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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没有解决根本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很可能是因为严重的军事危机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回避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的政治危机。但是，毛泽东对最高领导权的渴望是明显的，结果有人对他的领导权提出了质疑，从而导致了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接着召开了会理会议。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期间曾对张闻天说过这样的话：
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国焘所说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理解为两个内涵：一是应该承认中央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中央，到了该清理其错误的时候了；二是中央红军已经损失过半，应该承认拥有近十万兵力的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或者直接说就是承认他张国焘的领导地位。其实，这也正是毛泽东对张国焘会因兵强马壮而产生政治野心的巨大担心。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广泛散布自己的观点，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责任在中央”等等。同时，他试图利用一、四方面军官兵之间发生的摩擦来扩大对立情绪。张国焘首先需要统一思想的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和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与徐向前的谈话令张国焘大失所望。徐向前晚年回忆说他那时因不满已久正在“闹调动”：
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在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敢把话直接向徐向前说白了，只能用“中央的北进决定是否明智”来试探虚实。徐向前虽然并不清楚张国焘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