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一条普遍原则仍然适用，即众多的据点意味着中央权威力量薄弱，甚至荡然无存。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5—前325年之间至少打了20次围城战，但没有一次是在波斯帝国的国界之内；波斯帝国根据大国的国防原则，通过集中防卫边缘地区来保护内地。亚历山大大帝同波斯军队在格拉尼卡斯、伊苏斯和高加米拉的3次战役都是在开阔地上进行的。只有当他征服波斯后，进入波斯和印度之间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地区时，他才又用上了公元前334—前332年间突破波斯帝国边界时常用的围城战术。古罗马人在建立帝国期间，围城战打了一场又一场；从公元前262年第一次布匿战争拿下西西里最早建立防御工事的港口阿格里真托，到公元前52年，恺撒的军队攻陷凯尔特人在阿里西亚建立的一处巨大的山顶要塞，推翻了韦辛格托里克斯。罗马军队在从阿尔卑斯山挺进苏格兰和莱茵河的路上，沿途留下了许多长方形的军营。罗马的士兵训练有素，每天在敌方土地上行军结束时，都按照标准的设计安营扎寨。按照这样的标准设计，罗马军营的周围有4个门，中央有一块广场，奇怪地与中国的典型城市设计非常相似，也成为被罗马人所征服地区的主要城市的模式：在伦敦、科隆和维也纳这些现代城市的中心，地下都留有古罗马方形军营的遗址。

不过，在实现了平定安宁的罗马帝国内部，征服者没有建造工事：“大多数高卢城市起初都是开放的居住点，没有设防。”此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含义——开放的城市、安全的道路、西欧广大地区形成大一统。当然，这种和平需靠别处建造的防御工事来保障，但究竟是如何保障的，却是撰写罗马史时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古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防御工事是实实在在、人所共见的，最明显的是哈德良长城中段。标志着罗马人挺进不列颠北部纵深的安东尼长城的遗址也仍然隐约可见。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边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沙漠边缘的非洲战壕，以及从亚喀巴湾和红海北部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源头的叙利亚边墙，至今尚可看到它们残存的部分。这些防御工事是有些现代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合理边境”，还是仅仅标志着古罗马军队的有效控制线？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经济的边缘地区往来征战，防止动乱势力坐大；这类势力有些是地方性的，有些却构成战略性的威胁。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古罗马人像在印度的英国人一样，明确地知道哪些地方能够防卫，哪些地方防卫不了。虽然在实际防卫的过程中，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采取不同的方法——首先靠强大的中央军队，其次靠有力的地方防卫，再次是两者并用，不过最后一种办法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反对勒特韦克这一论点的人（Benjamin Isaac）认为，罗马人并没有如此全面一致的战略，尤其是在东部边境地区。本杰明·伊萨克认为，罗马对波斯和安息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侵略性的政策，因此，东部的防御工事应视为供罗马远征军使用的保险的交通线；C·R·惠特克（C.R.Whittaker）则认为，许多边境地区动乱不断，古罗马建造的防御工事，如同古埃及人在努比亚的碉堡或1954—1962年间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建造的工事（莫里斯防线），是为了挡住匪寇，不让他们骚扰和平的农耕者。

可以肯定，几乎在任何地方，只要建立起了中央权威，就必然会建造战略防御。其中有简单的，如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的英格兰和凯尔特人居住的威尔士分隔开来的奥法堤，不过在它那个时代，它一定是一项浩大的举措，为挖土而耗费的人工日不下好几万个；也有像中国的长城那样时至今日仍然神秘未解的复杂工程。较难确定的是这些防御的具体职能，因为它们的职能各不相同，无法笼而统之。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接壤处的军事防线（krajina）肯定是为了阻隔土耳其人的，但建造这样的防线意味着土耳其的力量强于奥地利，虽然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更加久远。相比之下，18世纪60年代为保护不列颠南部和东部海岸的港口而花费巨资修建的一连串碉堡（到1867年，有76座碉堡完成或在建）是对法国威胁这一幽灵的反应，可能它证明了英国人本能地对铁甲舰艇不放心，不相信它们能提供有效防卫，而他们对木头墙这方面的能力倒一直深信不疑。路易十四沿法国东部边界建起的碉堡链是侵略用的工具，借以一步步地把法国的力量延伸到哈布斯堡的土地上；俄国的沙皇从16世纪开始逐渐向东部大草原纵深修建的一连串由临时性碉堡组成的碉堡线（cherta）更是如此。沙皇此举是为了把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挤到乌拉尔山以南，为俄国人开辟一条去西伯利亚定居的通道。然而，要延长碉堡线，必须有哥萨克人的帮助；哥萨克人尽管不太热心，但还是提供了帮助，可他们没有意识到，碉堡线的一个职能就是把他们的自由居住区纳入莫斯科的控制之下。

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并列为最伟大的边疆历史学家的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这种半防御、半压迫的作用正是中国长城的写照。特纳在他1893年向美国历史学会提交的著名论文中指出，美国不断移动扩展的边疆使任何愿意西进的人都能得到免费的土地，在形成美国人充满乐观、活力和好奇心的民族性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决定了美国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特性。与其形成对比的是，拉铁摩尔说中国的长城是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边境。它确实移动过，先是把诸侯为保护自己的地盘而建起的各段城墙连接起来，最后，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长城沿着灌溉的农田和由河谷和草原组成的牧区之间的界线确定了下来。然而，拉铁摩尔认为，秦朝和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掌握不好长城的合适位置；有时它向北推进，把黄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收入怀抱，有时又放弃那块地方；长城西部直伸向青藏高原，那一带的长城多有加建和改建；最终，把所有的分支都算上，长城全长达到了4000英里。拉铁摩尔说，所有这些起伏变化与其说见证了王朝力量的兴衰，不如说是对一个虚幻目标的追求。中国的历代皇帝确实想在适于耕种的土地和只适宜游牧民族放牧的草场之间建立“合理的”边界。然而，这样的界线并不存在，因为这两种土地之间不仅存在着一个混合生态区，而且这个地区随着广袤的欧亚大陆纵深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或湿润的条件而不断移动。朝廷把汉族农民迁往边境地区垦荒，企图改造生态环境，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Schlimmbesserung）。迁去的移民，特别是落户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农民，在气候转旱时也被迫转而从事游牧，结果更壮大了一波又一波攻击长城的马背上的人群；骑马民族的进攻也使得边疆地区官员为使祖祖辈辈居住在中间区的半游牧民族实现汉化所费的心力付诸东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一直保留着自古以来把农田和农户隔在外面的城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王朝强大的盛世，城是朝廷行政的中心；在外族入侵的乱世，城仍然牢牢保存着帝国的传统，而征服者也总是被中华帝国的传统所驯服，最终实现汉化。城墙和长城一起，被正确地视为文明的象征，仅在明朝期间（1368—1644年）就完成了对500座城池的城墙的大修。然而，无论是城墙还是长城，都不过是帝国制度的道具，而中华帝国的根本力量在于中国人关于恰当社会秩序的哲学信念。这样的信念之所以维持不坠，不是因为它们被自上而下推广到了全社会——它们基本上只是士绅和官宦阶级专有的文化财产，而是因为入主中原的异族人人数较少，并且由于他们所属的草原社会经常在边境地区与中华文明有所接触，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有了微妙的汉化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城本身就是推广文明的工具；它是一片隔膜，强大的思想透过它流向外面，教化着不断想冲进来的野蛮人。

西方古典文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野蛮人对他们的攻击从来没有停过，而在那些野蛮人中，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罗马文明的人太少，不足以维持文明对他们的影响。从公元3世纪中期起，随着蛮族日益频繁地深入高卢抢劫掠夺，省级官员开始用围墙把内地的城镇保护起来；然而，即使到了5世纪，也还只有48%的城镇建起了城墙。在意大利的波河河谷以南，只有罗马有城墙。沿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海岸修建了碉堡链，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边墙也得到了加固。但这些前线防御一旦被突破，整个西罗马帝国就成了俎上之肉，任人宰割。罗马帝国完结后建立起来的蛮族王国起初不需要建筑城防，恐怕它们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建。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阿拉伯人、中亚大草原来的人——这些完全没有受过罗马文明影响的外来者在历次入侵中长驱直入，没有任何战略防御的阻拦，进入内地也不必攻坚，因为基本上没有碉堡。难怪查理曼大帝把欧洲重建为一个泛欧洲国家的巨大努力都消磨在了对付这些野蛮人的攻击上面。

最后，西欧又重新建起了防御工事，但中国皇帝若是看到其建造的模式，一定会大惊失色。1100—1300年间，贸易出现了复兴，这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可能应该归因于同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欧洲人口的增长，从约4000万增加到约6000万。人口增长造成了城镇生活的复苏，而城镇则通过货币经济的增长获得了用来保护自己免遭外来危险的资金。比如，比萨在1155年花两个月绕城挖了一条渠，第二年又建起了带有望塔的城墙。然而，新修了城墙的城镇不是利用自己的坚固防御来拱卫皇家的权威，而是借此向皇家要求各种权利和自由；比萨建造城墙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a）的反抗。与此同时，一个会使中国皇帝更为坐立不安的现象是，西欧各地称霸一方的强人开始大肆兴建防御工事。开始只是简单的堑壕，自10世纪起，出现了气势更大的护堤，最后是真正的石头碉堡。有些碉堡的主人是国王或他的亲信大臣，但慢慢地，大多数碉堡都成为抗拒君命的逆臣或狂妄自大的野心家修建的非法（“有违君臣等级”）建筑。那些人声称，他们修建碉堡是因为邪恶的北欧海盗，或阿瓦尔人，或马扎尔人来势汹汹，所以他们需要安全的地方来驻扎战马和战士。事实上，在既没有战略防御，也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欧洲，他们因势成事，称霸一方。

北欧海盗入侵前，法国的普瓦图地区只有3座城堡，到11世纪，城堡数目增加到39座；10世纪前，曼恩地区一座城堡也没有，到1100年就冒出了62座；别的地方也是同样的情形。如此大规模的建造最终抵销了碉堡给它的主人在地方权力斗争中带来的优势。每一个强人都拥兵自重，结果反而谁也当不成霸主，更遑论与中央政府合力抗击外侮，只落得地方战争烽烟处处。按照规矩，建造防御工事需要国王发放的执照；至于没有执照的工事，国王的大臣只要有机会就予以拆除。然而，建造城堡可以很快——100个人10天内就能垒起一道小护堤，但一旦建立起来，如果主人拒不听令，攻陷并拆除城堡就困难得多。面对坚固的城堡，所有攻城的手段都显得渺小无力，这个真理自从耶利哥建成直到火药发明之前，一直颠扑不破。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描绘围城战的图画和雕像，还有攻城器械及手段，包括攻城槌、云梯、攻城塔车和地道，使历史学家惊叹不已。关于希腊围城战的文字叙述表明，早在公元前398—前397年，就出现了最早的投掷器——弩炮。对攻城槌最早的描绘是在埃及出土的，刻在公元前1900年的一座雕像上。那个攻城槌看上去非常单薄，但上面似乎有顶棚保护；对云梯的描绘还要早5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了一座约公元前883—前859年间的宫殿，墙上的浮雕描绘了一个安装在带轮架子上的攻城槌，比埃及雕像中的那个威武多了，另外还有一个工兵挖墙的场景。在美索不达米亚还出土了另一个公元前745—前727年间的浮雕，上面雕有一架攻城塔车；到那个时候，人已经学会了建造坡道、填满护城壕、借塔车攀上城墙墙头；为向城堞上守军放箭的弓箭手提供保护的大型盾牌显然也已成为围城器械之一。历史记载中还提到火烧城门，甚至烧毁碉堡的内部设施；另外，在可以做到的情况下切断水源，当然还有断粮，这些也都是标准的围城战术。

因此，火药发明前的一切围城手段都是公元前2400—前397年之间发明的。除了断粮，没有一个手段能十拿九稳地，或哪怕是相对有效地，攻破城池。据古典战略家波利比乌斯说，围城战最有可能速战速决的情况是守军自满懈怠，或突然袭击以攻其不备。还有一个办法是收买变节者，比如，1098年十字军攻克安条克，靠的就是安条克城里有人变节；许多其他城堡的陷落也都是因为出了内奸。没有这些，围城战会持续好几个月，除非攻城者能找出城防的薄弱环节或设法制造薄弱环节。1204年，敌军是利用一条用于排出粪便的没人守卫的厕所下水道攻陷了盖亚尔堡的；1215年，约翰国王围攻罗切斯特城堡时，用在城墙下挖沟再用火攻的办法——用了40头猪的猪油——弄塌了城堡的东南角，但城堡最终陷落还是因为守军断了粮；那次围城持续了50天，是在那之前以及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英格兰最大的围城战。

1099年十字军只用一架攻城塔车即攻陷耶路撒冷是一个例外，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守军力量薄弱，部分的原因是攻城者的宗教狂热。总的来说，火药发明之前，只要城中物资储备充足，围城战中占优势的总是守方；而且，中世纪西方的围城战有一条规矩：攻守双方事先就时限达成协议。时限一到，如果守方没有援军来突破包围，城里的人就可以开城离开，攻方保证他们毫发无损。由于攻城的军队自身也可能粮食不继，更有可能因营房恶劣的卫生条件而生病，所以这样的协定对任何守军来说都是明智的选择。

因此，在火药发明之前的任何时期，如果因存在着关于攻城手段或器械的描绘，就认为它们在“战争的艺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种论点我们应抱以极度的保留。对战争的艺术描绘总是突出可能的和耸人听闻的因素，而并非写实；从这个角度看来，埃及和亚述的壁画和浮雕中对王师攻城胜利的描绘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可靠再现，正如大卫和格罗为拿破仑所做的英雄肖像不是对他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情景的真实描绘；描绘战争的艺术作品和过分的夸大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自从第一个征战的国王命宫廷画家为他画像以来即一直如此。防御工事以及所有攻破它们的行动都是描绘战争的艺术家所喜欢的题材，他们对攻守双方互动的错误描绘很可能严重歪曲了我们对火药发明前防守战的理解。

这段关于防御工事的插曲可总结为以下几点：在火药发明之前，高墙深壕、粮草充足的防御工事一直很难攻陷；这样的防御工事也许是战略防御的一部分，但经常是对中央权威的违逆，或者是威吓自由民或农民的手段——这个问题以后会进一步探讨；战略防御从来难以与自然边境相吻合，它的建造、维护、供应和驻守耗资巨大，它的力量归根结底在于它所保护的国家的意志和能力。建起防御工事希望就此一劳永逸“是徒劳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