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忆回来了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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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卡吉·米什拉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
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Nils C. Ahl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五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