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问题再次出现。由于德国的机械工业必须集中资源制造坦克、飞机和潜艇，汽车运输力发展不够，而且反正也经常缺油，结果德国军队征用的马匹甚至比1914—1918年间都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征用了275万匹，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用了140万匹；大部分马匹都死于战争期间，苏联红军在1941—1945年间征用的350万匹马多数也在服役期间死去。只有美军和英军能够用汽车为前线的部队运送军需，这要归功于美国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独一无二的生产力。事实上，美国丰沛雄厚的资源不仅能完全满足本国的陆海两军对卡车和燃油的需要，而且还为苏联红军提供了395883辆卡车和270万吨汽油。苏联人后来自己坦承，他们就是靠了这些卡车和汽油从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挺进柏林的。
工业时代的大战期间，铁路、马匹和汽车运输所承受的负担比过去，包括火药时代的军需供应线的负担大得多。使用冷兵器的军队需要携带的只有食物、饲料和装备，如帐篷、工具，可能还有架桥设备；使用火药的军队所需的弹药量也不大。然而，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工业通过碾轧钢板和浇铸发动机部件而实现了交通运输的革命，也生产了大量的炮弹和子弹供军队使用。弹药消耗量因此而成倍增长，比如，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炮兵部队有246门炮，战役中每门炮发射了约100发炮弹；1870年，在19世纪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色当战役中，普鲁士军队发射了33134发炮弹；1916年7月1日的索姆河战役打响的第一周，英国的炮兵发射了100万发炮弹，总计约20000吨金属和炸药。如此大量的需求在1915年引发了一场“炮弹危机”，英国启动了紧急工业化方案加快生产，还向其他国家产能有余的工厂下了巨额订单，这才补足了炮弹的短缺。自那以后，英法两国的军工生产再没有出过岔子；法国人在战前原计划每天消耗10000发75毫米口径的炮弹，到1915年把产量推至每天20万发的水平；1917—1918年间，法国为来欧作战的美军提供了1000万发炮弹，供美军的法制大炮使用；美国空军投入作战的6287架飞机中有4791架是法国制造的。德国尽管因协约国的封锁而被迫使用硝酸盐的人工替代品，但它的炸药产量从1914年的每月1000吨增加到1915年的每月6000吨；就连备受轻视的俄国工厂系统也把炮弹的产量从1915年的每月45万发猛增9倍，到1916年的450万发。
19世纪发展起来的欧美军工产业的能力和复杂性史无前例。石器时代的人挖掘燧石，制造燧石用品，形成了商业规模，但青铜武器和甲胄的制造一直是小型的手工业。铁的到来导致了产量的增加，甚至促成了生产的标准化：罗马军队掌管着一个军工厂网络，由它们生产军团用的带环铠甲、头盔、剑和投抢；国家高度重视工人的技术，398年甚至发布法令，规定给他们打上烙印，以防他们逃跑。然而，蛮族入侵后，武器制造再次成为私人作坊的生意，虽然制造锁子甲的技术因为难度很高，所以纳入了国家管理之下。779年，查理曼大帝发布敕令，向外国出售锁子甲的商人一经发现即没收其全部财产；这个敕令于805年再次下达；据估计，查理曼的骑兵作战时所穿的锁子甲总计重量有180吨左右，相当于帝国内所有制甲工匠几年的产出。
制造金属盔甲无论是冶金技术还是成型技术均极为复杂，因此更缩小了制造的范围；最好的盔甲出自皇家工场，位于格林尼治的皇家工场是英国的盔甲制造中心。然而，金属盔甲的制造工艺达到顶峰的时候恰值火药面世，不仅使金属盔甲迅即成为明日黄花，而且催生了对火药、弹丸、火炮和个人用火器的需求的飙升。开始时金属弹丸贵得离谱，于是石匠扩大产品范围，去做石头替代品。火药生产的一大限制是天然硝酸钾，即硝石的奇缺。直到19世纪发明出人工合成的技术之前，硝石作为细菌对尿液和粪便产生作用后的产物，通常只能在洞穴或畜栏里找到。很多国家都直接控制对硝石的采集和使用。虽然火器制造日益被纳入国家垄断（比如，英国的伦敦塔中就有国营兵工厂），但私人枪炮工匠也批量生产枪支，这类私人枪炮工匠主要集中于较小的德意志邦国。然而，火炮的铸造从一开始就牢牢地把握在国王手中，随着15世纪末火炮革命的来临，国有兵工厂的历史遂真正开始。
铸造火炮的工艺最初是铸钟工发展起来的，只有他们知道如何把熔化的金属汁浇铸为大型物品（这项技术是8世纪发明的），他们使用的金属是当时认为唯一能抵抗火药冲击的青铜。然而，16世纪期间，人们开始试验铸铁；最初的产品只能在海上使用，因为铁炮造得比青铜炮厚重，好足够结实，能吸收火药的后坐力。后来，所有攻城用的大炮和船上的火炮都用铁来铸造了。与此同时，对铸造技术进行试验改进后，生产出的青铜野战炮也比过去好用了许多。1734年受雇于法国政府的瑞士人让·马里茨（JeanMartiz）认识到，炮管如果先铸成实心，然后再镗削出内膛，要比像铸钟那样铸成空心的更好。镗削可以使弹丸和炮膛契合得更紧密，因此减少达到某个射程所需的火药，最终减轻火炮的重量，增加其机动性。在马里茨的时代，镗床靠水力驱动，还没有达到足以镗削炮膛的力量，但马里茨的儿子造出了非常合用的镗床，也因此而被任命为吕埃尔皇家兵工厂主管，后来又被擢升为法国所有其他国有铸炮厂的主管。
英国在1774年引进并抄袭了法国镗床，但一直到火药时代结束，法国国家兵工厂生产的大炮仍然优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大炮，这主要归功于伟大的炮兵专家让·格里博瓦（JeanGribeauval）在1763—1767年间推行的标准化和合理化进程；他造的大炮到1829年仍在法军中服役。不过到那时，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商业力量开始出现压倒国家兵工厂之势；最后国家兵工厂终于不敌，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以蒸汽为动力从煤矿中挖出大量的煤，再用煤将炉中的铁矿石化为铁水后进行大规模制造，这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到19世纪中期，成功的制铁商掌握了大量的资金，只要银行家同意某个事业有利可图，马上可以拿出钱来投资。最初投资的热门是铁路、火车、铁甲船和工业机械；随着陆军（和海军）日益扩编，制造舰只、炮场和士兵所需要的大大小小的各式枪炮成了诱人的赚钱机会。英国的一位液压设备制造商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 Armstrong）在读了关于大炮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效用的报道后，认定是“把军事工程提高到目前机械制造水平的时候了”。他很快开始为陆军制造大型线膛火炮，为海军制造的火炮更大；1857—1861年之间，他设在埃尔斯威克（Erswick）的工厂制造出了1600门后填式线膛炮。不久，同是英国人的惠特沃思（Whitworth）也涉足大炮制造，和阿姆斯特朗竞争；他们两人都享受政府补贴来试验对大炮的改进，但也都遇到了来自海外的竞争。
德国埃森的钢铁制造商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1850年以前就开始试验用钢制造枪炮，并在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后膛填弹的钢制大炮。钢这种金属不易加工，人们对它的特性尚未完全掌握，克虏伯做的许多试验品都太脆，试验时一发炮炮筒就爆裂了。最后他终于掌握了相关的技术，1863年，他得到了俄国的大量订单，生意开始盈利。到19世纪末，许多军队都装备了克虏伯制造的口径从77毫米到155毫米的钢炮（1914年他研制出了420毫米口径的大炮），但那些军队不包括英国、法国、俄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俄奥两国自己也建起了兵工厂。克虏伯生产的11英寸口径的舰炮在性能上比英国13.5英寸口径的舰炮更优越。
与此同时，在私人企业手中，小型武器制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类私人企业的中心在美国。主要集中于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发明者和制造商率先采用了“零件互换”的概念。他们使用以水为动力，后来由蒸汽驱动的自动或半自动铣床高速准确地按要求制造出各个零件，因此而完全去除了用手工打磨零件使其合榫这一成本昂贵的环节。19世纪50年代期间，来福枪迅速取代了滑膛枪；制造来福枪只需半熟练工人就行，由他们把筐子里以上述流程做出的零件组装起来；卖方可以保证，买方买到的所有来福枪都是同等质量。这个流程很快也用于生产新来福枪使用的金属弹壳，英国的伍尔维奇兵工厂在19世纪50年代安装了重复性弹壳加工机器，产量很快就达到每天25万颗。
出于对产量过剩和国内市场饱和的担心，军火制造商不停地寻求比现有产品更新的设计，并向海外开拓新市场。这方面美国人又是站在发明者的前列。法国在1870年提出了枪炮匠一直孜孜以求努力完善的一种武器——机关枪——的实用模型。这种机关枪比较粗陋，而且只是半自动的。包括瑞典的努登费尔特（Nordenfeldt）和美国的加德纳（Gardner）在内的好几个发明者你追我赶地争相研造性能更优越的商业模型。胜出者是美国人海勒姆·马克沁（Hiram Maxim）；他1884年成立的公司生产的机关枪名副其实，每分钟能射出600发子弹，靠的是一个利用每一颗子弹爆炸时产生的能量来驱动的机制；马克沁机关枪的枪手实质上不过是穿军装的工业流程操作工人，因为他做的事只限于扣动机关枪的扳机，再就是使用机械装置把枪口转来转去进行扫射。
1914年卷入世界大战的所有国家的军队都配备了机关枪和杀伤力较小但原理一样的后装弹小口径连发步枪。这些枪支的射程是1000码，500码内可以准确命中，在战场上立刻成为防御的法宝；冒着它们的火力发动步兵攻击会遭受惨重损失，甚至全军覆没。从步兵挖掘战壕作为藏身之处以躲避倾泻而来的钢铁之雨那时起，将领们就一直在苦思破解之道。最先尝试的办法是增加大炮的部署，结果却是双方的火炮互相消耗，战场被毁，加之国内的炮弹制造业和接近前线的军需供应不堪重负。第二个办法是坦克的发明，但生产出来的坦克数量太少，坦克也速度太慢、太不灵活，无法根本性地改变战局。大战接近尾声时，双方都寄希望于新发明的空中工具来打击削弱对方国民的士气和生产能力；然而，那时的重型飞机和飞艇都不具备改变大局的攻击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是因为高级指挥层发明或使用了新的军事技术，而是因为工业生产对人力的无情消耗。德国在这场“物资战”（Materialschlacht）中败下阵来几乎是个偶然，协约国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战败国，而俄国在1917年也的确尝到了参战的苦果。不断扩大军队，购买越来越昂贵的武器——这些就是各国总参谋部对政府建议的办法，说靠它们可以确保和平；如果战争爆发，也可以靠它们赢得胜利；但既然各国都如法行事，这些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就都互相抵销掉了。胜败双方都被供应和后勤的负担压垮了。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的战胜国却靠着供应和后勤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且除了悲痛伤心以外，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很晚，当时也基本上没有军工产业，因为它1865年后致富靠的是面向国内的、非军事的工业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1941年就加入了战团，而且在之前的两年间一直在加紧发展军工产业，为英军，后来又包括苏军，提供对纳粹德国作战的军需。在大萧条中遭到重创的美国工业拜重整军备之赐得以复兴，但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经济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快、最持久的扩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0%，它的作战物资生产所占工业总产出的百分比从1939年的2%猛增到1943年的40%，而且美国生产作战物资基本不靠贷款，而是靠收入供资。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5%，工厂利用率从每周40小时增加到90小时；结果造船业的产出增加了10倍，橡胶产量翻了一番，钢产量几乎翻了一番，飞机产量飙升11倍——“二战”中主要参战国制造的75万架飞机中，30万架是美国出产的，只1944年一年，美国就制造了90000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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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败了德国和日本的是美国的工业，还有提供了军需运输手段的美国造船业。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发展的商船运输能力超过5100万吨，包括万吨级的自由轮和胜利轮，还有T－2型油轮。美国采用了革命性的预制件造船法，操作起来，一艘轮船从开始建造到下水只需4天零15小时；在建造自由轮的高峰期，每天都有3艘货轮下水。大西洋战役中使用远程飞机和护送商船的航空母舰——均为美国制造——打败了德国的潜水艇，但即使没有远程飞机和航空母舰，以美国造船的速度，德国的潜艇也不可能击沉如此之多的货轮。
因此，历史上最大最残酷的战争是靠供应和后勤打赢的。这一事实确定，在未来常规军队之间攸关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成败的关键是工业能力，而非任何其他因素。1945年后尚未发生这样的冲突，这要归功于美国在取得空前工业成就的年代里同时发明了战场作战的替代品——原子弹。人类自500年前开始寻求把作战依靠的力量从人力和畜力转为可储存的能量，原子弹是这个技术发展历程的顶峰，而求索的努力始自火药的发明。