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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我的老家。”
她父母和哥哥、姐姐遇害的地方。
“我们要去见内格尔先生，他跟现在住在那里的家庭谈过了，他们同意让我去看看。”
“这是他的主意吗？”丹斯准备打消女孩的这个念头，而且知道内格尔一定会让步的。
“不，这是我的主意，”特雷莎说，“我只是，你知道的，只想去看看。他正打算来纳巴找我谈谈。为了那本书，《睡偶》。这就是书名。有人肯为你写书，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奇特啊？”
玛丽·波林什么也没说，但她的身体语言——微微抬起肩膀，又动了动下巴——立刻告诉丹斯，她不想去看那幢房子，而且曾经和特雷莎争论过这个问题。
通常，在重大的人生经历之后——例如“佩尔家族”成员的重聚，或者特雷莎此行来帮助抓获杀害她全家的凶手的经历——往往能看出当事人根本性的变化。但这也不是经常发生的；丹斯认为，目前的情形就没有任何变化。她发现，毫无疑问，自己面前站着的两个人依然一成不变：一个呵护备至的中年女性，个性生硬，但却替别人承担起父母的重任；一个典型的随心所欲的花季少女，冲动之下做出了勇敢的举动。她们曾就如何度过今晚发生过争执，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女孩获胜了，但当然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然而，出现分歧并解决分歧的过程或许预示着成长的步伐。丹斯心想，这就是人们发生改变的方式：循序渐进。
她和特雷莎拥抱了一下，跟她姨妈握握手，祝她们一路平安。
5分钟后，丹斯回到加州调查局分局的总部。
玛丽埃伦·克雷斯巴赫给她送来一杯咖啡和一块燕麦饼干。她走向自己的办公室，踢掉已经被海水泡坏了的阿尔多皮鞋，从壁橱里拿出另一双鞋：“琼·大卫”牌凉鞋。然后伸了个懒腰，坐下来，抿了一口浓咖啡，在桌子上寻找吃剩下的一包MM巧克力豆。
那是她几天前放在这儿的。她很快就把它们吃光了，又伸了个懒腰，然后看着孩子们的照片。
还有她丈夫的照片。
她多想今晚能躺在他身边，跟他谈佩尔的案件。
哦，比尔……她的电话响了。
她瞥了一眼显示屏，心里咯噔一下。
“你好。”她对迈克尔·奥尼尔说。
“你好。刚得到消息。你还好吗？听说发生了枪战。”
“佩尔的子弹从我身边擦过。就是这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