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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收割庄稼的工作并不陌生。朱德从井冈山起就与战士们一起下地劳动，现在，他不但自己收割，而且还自己把收割的青稞挑回来。中央纵队中年龄最大的徐特立老人负责用手搓青稞粒。部队组织起一个粮食运输队，把搓好的青稞给发生粮食危机的部队送去。
青稞粒用清水煮了就能吃。
但这种颗粒非常不好消化，往往整粒吃进去再整粒排出来。
在马河坝，红军官兵让青稞粒弄得肚子很难受，而毛泽东则让李富春发来的一封电报弄得心情很难受。李富春在电报中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提出了解决组织问题的要求。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共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慰问团去的地方叫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所在地。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
张国焘对这个慰问团有点不放心。或者说，他对目前的中央有点不放心。
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并且，他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应该就是“权力”二字。这种变化很可能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要隘到达茂县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随着两支红军终于共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会合的可能性已经日趋明显，因此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这个判断一旦清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党内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会合之时，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苏维埃事业受到严重挫折，红军的兵力受到严重损失，这说明中央的政治路线出了问题；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制定路线的中央就要有人承担责任；有人承担责任就会引起高层领导的分化，高层领导一旦出现分化就要有人站出来重新主持局面；有人站出来主持局面，就会有新的领导人产生。在眼前这种形势下，谁将是中共中央乃至中国红军的最高领导者呢？
张国焘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张国焘认为，遵义会议只局部地解决了军事指挥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