星期五。他在父亲的办公室,听他侃侃而谈。老先生坚持要儿子学内科——甚至说,如果年轻人不按他的设想选择专业,他就不出钱供他念书了。
第二天,年轻的迪克·科勒对父亲的盛情招待道了谢,就乘当晚的飞机回到学校。星期一学校开学,上午九点他到财务处申请了学生贷款,以资助自己继续学习精神病学。
科勒又打了一个大哈欠,心里想着自己的家——离这里半小时路程的一套公寓。这儿是乡郊地区,他本可以买得起一间大宅第,但他宁肯为工作方便而牺牲住宅的宽敞。他不用修树剪草,不用粉刷装饰。他只希望有一块安然独处的小窝。
科勒的公寓套房坐落在山上,窗外白天是一片片树林、田野,夜间是波里斯顿的万家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