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约翰·基根)_插曲2：防御工事（1 / 2）_战争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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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战车的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所向披靡的侵略者。侵略反过来刺激了防卫，尽管有时两者的力量并不对等。在和平的文明已经开始蓬勃发展的世界中，战车御者和在他们之后的骑马民族的到来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在我们审视他们造成了何种变化之前，应当研究一下富饶土地的居民为保护自己从大自然那里收获的果实不受抢劫蹂躏，采取了什么办法。

耶利哥的考古发现证明，第一批农耕者有办法保护家园不受敌人侵犯，但敌人到底是谁却无从得知。他们是定期来犯，以抢夺存粮为目标的强盗吗？还是自己想种田，觊觎耶利哥的田地和永久水源的人？或者只是以烧杀抢掠为乐的匪徒？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惯于野外生活的人很少愿意安顿下来种田，也不知道怎么种。另外，虽然历史上不乏无意义的破坏行为，但抢劫的人一般都明白，靠抢别人收获的粮食为生比简单地抢劫掠夺好处更大。如果在耶利哥发生的是第一种情况的话，那么也许就不能仅把耶利哥的城墙和塔楼视为防御工事的三种形式中的第一种——避难所，而也应把它们看作防御工事的第二种形式——据点。

据点不仅是躲避攻击的安全藏身地，而且是积极防卫的中心；防守者在里面可以免遭突然袭击，也不会被敌方兵力上的优势所压倒，还可以以据点为基地，冲出去打退进攻者，把自己的利益所系地区控制在手中。据点与周边的环境有着共生的关系。避难所仅能提供短期的安全，只有当敌人无法久留或只找容易的目标下手的时候才有用。最好的例子是中世纪时期在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海岸边的高山峻岭上修建的“山顶之城”，那是用以躲避海盗来袭的。相比之下，据点所在地区必须有足够的物产，平时能养活一个军营的人，自身也要足够坚固、足够宽大，一旦有敌来犯，能装得下全军营的战士，给他们提供给养和保护。因此，建造者必须拿捏好分寸，不能为了省钱或轻敌而把据点建得太小，但又不能建得太大，造成人手不足，无法全面守卫据点的局面。派出十字军进行东征的那些王国就总是招不到足够的兵士去守碉堡，特别是在它们开始衰落之后。

据点和避难所的分别还在于它们各自的特点。避难所只要足够坚固，使攻击者感到要攻下它太费力气，因此知难而退就行了；住在用栅栏围起来的村子里的马陵人或躲在山顶堡垒中的毛利人不会遭到“突袭”或“群战”，因为他们的敌人没有围城的器械，也没有足够的给养，无法长时间在外作战。据点一般只有较为先进富庶的社会才修得起，作为据点的城堡必须顶得住自带粮草或能保证供给，并使用攻城器械的敌人的攻击。因此，据点墙内应当有水源，特别是如果建立据点的一个目的是保护牲畜的时候，另外当然还应有仓库和居住的地方。至为重要的是，它必须为守军提供积极防御的条件——要有能控制战场局面的作战平台以及坚实的城门，一俟时机合适，即可打开城门发动反击。

在火药发明之前，所有对据点的进攻都必须近距离进行。顾名思义，登城这种借云梯攀上城墙的最简单的攻击属于近距离进攻，但后来工兵行话中的“有计划围城”，即挖陷坑、使用攻城槌或投石机、建起攻城的高台等等，这些也都必须在近距离内进行。首先需要指出，用投石机常常费力不讨好，厚实的城墙能够轻而易举地承受依靠平衡重或反扭弹簧的机器发射的石块。而且，这类机器的投掷角度也无法使所投掷的石块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用火药发射的炮弹比过去所有的投石机器都更高明，因为它是平射，可以打击城墙底部，最容易使城墙坍塌。

因此，设计者总是力图把据点设计得使敌人难以接近城墙底部，给守军提供优势作战位置。耶利哥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个特点是，在城堡建筑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它的建造者似乎就预见到了它将面临的一切危险，为它提供了抵御所有危险的保护。无水的护城壕使敌人无法接近城墙墙根，同时也是杀敌的场所（在一个土壤渗透力不那么强、水蒸发得不那么快、水源更加充沛的环境中，也可以挖一条有水的护城河）。城墙有三人多高，任何想攻城的人都必须使用云梯，站在云梯上打斗可是非常不稳当的；城墙也可能带有作战的平台。最后，高踞于城墙之上的塔楼更使守军居高临下，占尽优势。

从耶利哥的建立到火药发明的8000年间，防御工事的3个特点——城墙、壕沟、塔楼——一直保留了下来，没有增加新的特点。原则一旦确立，后来的一切改进都不过是在耶利哥建造者的设计基础上进一步精益求精，如在据点的内墙外加盖外墙，称为“多层防护墙”；沿壕沟边设置障碍（耶利哥的人可能也这样做了，但证据已湮没无存）；在据点内再盖碉堡，称为“主楼”或“堡垒”；塔楼建在城墙的外墙上，而不是内墙上，以便于从侧翼作战；在特别重要的地区，据点之外还修建单独的工事。这些工事本身就是小型据点，它们的目的是为大据点守门，或占据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一切有利地形。然而，总的来说，后来修建城堡的工程师对耶利哥的设计的改进并不比后来的印刷商对古登堡的《圣经》改进得更多。

据点通常由小型主权政体修造，或者是主权政体分裂后的产物；在中央权威尚未建立，或虽然存在但自顾不暇，或业已崩溃的时候，据点就会大量涌现。古希腊人在现代土耳其和西西里海岸上修建据点来保护他们在殖民早期建立的各个商业定居点；诺曼人在英格兰大兴土木。从1066年到1154年间，诺曼人可能建造了900座大小不一的据点，小的用1000个人工日就能造好，大的则需要24000个人工日。修造这些据点的目的是要加强诺曼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罗马人在“撒克逊海岸”建造的据点，如里卡尔弗城堡和佩文西城堡，为的是不让条顿海盗趁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力量衰退之机来进犯英格兰东南方的海岸线。不过，撒克逊海岸的城堡其实不是单独的据点，而是防御工事的第三种形式——战略防御——的组成部分。有的战略防御是连绵不断的，哈德良长城在维护良好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但更经常的是在防线上建立单个的据点，如果敌人发动全线攻击，可以彼此呼应配合，御敌于防线之外。战略防御的性质决定了它耗资巨大，无论是修建，还是维护和驻防，都所费不赀；它是社会富饶和政治发达的标志。

苏美尔各个高墙深壕的城邦被萨尔贡收归中央控制之下后，可以说形成了一套战略防御体系，不过这套体系不是有意计划建成，而是逐渐自然形成的。第一套有计划修建的战略防御体系似乎是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的法老自公元前1991年起修造的努比亚碉堡线。这条碉堡线最终完成后，沿尼罗河从第一瀑布到第四瀑布绵延250英里，两边的尼罗河和沙漠尽在掌握之中，各个碉堡之间也许是通过烽火信号守望相助。考古发现再次证明，那里的工事设计已经具备了战略防御的所有要素；后人只是因循了这些要素，并未添加任何新东西。最早建立的碉堡坐落在第一瀑布附近，那里的河谷地方宽阔，可供人务农为生；建造碉堡就是为了保护农田，并扼守大河。埃及人进入野蛮的努比亚和狭窄得多的上尼罗河地区之后，也在那些地方修建了碉堡，这些后来的碉堡主要用于军事用途。留存下来的文字记录表明，尼罗河上游的碉堡是作为真正的军事前沿而设计的。辛努塞尔特三世（Senusret Ⅲ）法老立了一座自己的雕像，并立碑写道：“我比祖先向南航行得更远，划定了边界。我扩大了祖辈留下的疆土。我的儿子谁若能维持这片疆土……他就是我的儿子，是天潢贵胄……但谁若丢掉这片疆土，不肯为它而战，他就不是我的儿子。”这段铭文是在塞姆纳的一座碉堡里发现的，时间是公元前1820年。辛努塞尔特自立的雕像没有找到，但在同一座碉堡里发现了把他作为神来供奉的雕像，时间估计为公元前1479—前1426年间。这清楚地证明，他的子孙后代铭记住了他要他们保住他赢来的土地的告诫。

古埃及人在努比亚的边疆政策成了后来各处帝国的样板。塞姆纳建造了3座碉堡，在河的两岸形成掎角之势，还修建了水渠从河中引水；碉堡面向陆地的一面修了几英里长的泥砖墙保护向南的道路。3个碉堡都设有很大的谷仓，其中两个谷仓的储量足以供应数百人一年的口粮；存粮也许靠位于阿斯库特的后方供应中心来补充，那是一座岛上堡垒，显然就是为了储存粮食而建的。另一段铭文说明了守军的职责：“防止努比亚人由此……向北方去，无论是步行还是乘船，也防止他们赶着牲口经过此地。去伊肯从事贸易或递送官方信件的努比亚人不在此例。”在碉堡前方的地带，一支由努比亚的沙漠民族麦加人组成的埃及沙漠巡逻队定期进行巡逻。（在底比斯发现的写在莎草纸上的《塞姆纳快讯》上登载有一份典型的沙漠巡逻报告：“派去巡逻沙漠边缘的巡逻队……回来后向我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队32个人和3头驴。’”）在印度西北边境作过战的英国军人对埃及人此一做法必定有所会心。英国人也采用了和古埃及人一样的做法，他们在印度设有行政区，里面驻守重兵保护区内的居民；另外有前方区，区内建有纯用于军事目的的碉堡，里面驻扎着军队；再往前是“部落”区，在“部落”区内，英国人只管保护道路，管理周边地方的责任则交给部落民兵，如开伯尔步枪团（Khyber Rifles）和托契侦察队（Tochi Scouts），可那些民兵与这一整套复杂的防御结构要防备的人属于同一族群。

耶利哥城和第二瀑布碉堡的蓝图在世界各地一直沿用下来，这并不值得惊奇；就连它们建成得那么早也应是意料中事。人一旦开始琢磨把有数的几个建筑和城镇规划的要素纳入自卫体系，就必然会造出耶利哥或塞姆纳碉堡群；同样，人一旦认识到，要想控制文明和野蛮世界之间的边界地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收买边境另一边的人，利用心理因素把偷猎者变为猎场看守人，也会马上把这个办法付诸实施，所以才有了麦加巡逻队和开伯尔步枪团。

然而，若是以为耶利哥和塞姆纳城防的基础原理传播得既远且快，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时的耶利哥人民生活富裕，第十二王朝的法老更是财力雄厚。但直到进入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很久之后，其他的地方仍是地广人稀、民生艰难。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带有城防的居住点才普及开来。考古学家在旧士麦那发现了一座建有防御工事的希腊居住点，它建于公元前9世纪，外面围有防御墙，还用凿好的石块建起了棱堡；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和波兰的比斯库平这样相距遥远的地方都发现了公元前6世纪建造的有围墙的居住点。山顶城堡在英国屡见不鲜，称为“铁器时代要塞”，现已发现了2000处；在欧洲的东南部，类似的山顶城堡可能早在公元前3世纪即开始建造了，不过到了公元前1世纪才真正推广开来。它们到底是早期的城镇，还是临时避难所？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促成了它们的修建？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们也许和毛利人的堡垒一样，由社会的部落化所促成，因为比邻而居的群体要保护自己可搬动的货物免遭抢劫；可是对此我们无法肯定。我们只知道，防御工事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从欧洲的东南部传到北部，同时，随着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离开家园驾船到别处去建立贸易殖民地，地中海和黑海沿岸也出现了带防御工事的港口。防御工事无疑是随着贸易传播的。研究史前城市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皮戈特（Stuaart Piggott）就提出，在地中海沿岸带有防御工事的港口和法兰西以及德意志内陆的山头要塞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双向贸易通道，向北方运去的货品有酒、丝、象牙（甚至还有猿猴和孔雀——史前时期，阿尔斯特的一个国王就得到了一只巴巴里猴子），运回来的物品则是琥珀、裘皮、皮革、腌肉和奴隶。

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在地球的温带地区，防御工事已经是星罗棋布。中国早期的城镇是没有围墙的。黄土平原上缺少树木，所以就连建造城墙的基本材料都付诸阙如。但是，商朝建立了最早的中央政权时（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中国出现了夯土城墙；有意思的是，商朝的表意文字中代表城的符号“邑”是一个堡垒加一个跪伏的人形，说明碉堡在中国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既是防御工事，又有控制社会之用。在古希腊，米诺斯文明崩溃后的黑暗时代结束后，新兴的城邦自然而然地高筑城墙；位于现代意大利的城邦也如法炮制，古罗马当然也是一样。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挥师穿过波斯去征服印度时，只要在有居民点的地方作战，军师们就会预料那些地方一定有据点阻拦大军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