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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坐在这里,他还要设宴款待,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天下大势。
我们不要理会他们的阴谋诡计,越是这样越要走出去,要让各界人士了解我们,支持我们,走群众路线,听广泛意见,影响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在延安方面提出的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之后,延安方面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委员长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而委员长则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二十四师为其基数呼?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
在委员长看来,和人依旧是“匪“,之所以还要与延安周旋,正像他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那样:“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谈判就这样拖拉但却忙碌中进行着,周先生他们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还有和谈的希望,他们就必须坚持下去。
在这期间统帅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延安的基本主张。
周先生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延安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双方代表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等问题。
10月9日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