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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还厚颜无耻地以为我们不仅会“刊登”他这些愚昧无知的疯话，而且还（绝对会）为此支付稿酬！
真是荒唐！真是可笑！而我们倒真想把他所写的这堆荒谬之辞一字不改地公之于众，以惩罚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蹩脚诗人。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严厉的惩罚，而要不是考虑到这样做会倒读者胃口，我们真会把这种惩罚付诸现实。
请“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今后把诸如此类的诗作寄给《无聊话》《棒棒糖》或者是《闹哄哄》。他们会予以“发表”。他们每个月都“发表”这种废话。请把废话寄给他们。我们不可能心安理得地蒙受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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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是一场灭顶之灾。而对于《无聊话》《闹哄哄》和《棒棒糖》，我压根儿搞不懂他们怎么能幸免于难。他们被排成小得不能再小的七号铅字（这种很伤感情的挖苦暗示了他们的卑微、他们的渺小），而用大号字排成的“我们”则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哦，这太尖刻了！这是痛苦之源，这是烦恼之因。我若是这些刊物中的任何一家，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依法对《大笨鹅》起诉。根据《禁止虐待动物条例》，这场官司说不定能够胜诉。至于奥波德多克（他何许人也），这次我对那家伙完全失去了耐心，对他的同情也荡然无存。他毫无疑问是个白痴（他究竟是谁），他罪有应得，他自作自受。
这次古为今用的实验结果首先使我确信了“诚实乃上策”，其次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假若我不能比但丁先生、那两个盲人以及其他老前辈写得更好，那要想比他们写得更糟至少是一件很难的事。于是我鼓起勇气，决定无论付出多少努力与艰辛也要坚持“完全独出心裁”（就像他们在杂志封面上说的那样）。我又一次把《牛虻》报编辑那首光辉灿烂的《鲍勃油之歌》作为楷模放到了眼前，决心以同一崇高的主题写一首颂歌，与已经有的这首争奇斗艳。
写第一行时我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困难。这行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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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首关于“鲍勃油”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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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待我小心翼翼地把所有与“歌”字押韵的单词都查过一遍之后，我发现这首诗不可能再写下去。在这进退维谷之时我求助于父亲。经过几小时的冥思苦想，我们父子俩终于完成了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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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首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