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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那位想对孩子表示友好的女人供养她，让她做点针线之类的活计。金鱼眼放出来以后——他在教养院里举止行为无懈可击，他们认为他的毛病给治好了，便在五年后把他放了出来——每年会给母亲写两三封信，先是从莫比尔，后来是新奥尔良，再以后是孟菲斯。每年夏天，他回家去看她，穿着紧身黑西服，颇为富裕，不声不响，瘦小黝黑，不愿跟人交往。他告诉她他的职业是做旅馆的夜间接待员；由于职业关系，他跟医生和律师一样，要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
那年夏天，他们在他回家途中逮捕了他，说他在某时在某城杀了人，其实，当时他在另外一个城市杀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赚了钱可不知拿钱做什么，应该怎么花，因为他知道酒精会像毒药一样使他送命，他没有朋友也从来没跟女人打过交道，明知道他永远不可能——于是他说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便打量起警察被杀的城市里那所监狱的牢房，那只自由的手（另一只手跟把他带到伯明翰来的警察的手铐在一起）摸索着从外衣里找香烟。
“让他把他的律师找来，”他们说，“让他把肚子里的事儿都说出来。你要打电报吗？”
“不要。”他说，冷漠柔和的目光短促地扫了一眼那张行军床、墙高处的小窗户和带铁栅的房门，光线正是透过那里射进屋的。他们解下手铐；金鱼眼的手动了一下，仿佛从稀薄的空气里轻快地抖出一个小火苗。他点上香烟，掐灭火柴往门口扔去。“我要律师干什么？我从来没在——这个破地方叫什么名字？”
他们告诉他。“你忘了，是吧？”
“这下他可再也忘不了啦。”另外一个人说。
“只是他会在明天早晨才想得起他律师叫什么名字。”第一个人说。
他们走出去了，留下他躺在床上抽烟。他听见砰砰的关门声。偶尔他听见其他牢房传来的说话声；走廊另一头某个地方，有个黑人在唱歌。金鱼眼躺在单人床上，穿着精光锃亮的小黑皮鞋的脚交叉着。“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
第二天上午，法官问他是否要个律师。
“要来干吗？”他说，“我昨天夜里就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不怎么喜欢你们这个城市，不会平白无故地带个陌生人上这儿来的。”
法官同法警走到一边商量了一阵。
“你最好找个律师。”法官说。
“好吧。”金鱼眼说。他转过身去对屋子里的人说：“你们这些家伙里有没有人想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