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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委员长告别并进行了一次长谈，委员长颇为感慨地说：“我们都要老了，五十多岁了，还能有多少时间？你我之间的问题，始终都要解决，始终要搞出个名堂。否则的话，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何以对天下百姓？
你要走，我也留不住你，还是那句话：你我携手合作，这天下事就会好办很多。我们彼此保重吧。”
10月11日，统帅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委员长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回想起他和在重庆的多次接触，委员长觉得延安的这位领袖越来越不好对付了。对于国家的未来，更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并且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延安，战胜那个喜欢吸烟的湖南人。
委员长一生作过许多错误的判断，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委员长非但没有能够控制，没能够战胜延安，相反，倒是延安在三年的时间里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将他永远地赶到了海峡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