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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当然不是饭塚容的责任，这是命运的责任，就像每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本书也有自己的命运。我在日本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活着》，这和张艺谋的电影在日本院线上映有关，饭塚容好像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翻译完成了。那是二〇〇二年，由角川书店出版，第一版印了八千册，几年以后才卖完，角川书店没再加印，他们本来是指望电影可以带动小说，结果并不理想，他们放弃了这本书，也放弃了我这个作者。
另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兄弟》。这本书的日文译者是泉京鹿，我其他六本书都是饭塚容翻译的。文艺春秋当时对《兄弟》寄予厚望，专门邀请我去东京做宣传，提供头等舱机票，住在东京最贵的酒店里，还在《读卖新闻》上做了大幅广告。他们花了很多钱，可是《兄弟》只售出了两万套（分上、下册），一万套单行本，一万套文库版。文艺春秋非常失望，他们期待的销售数字应该远远高于两万套。我作品的命运之舟驶入日本后在角川书店搁浅了第一次，在文艺春秋搁浅了第二次。
然后我来到了河出书房和岩波书店。我曾经希望角川书店是我在日本的出版社，此后又希望文艺春秋是，现在我希望河出书房和岩波书店是我在日本的出版社。八千册和两万册的销售对于河出书房和岩波书店来说已经很多了，他们会很满意，为何角川书店和文艺春秋不满意？原因很简单，前者希望借助电影让《活着》畅销，后者投入很多宣传费用希望《兄弟》畅销，结果都没有畅销，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我知道这不是《活着》和《兄弟》的命运，它们应该是自由成长的命运，不应该是拔苗助长的命运。《活着》最早在中国出版时只印了两万册，几年都没卖完，一九九八年以后突然受欢迎了，现在总的销售量超过七百万册了。《活着》英文版二〇〇三年出版时，美国兰登书屋的编辑认为能售出五千册就很好了，结果超过了五万册。法国的Actes Sud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开始出版我的书，一本又一本，一直销售不好，直到二〇〇八年《兄弟》的畅销，把此前的书也带动起来。美国兰登书屋和法国Actes Sud都不指望电影什么的来带动书的销售，也不花钱做宣传，所以他们对我很满意。
我的书在韩国也是自由成长的命运。在此我要感谢白元淡教授，一九九七年她把我的《活着》带到了韩国，带到了绿林出版社。还有崔容晚先生，他翻译了《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和《兄弟》等。还有李旭渊教授，还有金泰成，还有其他译者，有的我认识，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